20年前，在中国的南方，一个伟人重启了改革开放的航程。从此，中国改革再度出发，以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前列的增长速度，创造了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回顾当年情境，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围绕改革的性质、改革的方向和改革的目标等诸多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改革事业因此蒙上阴影。在这样一个时刻，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巨大影响力固然缘于其积淀的权威，但斯人而有斯言，却仰赖个人的胆识、智慧和敏锐的历史自觉意识。

    南方谈话，改革之幸，更是中国之幸！

    20年了，中国和世界一样，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有两个指标颇能说明这种变化的广度和深度：一是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是据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的消息，中国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人口，比重达51.27%。第一个数据说明，和改革开放之初相比，解决温饱已不是当前中国人最重要的任务，第二个数据昭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已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进入到现代市民社会。

    这样深刻的变化无疑拜南方谈话之赐，雄辩地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业绩。但任何一种变化又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当下民众的诉求已经大大超越生存需求这样的初级阶段。如何面对和适应这种诉求，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呈现：既是对一个伟人的缅怀，更是为了从中吸取资源，解决现实的问题。

    首先，邓小平启动改革的经验可以为今天的改革提供镜鉴。

    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充分证明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类似的“证明”可以不断罗列下去，而一个最重要的“证明”则应该是，证明了民众发展自己的迫切愿望和潜伏的惊人能量。邓小平于南方谈话中对民众的这种愿望和能量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不仅是农村，行政权力对市场干预的减少不也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关键吗？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这段历程，中国人称为“改革”，而放在世界的坐标上，显然又是一种与世界接轨的尝试，遵循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既定逻辑。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也只有具备这种气度和胸怀，中国的改革才真正是“面向世界”的改革。

    其次，在“改革动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改革阻力加大”的今天，尤其需要重唤那一份胆识、智慧和历史自觉。

    新上任广东省省长朱小丹近日坦言：“接下来的改革需要勇气，要突破既得利益格局”。和20年前主要来自意识形态的干扰相比，当下改革的困难显然是加大了，因为当阻力来自实实在在的利益集团时，改革能否启动本身就已成为了一个问题。

    如何突破既得利益格局、凝聚社会共识，使中国改革涉过深水区，步入光明前途，仍然必须回到邓小平的改革范式：面向世界，相信民众。而在当前条件下，改革的突破口在于，鉴于基本公共服务不充分、不均等和社会发育不足、社会自组织的能力太弱的困局，把社会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先导。不难看出，这些改革无一不是在呼应着民众的权利诉求，也无一不是在沿着先进国家城市化现代化的道路前进。

    20年前，中国大地传唱着一个“春天的故事”，20年后，怎样不辜负这个故事，是执政者的道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