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纪委的最新消息，2010年我国纪检监察部门处分县处以上干部5098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804人。与2009年相比，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同比增长三成。据对这804人进行分析，被惩处的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占绝大多数。另据河南省纪委统计，自2006年以来，先后有22名县委书记一把手被惩处，县级一把手成了贪腐高危岗位。有学者概括：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四五把手服从真理。体制因素决定了一把手较容易演变为腐败分子。笔者承担的研究课题，曾对一把手的贪腐现象做了归纳和概括，具体提炼为几个“一”，以便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
财务审批上——一支笔。许多贪腐分子都是独揽财务审批大权的一支笔。如北京市交通局原局长毕玉玺是典型的财务审批一支笔，局里财务唯有他签字才好使，甚至把局里的支票和财务公章放在自己的皮包中，不按规章办事，随用随添。财务审批上一支笔的一把手很容易就走上了犯罪之路。
选人用人上——一人定。这是某些腐败分子买官卖官的典型特征。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委原书记马德，在选人用人上组织部门和群众没有话语权，其副职也说不上话，一个人独掌选人用人大权。他把工作重点不是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上，而是卖官上，有些职务和位置甚至是明码实价。一些基层干部就是干得很好，口碑很好，不送钱他就不提，而就是不干事甚至是不干好事，钱送到位了他也提。这些人的所做所行严重破坏了党的形象，阻碍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民主集中制上——一霸主。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邓小平的阐释是：“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有些一把手完全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如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把民主集中制当成一种摆设，当成通过个人意见与想法的程序，他这个一把手把自己当成班子中的霸主。党委会成为通过其个人意见的会议平台，或是通报并通过其个人意见的程序。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如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等也是这样走上了犯罪之路。
权力运行上——一把抓。有些贪腐的一把手对权力、特别是对人财物等实权十分眷恋，不讲班子分工，把实权全部抓在手中。有的专家学者曾对走上犯罪之路的一把手做过理性分析，指出这些人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不讲究班子的团结与分工，人财物实权一把抓或一把搂，就是不管虚的机关党建、信访和难办的民生工作。
监督制约上——一空文。许多一把手的岗位成为重灾区或高危岗位，与对其监督失控是分不开的。目前，尽管中央及有关部门对权力监督制约问题十分重视，但由于体制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使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制约可以说是一纸空文，贴在墙上、讲在嘴上就是不管用。结果在现实中出现了：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虚、纪检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新闻监督太弱。在客观上助长了一把手的贪腐。对此，山东省泰安市委原书记胡建学说的很直白，官当到我们这个程度，就没有人监督了。无人监督也就无法无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被称为卖官书记的王先民对办案人员说：“在宕昌，没有人能够监督我这个县委书记，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不了，本县的检察机关监督不了，就是上级监督也存在不到位的情况。”这表明我们的体制、机制对一把手权力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存在许多问题。
腐败主体上——一家人。近些年由于党中央反腐败的高压政策和打击力度，迫使贪腐分子改变了贪腐策略，他们通吃窝边草，即专门收受身边及走得很亲近人的财物，又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一家人的团伙腐败，使一家人成为腐败的主体。
公开形象上——一假象。有些贪腐分子常常把自己的丑恶面掩盖起来，以廉洁、廉政等假象展示给外界和群众面前。如浙江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就是一个将本质隐藏，把假象外现的贪腐分子。在广东工作期间，在人前装廉政，下属收一个手机，他大会小会反复批甚至大骂，逢会就讲纪检工作人员的廉政，给人以清正廉洁的假象。在人后王华元则上百万、上千万地收受贿赂。在老家安徽省为退休建了别墅，在墙壁上安放声控的保险柜，其声控的话则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多么绝妙的讽刺。还有一些贪腐分子受贿很多钱，但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穿得很破很旧，装得俭朴。如，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孙善武及其妻子，收受几千万，一方面向社会上捐献一点小钱，给人以慈善的假象；另一方面吃穿又相当的寒酸，给人以俭朴的假象。这些人更为狡猾、奸诈，给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的课题，加大了反腐败的难度。
总之，监督并打击一把手的贪腐已成为反腐败斗争的艰巨任务和重点，对一把手的监督已成为反腐斗争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尽管党中央及有关部门制定并出台了诸多规定和政策，但仍需要深入研究一把手监督制约规律，制定切实可行的监督制约机制。本文仅是对一把手贪腐现象进行归类和总结，目的是在加强对一把手监督实践中把握其规律，在遵循反腐败规律过程中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以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成效，确保“十二五”目标和任务的实现。（祝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