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大可
　　
　　上海80-90年代的城市美化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从黄浦江上观察两岸将不难发现，东方明珠、国际会展中心、金茂大厦等构成的浦东高楼宛如婴儿头上的稀疏毛发，尚未衔接成基本的建筑轮廓线，而浦西的外滩建筑构成的优美轮廓，也就是那个“历史文化遗产”的视觉主体，却已经遭到了瓦解。那些无序耸立的西部超高楼宇，尖锐地刺破外滩楼群的边际线条，把它变成了一团“乱麻”。作为城市第一景观的外滩，正在面对严酷的美学打击。
　　
　　摩天大厦的大面积崛起，无疑是高楼崇拜的直接后果。在对建筑高度的夸耀中，凝聚着权力、征服和区域统治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还渗入了高楼顶部的设计程序。上海和北京的许多高楼都拥有古怪的圆形“帽子”。从北京流行的琉璃瓦人字巾帽，到如今京沪两地同时兴起的冠状顶盖，高楼戴帽运动可谓方兴未艾。但千篇一律的“帽子”切断了楼体立面的连续性，令都市景观变得滑稽可笑起来。它们完全违背了建筑美学的内在逻辑，并为北京和上海制造出新的视觉公害。
　　
　　上海到处分布着此类耗资巨大的“遗憾的艺术”。而正在努力成为“世界都市”的上海，却已面对世博会和国际化的严峻挑战。北京目前已拥有了某些精彩的建筑方案，其中受到激赏的是国家体育馆“鸟巢”方案，若是加上库哈斯的央视大楼方案和保罗·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方案，便形成了标志性建筑的三位一体，它们势必成为北京超越上海的“秘密武器”。与此相反的是，上海至今仍在“高度情结”中徘徊，热衷于夺取全球第一高楼的名声，并未从建筑想像力、造型独特性以及跟历史文脉的有机衔接入手，去构筑21世纪建筑的宏大格局。若不尽快调整都市视觉战略，走出这一理念误区，上海仅剩的那些景观优势，也将丧失殆尽。
　　
　　作为都市历史文脉的四大旧式民居建筑体系，正在遭到现代化运动的摧毁。它们分别是：以上海老西门为核心的晚清建筑群（这部分早已荡然无存）、石库门建筑群、工人新村建筑群和原租界洋房建筑群。其中除了洋房尚有一些“存留价值”、而石库门则在“新天地”的虚假语境中得到“重生”外，另两类民居都面临被彻底清除的厄运。混凝土运动开始了自相残杀的进程。以曹杨一村为代表的工人新村所受的歧视尤为严重。它们竟然被视作文化丑陋的象征。但作为城市的意识形态记忆，它有权得到与其它建筑群相同的“庇护权”。至少,它的部分建筑应当以“旧居”或“博物馆”的形式得以“超生”。
　　
　　作为政治乌托邦建筑，工人新村的繁华只有二十年不到的光阴，随着文革的到来，新村开始受纳大批居住困难户，从而变得跟石库门一样拥挤不堪，最终和所有的住宅一样，跻身于都市贫民窟的行列。工人新村风化成了贫民大杂院，在社会变革的风雨中飘摇和零落。国家产业工人及其工人新村的幸福命运，终究还是遭到了历史的无情瓦解。
　　
　　作为工人新村早期样板的曹杨一村，其现实际遇已受到媒体的热烈关注。这个以工人新村冠名、以外来流动人口和产业工人“不肖”后代为主体的新式贫民窟，正在面临拆除还是保存的两难困境。而在我看来，无论它是否能充当20世纪上海的标志性民居，毕竟曾经主导过50～60年代上海的建筑意识形态，成为国家主义的理想生活样板，并照亮了大跃进时代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前景。它几乎是那个历史时期最典范的水泥见证。在早期工人新村被大批拆除的今天，保留曹杨一村作为都市历史的文脉，已经迫在眉睫。
　　
　　目前流行的怀旧主义思潮，热衷于保存和还原殖民地时代的建筑，似乎只有49年以前的建筑或者朱家角之类的乡村遗物，才具有文化价值。这是一个极其可笑的谬误。在城市改造运动中，正是这种谬误导致了工人新村的大面积消失。如果不作挽救努力，那么作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样本的曹杨一村的死亡，将变得不可避免。
　　
　　不妨把曹杨一村改建成博物馆式的村落，其间设置50～60年代的博物馆，每一套单元就是一个主题展室，还原和重现当时人们生活起居的场景、他们使用的器物、服饰、书信、日记，他们的留影和声音，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信仰……。除了规范的展室，还可以考虑开放少数居民的家庭，以真人秀的方式向人们传达一种源自五十年代的生活样式。在新村内的道路两边，除了大幅政治标语，游客还可以访问五十年代的烟纸店里、理发室、老虎灶和绸布店，并从那里购买当时的日用品和享受一种旧式服务的风情，如此等等。否则，再过50年，我们的后人将不得不制造大批假古董来祭奠那段令人感怀的历史。
　　
　　另一个必须指出的建筑弊政是，目前各地展开的都市美化运动，不仅填平了大量小型河道和池塘，而且还要修改那些曲折而富于变化的自然河岸，把它们拉直，再用丑陋的水泥加以固化，将其改造成一些线条僵硬的人工水渠，穿插在更加硬化的都市地块之间，完全丧失了泥土和植被的天然趣味。城市河流的这种全面“渠化”，不仅破坏了景观的曲折优美，而且也破坏了生态型泥岸本有的泄洪功能。我们所面对的所谓“亲水”运动，其实不过是一场“亲水泥”运动而已。混凝土阻拦了我们和自然水系的历史联系，把它变得了一场虚情假意的都市蜜月。苏州河早已如此，而淀浦河的大部分河段，同样悲惨地面对着渠化手术。
　　
　　作为都市建筑的主要环衬的大型乔木，也无可避免地卷入了被砍伐、削除和替换的命运。为了打开道路两边混凝土建筑的视觉空间，90年代初期的淮海路改造工程、外滩改造工程和南京东路步行街工程，都把清除高大乔木作为重要目标。除了淮海路的梧桐树后来得以补种之外，外滩和南京东路至今都是纯粹的水泥世界，只有少量小型乔木、灌木和草皮作为点缀，在夏季，整个道路完全裸露在酷热的阳光下。房地产商构筑的各种建筑小区，也大都断绝了大型乔木和民居的亲密关系。那些树龄悠久的乔木被移栽到一些新兴的街边绿地，但它们已失去生长了数十年的繁茂枝叶，被光裸而僵硬地插入大地，仿佛是一些毫无生气的木桩。
　　
　　对泥土的敌意和轻蔑，和对高大乔木的排斥一样，起源于一种“反面的乡村记忆”，而这正是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最危险的信念。城市化等同于混凝土化，这个理念已经成为决策者乃至普通市民的基本信条。为了寻求所谓“现代感”，以上海、北京和广州为先锋，整个中国都加入了城建的混凝土暴政。除了被少数长得很像塑料的人工草地覆盖的土地，几乎所有的泥土都已被水泥所囚禁。灰色混凝土层阻隔了人与自然的联系，令城市面容变得僵硬和冷漠起来。不仅如此，大都市的这种混凝土运动还具有普遍示范意义，它们向中小城市提供了有害的样本，令都市硬化危机在各地广泛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