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两会”前夕，几位全国政协委员探访了北京最大的年轻低收入群体聚集地唐家岭。对于媒体争相报道“政协委员流泪探访‘蚁族’”一事，“蚁族”的内心五味杂陈：“我们愿意相信他们的探访和眼泪是真诚善意的，但是我们不需要同情的眼泪。”“我们也是正常人，过着自己的生活，不想成为聚光灯下的‘特殊群体’不断‘被消费’。”一些“蚁族”年轻人直言：“请政治作秀和杞人忧天离我们远一点”；“不要居高临下地打量我们，我们过得很好，也需要尊严”。更有“蚁族”担心这些会加速“蚁村”唐家岭的拆迁，他们因此不得不加紧寻找下一个更加偏远的容身之处。
我们不需要昂贵的“被改善”
对于众多低收入大学毕业生来说，唐家岭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它的“生活成本低廉”。每月以350~700元的价格租下一个20平方米带厨房、卫生间的单间，也可与人合租，平均每人每月只付100多元。唐家岭有自己的市场，果蔬价格是市区的一半，在村里的饺子馆花上10元钱就能买两大盘饺子。加之交通便利，成为在中关村、上地附近工作的“蚁族”的首选。
张欣，27岁，来自湖南，毕业于一所民办大学，目前在银行做业务员。张欣是典型的“月光族”：每月房租450元，水电费40元，上网费100元，自己做饭伙食费可节省到300元，交通费150元，与女朋友长途电话费150元，生活用品约100元，平均每月1500元的收入只够勉强维持生活。
3月17日，北京市市规委发布消息，唐家岭地区将实施旧村整治改造，拆除非法和违章建筑，建造白领租赁公寓。对此，“蚁族”似乎并不欢迎：“盖白领公寓，有几个能住得起啊！就算户型小，价格肯定也会高出咱们现在的房租。”“政府一厢情愿为我们改善居住环境，到时环境是改善了，但是生活成本肯定也就高了。如果有钱住白领公寓，我们还搬到偏远的城中村来干吗？”
“一旦白领公寓建成，房租涨了，到时恐怕连基本生活都维持不了。”张欣无奈地说。
甄真，25岁，山西人，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生，目前在广告公司做职员，每月工资加业务提成、奖金等平均4000元，家境也比较富裕。甄真很漂亮，也喜欢打扮，当问及以后是否打算搬进白领公寓时，她算了这样一笔账：现在700元的房租住的是整个唐家岭条件最好的房子，有厨房卫浴，干净整洁，“一旦房租涨了，就会挤占其他花销，我可不想每天掰着指头攒钱逛街。我不愿意把钱花在什么白领公寓上，能住就行了。”
我只是尚未成功
李婷，女，25岁，北京某名牌大学会计系09届毕业生，现在一家食品公司做办公室工作。“因为是私人小公司，人少，制度也不规范，公司里大事小事、分内分外的都得干，有时就自我安慰，就当是老板对我的信任和锻炼吧。”从毕业到现在半年多，李婷有一半时间都在加夜班，晚上9点后回家已经成了常态。然而，与繁重工作量不成正比的是每月不足2000元的工资，对此李婷虽然并不满意却也从不抱怨：“收入的事情不能强求，刚参加工作缺少的就是经验，现在正处在为了尽快成长而付出的阶段，不能只盯着回报”，“老板已经开始让我接触会计的事务，有机会学习本专业的实际操作是一件特赚的事”。
中科院硕士毕业生刘晴说：“烦透了媒体和公众对我们生活的主观臆想，我们只是处于奋斗期的年轻人，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一团糟’。我们挣的少，但是这里生活成本低，勤俭节约小日子照样能过得舒舒服服。我们精心收拾这尽管只有巴掌大的临时居所，我们快乐地打扮自己，我们积极地工作，我们在脚踏实地积攒能量。我们不需要同情。”
虽然被外界称为“弱势群体”，“蚁族”的自我定位并不“弱势”，他们相信：“有必要时放低身段，未来才能提高身价”。
群居，大学生活的延续
作为低成本的居住方式，“群居”在蚁族中颇为普遍，对于某些“蚁族”来说，“群居”是他们最熟悉和乐意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王学敬，研究生，现任上地某科技公司技术支持工程师，月收入四五千元，这在唐家岭绝对算是“高收入”了，但他依然和几个同事挤在房顶上加盖的小“阁楼”里，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放着两个上下铺床，4个人一起分担每月600元的房租。“不光是为了省钱，更重要的是我们大学的时候就是同学，现在又很幸运在一起工作，我们愿意继续像大学时那样过集体生活。”
林伟莉，本科毕业后的两年里一直和别人合租，合租的女孩儿换了一拨又一拨，但她从没想过搬出去自己住：“从小过集体生活习惯了，现在特怕一个人住，太孤独，而且女孩儿自己住有时也不安全。”
不回去，是怕嫁不出去
大城市激烈的就业竞争压力以及依然高涨的房价，引发了一场“去与留”的辩论，政协委员杨澜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建议“蚁族”大学生到二、三线城市发展，但对一些大学毕业生来说，是“想回也回不去了”。
他们认为：首先，并不是所有专业都适合回乡发展，比如IT产业到了乡镇或者二、三线城市，可能更加难有用武之地。第二，对于大多数没有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回乡后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人脉都需要自己单枪匹马地重建，而在自己大学所在的大城市，起码还有同学和老师等社会关系。第三，对于很多单身青年来说，回乡意味着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尤其是女生。25岁的吴艳丽来自河北农村，大学毕业两年了没找到理想的工作，一直在北京“漂”着。“家里希望我能回去，去年亲戚在县城帮我找了份还不错的工作，但是干了不到两个月我就又跑出来了。主要是和周围的人没办法沟通，很郁闷。家里一直催着找对象，可是留在县里或者农村的青年大多跟我没有共同语言，和我条件差不多的大学毕业生又几乎碰不到。继续待在县里，恐怕最后我只能做大龄‘剩女’了。”(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实习生 王叔坤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