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多年，中国遭遇到多次经济危机。这些危机都被成功化解了，更准确地说，被转嫁了。经济在快速增长，消化掉了相当大一部分被转嫁的危机。危机承受者仍有痛苦，只是他们没有话语权，而代表他们说话的人说他们很幸福。这些是没有经济危机的经济危机，危机没有外爆，却内爆了。

    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把社会系统分为9个子系统——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教育、科学、宗教、艺术、生态。这9个子系统相对封闭，发挥不可替代的功能；同时也彼此开放，因此才能共同组成社会。如果没有封闭性，子系统将失去自我规定性，如同被巨兽吞食的小动物，也就没有这个子系统了。只由一两个子系统组成的社会必定是畸形的，没有长久发展可能。

    卢曼的理论是分析经济的“中国模式”的有效工具。中国的快速增长主要在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子系统，而经济又附属于政治，并因此获得政治性。由于政治在中国具有庄严的神性，经济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畅行无阻。于是，这两个子系统挤占了其他子系统的空间，把它们变成政治或经济的附属物——假如它们还保留了原来的某些特性。

    在此期间，中国经济遭遇多次危机和严重挑战。唱衰者一次又一次失误，主要因为他们的目光聚焦于经济这个子系统，认为经济的水池将很快满溢，危机将爆发，但却忽略了经济可以向其他水池灌水，也可以向社会中下阶层转移危机。

    社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当其他子系统受到侵蚀乃至沉重打击时，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子系统肯定不能独善其身。

    由于权力的泛滥和灌水，应有的联系被割裂，市场间壁垒在强化。据《参考消息》译载《纽约时报》4月28日的文章，美国卡车司机的小时工资是他们中国同行的68倍(2010年，美国的人均GDP“只有”中国的11倍)，后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中国的公路运输成本却高达美国的1.6倍。当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时，高企不下的内陆运输成本在割裂国内市场。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德国统一的起点是各邦市场的一体化，20世纪的欧洲一体化也是从市场开始。由此反向推论，这种割裂对中国可能造成的长期危害或许不尽在市场上。

    这些年来，中央政府为降低其他子系统里的水位做了很多努力，如取消农业税，要求取消暂住证，喊出控制房价的口号，还要求禁止暴力拆迁。这些努力是好的，但与灌水的速度相比，还差了不少。社会大系统池子里的水继续上涨，高额的维稳费就是证据。

    即使美国也不能经常向外大量排泄污水(如量化宽松)，因为这必然损害它的信誉，而信誉是国家力量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权力向本国国民转移经济风险的政府不多，它们也不应这样做，尽管它们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正常国家中，没有什么唯一的大事要其他事一律给它让步；社会各系统之间是并立的，没有严格统属关系。

    社会水池的总容量不是一个确切可知的数字；容量还有一定弹性，其限度不可确知。在另一方面，社会领域内的数学模型与实际有较大出入，水管进水量和排水量又总被虚报，而蝴蝶拍打翅膀引起的“意外”降水更是不可预知。这些不确定性要求决策者尽可能减少灌水(即使他们有灌水的权力)，并预留行洪区。

    当然，还有更好的办法：停止灌水；如果还出力排干系统内的寄生虫、瘟疫横行的死水潦，清理生物不能存活的污水池，那就再好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