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母亲，你带着心酸离开我们多年，可你的勤劳、你给我们的爱点点滴滴都在我们心里。
　　
　　农历甲申年七月十五日“鬼节”，依照惯例，我携妻挈女，于深夜时分，来到安昌河畔，于乱石杂陈，茂草凄迷处，临凝滞河水，迎炙面熏风，祭奠母亲。
　　
　　一对红烛，一柱线香，一封米花糖，妻子默默焚化纸钱，女儿跪对红烛线香，把米花糖搿碎，轻轻撒向明灭不定的纸钱，柔声柔气的呢喃：“外婆，我们看您来了，给您送米花糖来了”。
　　
　　掐指算来，母亲已过世二十六年了。二十六年前—一九七六年，那是所有中国人痛彻骨髓的岁月。在这一年，父亲自杀，一个礼拜后，母亲抱病而逝，紧随而去。带着对我们姊妹的眷恋，带着对父亲的忏悔，带着她终身的无奈，带着对我们的隐忧，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一
　　
　　同所有的中国母亲一样，自从有了姐姐、我、小妹之后，她把全部身心，瘦小身躯内的全部能量，给予了我们。
　　
　　她又同大多数中国母亲不同，由于嫁给一个伪政府小官吏，她卑琐、胆小、怯懦……这一切，都为使我们成人，今后能安身立命。
　　
　　母亲生于一个贫寒之家，外公早亡，外婆孀居。幼小时便出去帮佣，因为春节时在雇主家不慎摔坏杯盘，便像“祝福”中的祥林嫂，被主人家视为“诲气”，犯了“年忌”，还遭受了比祥林嫂更悲惨的境遇。当即被主人捆在庭前大树，双手被竹片打得红肿，还不许哭泣，在刺骨寒风中等外婆前来赎人。折磨她的主人当时是县城南华宫的一位大户人家。
　　
　　成年后，遵照当时“三从四德”、“女大当嫁”之规，早早填房于一位大她二十余岁的伞帽商人。有了姐姐后，伞帽商一命归西，母亲被其大儿子逐出家门，只好带着姐姐依傍外婆，母女俩靠缝补浆洗，艰难维持生计。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时逢大华纱厂来绵招工，母亲撇下幼女，远行广元。四十年代的中国纺织工业，其工人工作条件之恶劣，比夏衍的《包身工》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母亲讲，每天劳作十几个小时，每人照管多台织机，忙得来例假换纸都没得空闲，经血就顺着库管往下淌，最厉害时，连鞋袜都洇浸得红糊糊的。
　　
　　后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轰炸大后方，大华纱厂未能幸免于难，被迫停产。母亲准备返家时，重庆战时保育院到纱厂招收保育员，母亲一生的转折由此而始。因为母亲面目姣好，幼小即给大户人家当侍女，手脚勤快，自身又清爽利落，被保育院选中。到重庆后，父亲时任战时救济处工作人员，负责保育院的后勤供应，一来二往两人在重庆结婚。
　　
　　这段时间，应该是母亲一生中的亮点吧，虽然父母从没对我提起过他们在重庆的生活，但从我家保存的老照片看来﹙此照片在文革初被母亲焚毁﹚母亲时年不到三十，着一袭旗袍，披肩齐耳卷发，丰腴秀美，顾盼生辉。是啊，有了爱巢，生活有了保证，小女﹙姐姐﹚也接到身边读书，一家人苦尽甘来，其乐融融，居家过日子足矣！
　　
　　二
　　
　　人生遭际，家庭聚合，均置于社会，国家这个大环境之中。尤其在历史变革的重要关头，在沧海桑田动移之际，个人之命运，家庭之兴衰，无一不随九鼎重器的更新而沉浮。当然，生活的浪花依旧昼夜不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人生的河道里汩汩流淌。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长河终究要荡浊杨清，奔腾向前，共产党人缔造的新中国也要在大破大立中除旧布新，走向辉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的独裁，国民党官员的腐败，金圆卷风潮带来的经济奔溃，为人民大众所痛恶。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国民党下层官吏，对时局丧失信心，转而向光明靠拢，以顺应潮流，以求自安。
　　
　　此时的母亲，就是一个居家过日子的家庭妇女。对于即将高陵深谷的大变迁，处于浑沌之中，她只知道物价一日数涨，仅父亲的薪水难以持家，身处“陪都”，“米珠薪桂，居大不易”。绵阳的老母令她牵肠挂肚，在多次劝说，苦求，甚至在父亲接到南京方面通知，要其飞南京，败退台湾而犹豫时，母亲不惜带着姐姐给父亲下跪，用女性的柔韧，哀哀亲情，说服了父亲，于四九年举家返绵。
　　
　　随后，绵阳解放。新政府海纳百川，延揽四方，因父亲小有文化，被县工商联安排在当时的“四友饭店”担任会计。年已及笄的姐姐也报名参军，后又保送到绵师校学习。这一段祥和的日子，阳光灿烂，柳绿春浓，日子安定，生活有望，母亲晨昏奉老娘，夤夜侍夫婿，有了我和小妹。五十年代的日子着实让人留恋，霜露同均，艳阳普照，共和国肇基之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真是国祚鼎新，国运昌隆呀！
　　
　　这是母亲生涯中最为宁馨，温暖，安康的日子。千辛万苦辗转成人的女儿，已是解放军的一员；令人羡艳的一龙一凤﹙我和小妹﹚已呀呀学语，为邻里称道。在这段美好日子里的一段美好往事，使我常常怀念母亲帮扶邻里，助人为乐的殷殷关爱之情，这也是五十年代淳朴的民风使然。
　　
　　这个十分可笑的故事，其中贯穿着浓厚的迷信色彩，荒诞的，然而是美好的祈祷。现在回想起来，仍叫人喷饭。而母亲却做得那么认真，那么虔诚。
　　
　　那是我五岁时，八月十五瓜果飘香的季节。在一个月色皎白，清辉迷蒙的夜半时分。我被母亲拍醒，惺松着睡眼来到后院一簇冬瓜藤旁，母亲让我亲手摘下躺在黑黝黝蔓藤丛中，泛着银白色亮光的一个小冬瓜，由我亲手抱着，屏声静气，回到院子里，进入张阿姨家。一对大红蜡烛流淌着喜庆的泪水，四、五个大嫂大娘笑嘻嘻地迎候着我们，母亲将我抱到张阿姨床头，但见张阿姨侧身而卧，双目微闭，满脸红晕。母亲把铺盖揭开，示意我把小东瓜放在张阿姨怀中。当我的小手触摸到张阿姨柔软温热的胸脯时，能感到张阿姨被电击时的颤栗，阿姨那好看的凤眼渗出滢滢泪珠，阿姨那银盘般的面颊更加潮红，幸福、吉祥、喜庆笼罩着烛光辉映的小屋。第二天早晨，张阿姨和她婆母喜孜孜地到我家，送我一双小红鞋，一只大苹果，对母亲千恩万谢：“廖孃，道谢了。昨晚上童子送子，道谢了！”事后，我问母亲，为啥子要半夜给张阿姨送冬瓜，母亲说：“你张阿姨快三十了，还没有娃儿，小孩子送冬瓜，她好生娃儿。”这就是五十年代流行于川西北民间的“偷青送子”，其充满怪异、荒唐的喜剧色彩让人忍俊不禁，但其中蕴含的助人为乐，邻里帮扶的传统美德，在母亲这一代普普通通的中国妇女身上，却得到致真致诚的体现。
　　
　　母爱是伟大的，她不仅爱家庭，爱子女，还爱一切需要帮扶的人。
　　
　　惜乎这短暂的宁馨被一波三折的政治运动击碎。出于历史的需要，共和国根基的稳固，“肃反”全面展开。曾在伪政府供职的父亲，被统一集中到县公安局全天候监护，交代问题，洗心革面。这对于不晓政事，不知世事的母亲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天塌地陷。顶樑柱没了，衣食无靠，生计无着，一对小鸟依人的儿女要养育，风烛残年的外婆要侍奉，这对一个柔软的中年女人来讲，多难呀！事后，听母亲讲，在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曾想到过轻生，或是我在睡梦中的呀呀呢喃，还是小妹骤然惊醒的哇哇啼哭，使她挺了过来。为了油、盐、酱、醋、柴、米、茶，她像莫泊桑《项链》中银行小职员的妻子，走出家门，背负起生活的重担。
　　
　　白天，她背着小妹在小西门河坝﹙今碳码头污水提灌站﹚拣白石头，变卖给竹藤社﹙钢改厂前身﹚。夜晚和外婆给“连升旅馆”﹙旧址在北街﹚浆洗被盖，以维持简单的生活。对已上小学的我，压以生活重担。规定我每天放学后，挑一担小撮箕，一把扫帚，从居住地小西门步行到红联社，沿着小火车道拾煤渣，扫煤屑，用这些黑色可燃物混合黄泥，搓成煤团，以替柴火之需。现在回响起来，母亲这一无奈举措，对自己儿女太严酷了吗？试想，夏日酷暑，骄阳似火；冬日严寒，朔风凛冽；一个三尺应门小童，追逐风驰而过的火车，奔忙于漫天黄尘之中，待装满两撮箕煤屑碎渣，已是日落时分，灰头土脸，从红联社回到小西门要歇脚五六次，磨红了稚嫩的双肩，麻木了细瘦的小腿。儿是娘的心头肉，母亲忍心吗？母亲在无意间使“我的大学”从这里开始。时至今日，这段经历仍时时警策着我，要勤劳，自立。身处华堂之时，不要志骄意满；遭逢困境之中，不要穷愁潦倒；要用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
　　
　　半年后，父亲回来了，虽然说清了问题，他的双手没有沾染共产党人的鲜血，但由于他在伪政府的经历，和那个特殊年代的政治需要，我们一家人被纳入另册，属于当时居委会“十红包一黑”的监控，改造对象。但政府还是给父亲以出路，安排到饮食公司甜食店任会计，但工资陡降，生活过得紧巴巴的。
　　
　　三
　　
　　转眼到了六十年代，“小四清”再起。父亲从会计岗位清洗下来，安排到富乐山商业农场劳动。家庭全由母亲超持。此时的她，已由当年丰腴的少妇，被生活煎熬成面皮黛黑，削瘦干枯的大嫂。
　　
　　严峻的政治压力使母亲卑怯，懦弱，接人待物小心翼翼，对居委会的大小干部唯唯诺诺，必恭必敬。每逢居委会安排义务劳动，母亲都满口应承，并把我和小妹带上，全家悉数出动，打扫卫生，清运垃圾，植树，挖渠，抢着做最苦最脏的活。由于她在保育院护理过幼童，邻里小孩出生，她总要帮忙洗浴，教年青的父母换尿布，为婴儿裁剪缝补衣裤。真心的付出使邻里对我们家宽容，同情，包括居委会的干部。
　　
　　经过多次申请，由于母亲的人缘，被居委会吸收进新办的石粉厂。这个厂的产品就是把河滩里的白石头制作成石粉，销往玻璃厂，其工作流程是，将洗净的白石头倒进一个深埋地面，漏斗状的铸铁碓窝里，用人脚踩铁锥头，靠其重力将石头击碎成石粉，再用筛过滤，打包。天哪，那是怎样一个环境：歪斜欲倒，榫木结构的房屋内，水流漫地，粉尘飞扬，每人一只黄渍渍，脏兮兮的口罩，鼻子眼睛白扑扑的，活脱脱一个个“白毛男女”。这就是那个年代原始，粗放的手工业作坊，不知道什么叫环保，对工人们也没有相应的劳动保护措施。挥汗如雨的母亲正用她衰老体魄内，仅存的即将干枯的鲜血，在支撑这个家庭，供养我们啊！殊不知，一种可怕的职业病—矽肺病，正慢慢地，悄悄地，销蚀着她赢弱的躯体，点点滴滴榨干她那行将干涸的鲜血。
　　
　　在这超强度，超负荷的劳作中，母亲的心变硬了。凭她直觉，家庭经济的拮据，社会地位的低下，都因父亲的历史问题所致。每月父亲一次短暂的归家，她都冷言相对，大多时因经济与父亲吵闹，过后又掩面而泣，还坚持与父亲分房，每晚拥着小妹而卧，一直到病亡。﹙过后，听大姐讲，母亲四十岁时已绝经，个中缘由乃心力交瘁吧﹚。
　　
　　日子尽管艰难，阴霾中还时时透进些许阳光，少时的天伦之乐依稀可记。夏天的夜晚，在后院井台旁，我们围拢在母亲身边，母亲用蒲扇拍打着蚊虫，在蟋蟀唧唧的轻喧声中，在星星眨眼的蓝天帷幕下，刚冲过凉的母亲身上逸出淡淡清香，原来是怀中的小妹在摆弄母亲项下的栀子花，母亲给我们讲“安安送米”，“目连救母”；严冬的寒夜，朔风叩门，室内暖意融融，我们一家人环炉而拥，围着红红炭火打扑克牌“拱猪”，谁当了“猪”，就罚她在下巴上贴纸条，掏炉灰，烤红薯片，母亲当“猪”的时候最多，经她掏过的炉火最旺。此时的母亲慈眉善目，脸颊泛红，怜爱地看着我们大口朵颐着烤得香喷喷的红薯片。
　　
　　生活是艰难而贫困的，母亲全力以赴撑持这个家，也仅能以稀饭咸菜为一日三餐，以供儿女果腹之需。但中国妇女天性中有一种基因，能想出许多妙法巧方，使单调的饭桌上多一个菜碟，能增添需些亮色，使粗沥的饭食可口爽口，使儿女们能多盛一碗饭，长身体强筋骨。夏天，母亲会到附近农村贱价买一些刚收割的瘪胡豆，把它炒脆，起锅时趁其高温，倒在已预备好的一钵从泡菜坛内舀出的老盐水淬泡，待半个小时后，在老盐水里发胀的炒胡豆籽粒饱满时，母亲将其捞起，浇少许红油，再拌以翠绿的青葱，其酥、脆、绵、辣、咸让人口水四流。我和小妹每次都要吃得肚儿滚圆才下饭桌，母亲有时还会就着盐渍胡豆抿一口小酒。秋天，母亲会去农村帮当地农民挖旱芋子﹙此种作物八十年代已不再栽种﹚，从土里挖出可以食用的球状块茎，再把地面上肥硕如酒杯大的紫红色叶杆﹙该叶杆农村用来喂猪﹚成捆运回家，撕掉表皮，切成寸许，拌盐装进麻袋，上面压以石板，榨干水份，辅以剁碎的干辣椒，搅拌均匀装坛，半月后食用。整个秋冬天，我家饭桌上总有一碗紫霞霞红亮亮的芋荷杆榨菜，嚼在嘴里脆生生麻酥酥的，没有胃口都要多吃一碗饭。因家庭贫穷，不懂事的小妹看见邻居家小孩吃糖果时，缠着母亲要，母亲就自制米花糖来满足我们的零食。每有爆米花小贩叫卖时，母亲就叫我舀一碗米，加工成一大烧箕爆米花，拿回家，加少许菜油，再炒，至爆米花籽粒缩小时，舀进面盆，浇以事先兑好的红糖水，用手将其归拢压平，冷却后切成小块。至此，油浸浸脆生生的米花糖做成，看着小妹拿着自制米花糖在同伴面前招摇时，母亲欣慰地笑了，有时还叫小妹拿出几块与小伙伴分而食之。母亲也偏爱这种食品，有时她会自己拿一块掰碎，用开水搅拌成糊糊，品尝这甘甜的米花糖，直到晚年。记得小学课本上，有朱老总亲笔撰写的文章—《我的母亲》中曾深情的忆及朱母做的有滋有味的杂合饭，少时朱老总就在杂合饭中成长。天下母亲都一样，都要倾其所能，想方设法在稀饭咸菜中多出花样，让儿女们在黑黑的小饭桌上吃饱，在有滋有味的咀嚼中忘却暂时的贫困，为一日三餐而乐，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严酷的现实使母亲过早为儿女的前途超心。背负着父亲的包袱，儿女能有多大出息呢？能有一份工作，养家糊口足矣。所以，她对我的学业不太关心，反倒谋划起要我学一门手艺，早日参加工作的事来。小学毕业考初中时，母亲要我不再上学，去跟一个木匠学手艺。我当然不依不饶，坚决抗争，并要在成都工作的姐姐回家支持我，姐姐少有严厉的数落，使母亲流下愧疚的泪水，姐姐对我学费的承诺，使母亲少许慰藉。记得上初中考场的早晨，母亲破例煮了两个鸡蛋，说是定心蛋，上了考场不慌。捧着这热乎乎温嘟嘟的鸡蛋，我无言以对，怜子，爱子，望子之情，尽在其中。
　　
　　四
　　
　　初中毕业时，恰逢“文革”肇始。母亲更加忧心忡忡，加之我自觉属“可教育子女”之列，就离校归家，因无所事事，提出去石粉厂帮工，母亲断然拒绝，声称，那个地方是你去的，你年纪轻轻，得了肺病怎么办？抄家风最盛之时，她又安排我和小妹到成都姐姐家暂避风头，送我们上火车站时，母亲神情木然，叮嘱道：“要抄家就我一个老婆子，莫把你们吓到了。”老鸟护雏，殷殷之情，枯树遮阳，荫蔽小草。母亲啊，你的羽翼已经老化，筋骨已经僵硬，在电闪雷鸣的暴风雨中，你那凌乱的秃翅能庇护自己的一对雏儿吗？
　　
　　最痛莫过六八年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下达后，母亲夜不成寐，几度辗转，形销骨瘦，白发倍增，一天劳作下来，躺在马扎上发怔。家里发生了我下不下农村的大讨论，父亲默默抽烟，一语不发，母亲破例对我发火，“你下去了今后上得倒街啵，你就挖一辈子月亮锄头！”“我不下乡，那个给我安排工作？”我以此质诘母亲，母亲只有无言以对，喉头壅塞，轻声抽泣，红肿的双眼已流不出泪水了。还是姐姐反复规劝，用类似我们家不少的例子开导母亲，权且随大流，将来再想办法等等。“早晓得硬是不该生你们。”母亲幽怨的目光射向父亲，火辣辣的。
　　
　　在临下乡的晚上，母亲第一次讲述了她的身世，大姐的血缘关系，说罢号啕大哭，我也流泪向母亲保证，到农村好好挣表现，争取早日返城。这言不由衷的话语使母亲更加哀哀而泣。她心里明白，儿子返城的希望近乎于零，眼睁睁地看着稚嫩弱子被洪水激浪从自己身边卷走，又无能为力把行将溺水的儿子救助上岸，这揪心的疼痛是何等惨烈！冷静之后，母亲毅然决定，让正在读小学的妹妹终止学业，随侍身边，她不能让最小的女儿重蹈我的复辙。
　　
　　两年后，知青大招工开始。经公社多次推荐，我因家庭问题脱招。母亲绝望了，于绝望之中，想出一个既无奈又愚蠢的主意，决定跟父亲离婚。她带着小妹，徒步三十余里，来到我所在的生产队，郑重其事地向我宣布这一决定，并说：“离婚后，你们跟我姓，我是城市贫民，你招工就硬扎了。”此时，我少已更事，这不是掩耳盗铃么？招工政审表父亲一栏怎么填写，虽已离婚，父亲的政治面貌就能消失么？至此，父母关系冷若冰霜。母亲彻底拒绝父亲回家，倔犟的父亲也断绝了家里的经济来源。
　　
　　母亲已罹患“夕肺病”，但她自己并不知晓。她经常咳嗽，胸部闷胀，死神正向她一步步逼近。但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使她不得不用恹恹病体支撑着家徒四壁的穷家，超心着儿女的前途。然而，在当时情势下，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妪，还背负一个“反属”的身份，又能做些什么呢？为小妹能得到居委会推荐的一份临时工，她每月从油盐钱中狠抠硬攒，积存到一定数目时，便去“黑市”买十几个鸡蛋，夜间守候于居委会干部门前，有时一站几个小时，等客人出来后，卑微地奉上这份薄礼。或是母亲木讷的哀求，或是良知闪现，动了隐侧之心，小妹得以在中药材站做上了临时工。对我所在农村的书记、队长进城时，她总要将其接待家中，用仅有的酒票、肉票尽情招待，恳其推荐我进城。一个既无社会地位，又无文化知识，拙言寡语的老妇人，为改变儿女命运，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霜露所均，无分异类。在七五年的大招工中，我被城内一家不甚看重政治条件的搬运社吸纳，好歹跳出农门。而母亲已油干灯暗，奄奄一息，到了“矽肺病”晚期。我用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工资，买了一只母鸡回家。母亲蜗居病榻，桌残几缺，痰盂内血丝倏倏，怵目惊心。母亲匍匐在床上，大口喘气，如风车在喉，直吆喝背疼，我把她翻直坐起，好轻啊，不觉五内俱焚，泪流满面。母亲，你操持了一辈子，就为我们成人，在我们有了归宿时，你却大限已近，你是在用行将枯萎的生命，干涸的鲜血在滋养我们啊！
　　
　　母亲用直直的眼神望着我，“我要吃米花糖”，我一溜烟小跑，寻遍全城副食店，买到两封米花糖，掰碎就着开水让母亲咽下。母亲小憩片刻，小声念叨，我这个病医不好了，你们也大了，把老头子喊回来，前两年我伤刺了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母亲临终前挂念着全家每一个人。
　　
　　人类所有情愫中，唯亲情第一。她能融破坚冰，能化绝望为希望，还能拒绝死亡。父母团聚后，许是几十年相濡以沫的亲情，还是我和小妹命运的有了希望，或是全家人精心的呵护，母亲的病体竟渐渐好了起来。然而，精通医道的姐夫却不以为然。他私下告诉我，母亲因为心情舒畅，病灶暂时得到了控制，她这个病是治不好的。
　　
　　果不其然，隔年夏秋之交，母亲病情陡然加重，开始咳血，因肺功能丧失，气喘气促，整夜不能安眠，天天消瘦，日渐枯槁。
　　
　　就在此时，祸不单行，性情耿介的父亲因对农场领导体罚行为抗议时，脱口而出你搞法西斯，而遭到批斗，后还胸挂黑牌在农场示众，饱受羞辱的父亲，当天夜里跳进了农场的水库。父亲告别人世的原因有二，一是母亲已病入膏肓，晚年丧妻，哀莫大焉；二是他时年已满六十，长年劳作，血压偏高，曾几次请调回城，哪怕在饮食店洗碗，但始终未被允准。处此绝望之境，哀莫大于心死，倒不如闭眼轻松，彻底去除烦劳。父亲的自杀，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特殊悲剧吧！
　　
　　父亲死后几天，我和小妹为父亲丧事奔忙，母亲由疑惑而察觉，或许是多年夫妻间第六感觉，使她猜到父亲已不在人世。在询问我们几次之后，她处于半昏迷之中。等大姐回家之后，对我们吩咐后事。现在还记得，母亲脸色蜡黄，两边颧骨泛起大片红晕，因大口喘气，话音微弱，断断续续，我跟老头子走了，你们都长大了，给妹儿找个好人户……室内空气窒息了，几只苍蝇在母亲额头上聒噪，痰盂内那滩猩红的血液在放大，在扩散……我们操劳一生的母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这一天，是七六年农历七月十五日。
　　
　　母亲走得太早了，她才活了五十多岁，在儿女成人，各有归宿之际，她带着心酸，带着绝望，带着忏悔，又带着欣慰，离开了我们，在另一个世界与父亲汇合，去寻觅冥冥中的净土，去永远地休养生息了。
　　
　　安息吧，母亲！
　　
　　红烛将烬，涪水流咽，我把米花糖掰碎，撒在青烟缭绕的纸钱堆上，一缕清风徐来，米花糖在纸钱的暗火中跳跃，啪啪爆响，我暗自祷告：母亲，您走好，大姐已退休，现儿孙满堂；小妹家庭幸福，儿子大学毕业；我也即将退休，无后顾之忧，您和父亲还好吗？
　　
　　母亲，明年这一天，再来给您送米花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