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治城市病，也为了北京的可持续发展，近日召开的北京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了北京应控制人口总量，并且是以产业结构调整，以就业引导人口流动，减缓中心城区人口流入的压力，优先为那些符合首都发展需要的专业管理和技术人才解决落户问题。
　　
　　有优先解决，也就有相对的“排斥”。尽管北京市官方的言论中，并未明确提出，北京该排斥怎样的外地人，但在民间，时常有这样的一种论调，即“北京不排斥外地人，但北京排斥低素质的人。”事实上，这样的论调，并不只是存在与北京，国内的许多大城市，几乎都有这样的声音。
　　
　　人的素质高低，是一个相对且复杂的概念。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也像曾经的小学教材里，长颈鹿、骆驼和小羊的故事，不同的动物，在食物的选择上，原本就不尽相同，也各有长短优劣。所以，排斥低素质的外地人，这样的认识，不仅涉嫌歧视，也是明显地无知。
　　
　　如果借用北京官方的表述，其所谓的对那些“符合首都发展需要的专业管理和技术人才”优先解决落户问题。实际上，暗含的潜台词，即北京不欢迎或者排斥的人，应该是指那些不具备这样专长和技能的人。如果按照现有的人力资源或职业划分来对号入座，这些外地人更多的应该是指那些农民工之类的普通打工者。
　　
　　但社会是真实的社会，不是什么理想国，再繁华、富庶，再国际化的城市，它的人口构成、社会构成、职业构成也一定是一个系统的机体。有高端，也必须有低端。有人才，也必须有工人。就像一只钟表，其之所以能精密运转，离不开所有的轴承、齿轮。美国纽约前段时间遭遇暴雪，环卫工人停止作业，只是几天的时间，城市垃圾遍地。而国内的东莞，当环卫工人因故停工，城市立即一片狼藉。仅以环卫工作为例，美丽的北京又有多少本地户籍的环卫工人？如果北京没有了这样的“外地人”，北京会是什么样？
　　
　　其实，北京的问题，并非简单地出在外地“低素质”人太多，更多的是出在城市规划、城市发展模式上，更多的是出在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合理。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积聚了太多的优质社会生活、发展资源。因此，北京要想破除城市病，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不是简单地排斥外地人，而是需要更科学的规划与发展，需要更合理公平的资源配置。至于用户籍制度去调控人，不得不说，这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是在走回头路。
　　
　　实践早就证明，户籍制度是一种明显带有歧视、不公的制度。从历史角度来看，户籍制度之所以出台，是当时的现实国情，即社会资源的极度匮乏。为了能让有限的社会资源保障城市居民的生活，我们才有了这世界上独特的户籍制度，甚至，我们的宪法还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给删除掉。
　　
　　户籍制度，是保证了城市居民的生活，但其背后，却是以牺牲农村地区、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数亿农民被死死地限制在土地上，才使得城市发展有机会轻装上阵。而早期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才使得我们有了初期的资本积累。换句话说，我们的社会经济起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牺牲一部分人权益才换来的。但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客观的条件，是我们的社会经济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任何制度，更该考虑的是公平。甚至，该优先考虑的是政策、资源向落后地区倾斜，是先发达地区对后发达地区，城市对农村的扶助。
　　
　　就像我们一直说，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这样的话，或许北京当地人并不爱听。但翻开北京发展的历史，没有全国范围内的“统筹”，北京能有今天？所以，逐渐发达的北京，应该有一种更宽广的胸襟，应该有更多的义务。如果说，北京真的要排斥外地人，那也应该是排斥那些占据北京的社会资源，却又不居住、生活、工作在北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