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北京《教育规划纲要》（下文简称《纲要》）正式公布。在此次公布的《纲要》正式版本中，征求意见稿中曾提出的“将制定来京务工随迁子女接受高中教育的办法，满足符合条件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需求。”“打造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绿色成长通道”均被删除。

　　去年7月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这被认为是教改的亮点之一，体现了国家直面教育公平严重问题，努力扩大教育公平的决心。晚于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出台的北京《纲要》征求意见稿，提到的相关做法，虽然只是对国家教改的对接与落实，但同样也被认为是北京教改的亮点，反映出北京作为首都的开明与大气，率先垂范落实纲要。而现在在正式文本中被删除，给人的感觉是，地方在推进这一改革时面对巨大的阻力，在打“退堂鼓”，国家教改能否落地悬念倍增。

　　就在前不久的两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目前正在和上海、北京研究，逐步推进异地高考，时间表不会长。这就让人困惑，北京既然已经准备推进异地高考，怎么却取消“随迁子女在京读高中”的条文呢？如果解决异地高考，不就是解决随迁子女在京读高中，以及读完高中在京参加高考上大学的问题吗？要知道，《纲要》是统领直到2020年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这一删除，是否意味着在未来10年，北京并不准备真正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包括异地中考、高中学习以及异地高考。

　　令人困惑的还不止北京的态度。就在3月24日，20名学生家长就流动人口子女在就读地参加高考问题再次向教育部递交建议书。教育部有关人士表示，“异地高考”正在调研，制定工作方案，但目前还没有出台的时间表。（京华时报3月25日）怎么转眼说法又变了呢？

　　这究竟是什么问题？在笔者看来，对于异地高考这样难啃的“硬骨头”，国家教改和地方教改的关系并没有理清，由此导致目前的困局。国家想交给地方试点，但地方不愿接手。改革就这样被耗着。

　　其实，地方教改出现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公众对大城市、发达地区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带头推进教改，促进教育公平，但地方政府首要考虑的是本区域内的教育问题。构思未来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站在地方立场而不是从全国角度去考虑，几乎是必然的。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政府的这种做法，会遭遇城市外来人口的不满，会引起舆论的质疑，但却由于“照顾”“本地人”的利益，而有不少的支持率。

　　明确哪些是国家层面推进的教改，哪些是地方可操作的教改，由此显得十分重要。如果把国家层面推进的教改，交给地方试点，这是地方试点所难以完成的任务。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就是国家层面的教改，根本不可能靠地方试点完成。不管采取何种方式推进异地高考，都涉及到全国范围内的高考考试组织、高考录取资源调配问题，这不是地方所能完成的。因此，在近期有关异地高考的讨论中，笔者注意到，有多位地方行政官员明确提到，这是全国性制度，不是地方所能出台的。包括已经启动异地高考试点的重庆，当地有关负责人告诉媒体，他们没有具体的方案，而理由是，“异地高考涉及到流入地流出地的协调，需要教育部全国层面的统筹。且改革办法涉及高考制度的公平、公开、公正，地方上不敢轻举妄动。”

　　与异地高考问题类似，推进大学去行政化改革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制定大学章程，等等，也是国家层面的教改，不是一地、一校的努力就能做到的。如果地方要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对于不属于地方管理的教育部直属大学，该怎样处理？如果由学校自己制订大学章程，这样的大学章程分明只是校规，而不可能成为学校的宪章。从目前的教改推进看，存在着国家层面教改和地方教改模糊的问题。已经启动的500项教改试点，都由地方或具体学校推进。其中，有一些改革试点，单从他们承担的改革所涉及的利益调整看，基本上就宣告了改革试点的作为不会太大。

　　这就要求教改对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责任、任务，进行全面的梳理、重新界定。以笔者之见，类似异地高考、高考改革、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这类改革，都应该在国家层面出台方案，并统一推进。为保证方案的执行力，应将方案提交全国人大讨论、审议，确定明确的任务与时间表，进而成为全国各地必须执行的方案。不然，教改就很可能在国家层面和地方之间拉锯、推诿，国家要地方有行动，地方不敢（也不愿）“轻举妄动”，最终难以落地，有“动真格”的行动，受损的还是老百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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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就读地参加高考”已提上议事日程

　　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昨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就读地参加中考、高考的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目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父母工作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已基本解决。近3年来，中央财政下拨62亿元，专项用于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政策，以确保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目前，有近80%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父母工作城市的公办学校就读。

　　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表示，教育部正在研究异地高考问题，但因涉及的人数较多，所以该问题比较复杂，北京、上海都在研究办法，教育部则主要和这类学生比较多的地方逐步共同推进异地高考，“首先把义务教育解决好，然后逐步解决高中和高考的问题。”

　　“就读地高考”已成为近几年的焦点教育问题之一。

　　“‘高考移民’更多的是因为某一地区录取分数线比较低，而去这个地方参加高考。”一位教育界人士在比较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就读地参加中高考和“高考移民”现象时说，一些省出台规范跨省流动高考的政策，“基本上是为了应对‘高考移民’问题，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一些正常的流动。”

　　袁贵仁提到的北京和上海，目前都在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就读地参加中考、高考问题上显得非常谨慎。24日正式发布的《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北京教改纲要》)在征求意见阶段曾经表示：“将制定来京务工随迁子女接受高中教育的办法，满足符合条件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需求。”

　　这一段公布后，一度在北京引起社会热议。一部分人认为外来人口子女应该享受市民待遇，另一些人则认为北京的教育承载能力有限，应制定相关的人口限制政策，不能完全放开。而在此次公布的正式版本中，流动人口子女在京读高中的这段最终被删除。

　　目前，北京、上海等地的高考录取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出于获得财政支持等方面的考虑，本部设在这两市的高校，在录取名额上对当地的倾斜显而易见。这一现象既成为社会各界要求全国统一高考分数线的依据，也使京沪两地成为“高考移民”的新目标。而在目前的语境下放宽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就读地参加中高考，无疑会冲击本地户籍学生的利益。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流动人口义务教育之后的升学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中考，一是高考。尽管有人认为，放开随迁子女在当地升学之后，会加剧城市人口压力、挤占教育资源，但这一观点本身就违背了教育的公平原则。同时，即便允许随迁子女在北京读高中，但若没有异地高考政策的保障，仅允许读高中也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副主任王烽表示，“就读地高考”问题之所以难解决，主要涉及户籍制度和录取名额分配的因素，“想要在长期范围内解决，自然要先解决这些核心问题。而短期的解决方案是将户口所在地的名额、录取率转移到就读地，但这涉及地区间的协调。”

　　王烽认为，地区间的协调需要相关各方有一个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