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那边十几度吧，热起来了哦！”这是爸爸在千里之外的电话那头的问话。我知道他是在看过天气预报之后才随口问我的。对长春的天气，爸爸远比我熟。
　　
　　“啊…对，是的！”其实我并不知道今天的温度，所以出门前习惯性的多穿了一件，热了一天。在长春这个地方，不关注天气是不行的，它就像恋爱中使性子的女孩子一样，总爱歇斯底里的发发脾气，可是爸爸总能敏锐的捕捉到它发脾气的规律。
　　
　　“你们那里今天零下二十几度，很冷哦！”爸爸有时会在电话那头这样说。
　　
　　“对，冷死了！”
　　
　　“加衣服没？”
　　
　　“……哎呀，加了！”其实我已冻得牙关相击，头皮发麻，好像心跳都停止了，但我的想象却没停止，我能看到爸爸听了这句“加了”之后的那张可爱笑脸。之后电话里的话，无非就是那几句亘古不变的样板戏：“学习学得懂吧？心情舒畅吧？和其他同学保持联系没有？钱还够用吧？——”我连敷衍的耐心几乎都快要崩溃了。
　　
　　“钱不够就要打电话…”
　　
　　这句话就是解脱我的妙音佛法，下一步就是挂机。耳根子算是清静了，但是心却不宁静！爸爸的形象像座大山似的的压迫着卑微的我，让我得不到一丝自由，我终于体会到亲情的可恶了，多少要想点爸爸的恶劣行径来缓解一下。于是想到男子汉大丈夫，这倒是一个可以诽谤爸爸的好工具，因为他向来是以“小人”的形象活在我脑海中的。
　　
　　记得高考前夕，爸爸常在电话里向我提供第一手高考方面的信息，包括各大高校的招生人数，录取分数，还有专业选择的方法等等。我并不奇怪他的博闻，因为爸爸从小就因为他是一个消息“神童”而福祸兼收。
　　
　　听他讲，他小的时候，全公社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台黑白电视，但是他却通过这寥寥可数的电视知道了许多可以向大家炫耀的新鲜东西，大至国家大事如西部大开发，小至明星绯闻如毛宁和杨钰莹的恋情。结婚后到浙江打工的他亦如此，每次回到家中，总要吹捧自己说：“我在现场看过冯巩说相声，还和羽泉握过手。”这事倒是真的，因为他是趁门卫不注意，一晃，就溜进表演现场的，他跟我们说时，还颇为得意他的机灵。大概是妈妈看不惯他的炫耀，或者看不惯他的不务正业，不顾我和哥哥的感受总和他闹矛盾。现在想来，妈妈确实棋高一着，为我找到了个攻击爸爸的理由：不务正业。由此一端，可以得出结论，爸爸的形象并不高大。我算是缓过一口气来。
　　
　　再接着批判他的罪行。记忆拉回去年过年时，我们全家在远离家乡四川的厦门过年，团年饭上除了我们一家四口和表哥外，还有一对打工的东北中年夫妻和一个医院少女护士。大家酒酣耳热之余，各人谈及童年往事。东北丈夫是个有文化修养的体育老师，谈吐自然不凡，时时妙语连珠而博得我们的钦佩和阵阵欢笑，乐得东北妻子眉开眼笑。东北妻子也是个护士，和少女护士为同事，早年被她第一个丈夫抛弃，一直含辛茹苦的抚养唯一的儿子，直到把他推进大学，那股韧劲令人折服，东北丈夫是不久前亲戚介绍给她的，两人道德修养旗鼓相当，加上死灰复燃的激情，一拍即合。所以饭桌上，两人频频的眉目传情，为欢宴营造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浪漫气氛。
　　
　　这时候，爸爸那拗口的普通话本应收敛的，但他却偏偏要说，而且说的内容简直有点惊世骇俗：“其实，我小时候很爱听歌的，特别是李双江的那首《草原之夜》，但是我说不出他那种味道——”他慢条斯理的说，其实是因为普通话不流利，可饭桌上没人注意他的娓娓道来，于是，他更加自言自语了：“但是他确实又打动了我，听他的歌是小时候最开心的事——”说时，他两眼注视着手中的鸡脚，仔细的啃一口，又边嚼边说：“我还记得那句歌词是这样的：‘我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但是没有邮递员为我传情！’”——语惊四座！
　　
　　“哈哈哈，好，好，好，真该为你这句话鼓掌，我看出来了，你是情商高于智商啊，你虽然说不出那种味道，但是我们都能想象到你童年的欢乐，哈哈哈……”豪放的东北丈夫被爸爸最后一句话搞乐了，鼓起掌来。东北妻子满脸娇羞，偷偷把桌上的人看了个遍，又得意的瞥了丈夫一眼，跟着他鼓掌。“好！”我说了句，也鼓起掌来，拼命的鼓掌来掩饰自己的尴尬。爸爸呢，因众人的大笑而微微腼腆，又啃了一口鸡脚，然后就不说话了，似乎又沉湎在他那温馨而美好的记忆中。由此又得出关于爸爸的结论：行为幼稚。我又舒坦了不少。
　　
　　刨根问底的翻翻早年历史。小学五年级起，我们的学校由乡村转到离家较远的公社，早去晚回，于是有的便骑自行车，但是有的同学却没有，就只有步行了。我缠着爸爸给我买了辆，所以，我是属于有车的高贵一族，但是我却还有一个更高贵之处。我家一出门便是泥路，直到一里之外才是油路。有时，一夜的雨水把那段泥路打得千疮百孔，自行车无法立足，而油路在离家一里之外，那么这段泥路怎么度过呢？有的同学就破罐子破摔，一股脑儿的把自行车推到泥泞里，再使出浑身吃奶的劲儿，喊一声：“呀——”，声音拖得长长的，终于让自行车前进了几寸，由此锻炼了他们的意志与气力。可爸爸呢，就要剥夺我锻炼的机会，他穿上长筒靴，双手搭在自行车上，喊一声“起”，自行车便上了肩。爸爸力气大，扛着自行车从容不迫的走在泥泞里，潇洒自如，好像替我在向其他小孩炫耀一般。我跟在爸爸身后跳跳蹦蹦的，引得小伙伴们一阵阵的羡慕，觉得我比他们高贵。等到上了油路，爸爸像是一位居功至伟的功臣，满面得意的拍着我的肩膀说：“好了，这下你快去上学。”然后我就在爸爸的严密注视下踏上自行车去了，当然比其他同学快了不少。现在要欲加爸爸之罪，何患罪名不出：你以为你这样在小孩面前显示你的力气就了不起了吗？由此又看出，爸爸仍然是个小人。我的心情彻底的舒畅了。
　　
　　但是这些都还不算爸爸的最小，他最小的是在火车站。每次寒假结束开学时，爸爸总要拎着大包小包送我，像是怕我走丢了似的。春运期间，火车站不售站台票，于是送行之人进不了车站，爸爸把大包小包交给我，千叮万嘱要小心，我被他的依依不舍也弄得惆怅起来，催促他快走，然后就被人群挤进站里。回头看他时，他还站在门外，矮着身子透过窗缝直盯着我，那缝把他的脸缩得真小，只看到一双期待的眼睛和一张因笑而上翘的嘴巴，我看得有些滑稽和不安，可他偏偏不把眼睛移动半分，像是要用眼神把我勾回来似的。这可不好，我还要上车呢，硬生生的转头不再看他了，心中却还在咀嚼着爸爸窗缝里的那张脸。
　　
　　检票结束后，我提着大包行李跟着人群准备上车。看到那挤车时大家的横眉怒目，我倒有点慌了，一来大学生要顾及面子，不能和他们争，二来我没有挤车经验，挤也挤不过，正在犯愁时，后面传来一声：“钱龙！”我猛然一惊，这是爸爸的声音，一回头，只见爸爸那已花白的头发就像花一样迎着那奔跑时带起的风而摇曳，因笑紧绷而使得皱纹更浓的脸皮也已遮不住那排白白的牙齿。
　　
　　“你怎么来了？”我两眼放光，惊讶的问。“我给检票的人说，我儿子人小，拿不稳这么多东西，他们就放我进来了。”爸爸的眉开眼笑让我震惊莫名，为了不让他看出我的异样，于是强迫自己找了个理由来损他：“漠视机关法规，这又显示出了他的小。”总算有人替我处理行李和挤车问题了，我也落得个轻松。看着爸爸肩负着最大的一个包，在人群中缓慢的向前移动，到了车门那个瓶颈地段，竟被挤得嗷嗷直叫，血红色一直从他颈项蔓延到脸上，几乎连那花白头发也要一并被染成红色的了，那行李包的带子把他肩上的衣服勒得皱巴巴的，就像他的皱脸皮。我竟然又为这幅景象而震惊，默默的跟在他身后，忍不住时时伸出手来为他抵挡一个个突如其来的压迫。
　　
　　待到一切都已完毕，爸爸交代完所有注意事项后，就下车了。等待火车启动时，我居高临下的看着窗外的爸爸，他的身子因为地势原因而显得格外小了。他的脸是笑着的，因为终于看到我好好的坐在座位上了。他时不时向我招手，生怕火车启动那刻他还没有给我做告别仪式，我看他一眼，他又故意把眼神移开，看看其他空白的地方来掩饰内心的情感，但马上又把眼神投向我。
　　
　　火车终于启动了，爸爸不停的做着招手的动作，我从窗口一直盯着他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逐渐看不清楚是他的手在摇，还是他的身子在摇。起初还能看见他因笑而露出的一排白牙，但是后来渐渐看不清了，身体越来越成为一个小黑点，可是能确定那个小黑点一直在原地没有移动位置，直到我的视线再也搜索不到那个黑点的痕迹。
　　
　　这就是爸爸最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