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我回中国旅游，深深为公共厕所里没有手纸而困惑。那时，我感慨地说，什么时候中国的公共厕所里供应手纸了，中国社会就进步了。我这种感慨不是耸人听闻，也不是小题大作。俗话说，一滴水可以看见大海，厕所里有没有手纸，同样也能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2011年这次回到北京，让我无限感慨，让我欣喜若狂的是，我看到北京的公共厕所里有手纸了！北京这几年的光景，包括厕所在内的公共设施有了可喜的改善。首先，公共厕所已经统一更名为“公共卫生间”了，我没有考证改名到底是为了与时俱进，与国际上统一的命名接轨呢，还是为了迎合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归国华侨、海外华裔和爱好中文的洋人的阅读习惯呢？反正我揣摩，这种名字的变更一定像当年“北平”改为“北京”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咱北京的公共卫生间可不是驴粪蛋儿外面光，就改一个名字完事了，那里面的“硬件”也不错。室内更明亮，地面更清洁，有蹲式和坐式两款可供选择，有残疾人的扶手和宽敞的空间，有自动盥洗设备。而最让人叹为观止的就是厕所里提供手纸了。
　　
　　多年来，我一直琢磨着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公共厕所里没有手纸？”中国同胞们异口同声地说，中国的公共厕所里不可能放手纸，因为马上就有人把手纸拿回家了。北京的市政当局当年决定向公共厕所免费提供手纸的那一刻一定会记入“中国公共厕所史册”。当人们面对那白花花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又不要钱的手纸的时候，你是感谢市政当局为市民做了一件好事呢，还是诅咒这让千百个无辜的安善良民顿起盗窃之心呢？
　　
　　当然，据我粗浅的观察（我可不是中国厕所问题专家，更没带着科研项目和基金回国），免费提供手纸的事情恐怕还属于试点阶段，这也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摸着石子过河”的发展模式。饭店里的公共卫生间肯定有手纸，这和外国没有两样，因为进出饭店的都是有身份的人，不必担心有上访村、垃圾村的人混进来，扯几卷手纸带回家蓄棉被、糊窗户或者给孩子当草稿纸用。可是，在其他公共场所，就只有公园、地铁站等有“脸面”，外国友人（或敌人）时常光顾的地方有，至于胡同里的公厕那还是“年年月月花相似”呢。
　　
　　虽然说厕所里有手纸，但是放置的位置却跟国外的大不相同。很多厕所是把手纸放在一进门男女公用的区域，墙上一个大滚筒里，手一拉手纸就出来了。这种设置十分“新颖”，相信这也是独具匠心的“中国特色”吧。据我粗略的分析，这样做至少有两大优点。第一是便于监督管理，杜绝“单间”状态下与手纸有关的违法行为（有个政治术语叫“透明度”）；第二可减少清洁工的工作量，不管用多少手纸就仅着这么一盘换。
　　
　　这样的硬件设施，可以解决中国人见了免费的手纸就玩儿命往家拿的问题吗？我带着这个问题，有意地多观察了一些时间（不好意思，又让你把我误认为中国厕所问题专家了）。那一天，天坛公园早上6点多钟就已经熙熙攘攘，到处都是溜早的人了，一听口音就知道绝大多数是咱老北京人。公共卫生间前排起了长队，原来都是在等着拿手纸呢。这时候，正好轮到一位老大妈。只见她两手翻飞，手纸滚筒哗哗作响，一眨眼的功夫，老大妈手里就是一大卷手纸。那姿势之优美，动作之麻利，赛过当年给红军纺线织布的老阿婆，恰似给解放军纳鞋底的老大嫂。我有些纳闷，按说咱老北京人是最好打抱不平的，你一个老太太上一趟厕所要的了那么多手纸吗？应该有人站出来管一管啊？北京人不是最会说话不带脏字，把人损的一愣一愣的吗？可是，后面排了那么多人，愣是没有一个人出来主持公道的。说时迟那时快，老大妈后面的一位老大爷用同样娴熟的“舞姿”卷走了一大卷手纸。此时，我也就不需要继续思维了。
　　
　　上一次厕所应该用多长手纸？这种问题近乎荒唐，好像只有厕所问题专家才能说出这种“吃饱了撑的”的话来。可是上面这幅场景不由得让人多想一点儿。若是张择端如基督一样复活，看到这样的景象，他会也描绘到《天坛溜早图》里吗？
　　
　　还别说我死心眼，我还真的对“上一次厕所应该用多长手纸”这个问题上下求索，不遗余力。果然，有一天，我在一个胡同的公共卫生间门前看到了这样一个告示：“……提供一张长80厘米的手纸……”。我知道这是一处“收费厕所”的遗址。虽然说厕所已经不收费了，但是“官制”的规章尚存，上一次厕所应该用80厘米的手纸，这可是当年官方定下的规矩。现在这个官制废除了，手纸可以随便用了，难道老百姓的心里就没有一把量手纸的尺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