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而有位”几成原罪，这并非没有原因。
　　
　　3月20日，中南大学宣布，聘请该校年仅22岁的大四学生刘路为正教授级研究员，进入著名数学家侯振挺教授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刘路也因此成为我国最年轻的“正教授”。刘路成为“正教授”是因为攻克了国际数学难题，同时他还获得了学校100万元奖励。
　　
　　“最年轻正教授”的诞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喝彩者，但引发出来的争议更多，不少舆论怀疑以刘路之年轻，是否能hold住正教授这个职位，称新记录的诞生有奖励过滥、拔苗助长、捧杀过度的嫌疑，等等。
　　
　　刘路被聘为正教授级研究员，是因为他破解了国际数学难题西塔潘猜想，从能力上来说没什么可质疑的，而他之所以引起争议，还是因为他太年轻了，这样的“正教授”在中国太稀有了。
　　
　　说实话，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我最先想到的并不是刘路是否够格，或者中国的高校建设之类话题，而是其它几个因为“主角”太年轻而同样引起争议的社会热点，比如最年轻的县长、最年轻的厅级干部、最年轻的女市长等，把这些事例整合在一起看，就很容易得出一种看法：在中国的某些领域，太年轻本身，似乎就已经构成对公众的一种冒犯，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忌讳“年轻”的社会，我们所在已不是一个“少年中国”，而更像一个“老大中国”。
　　
　　多少年前，“青春与年轻”不正是我们举国上下最推崇的一种状态，“青春万岁”，“干部年轻化”不曾经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口头语，为什么现在“年轻有为”反而成了一种招惹嫌疑的忌讳？在很多人眼里，年轻而当正教授，多半hold不住学问，年轻而居高官位，多半有背景，年轻而有财，多半是富二代......
　　
　　年轻虽然跟能力不一定成正比，但肯定也不成反比，无论做学问还是做官都是如此。以做学问为例，北京大学在中国影响力最大时当推五四前后，但1917年的北大却有这样一群教授，梁漱溟，25岁，胡适，27岁，刘半农，27岁，刘文典，27岁，周作人，33岁，陈独秀，39岁；校长蔡元培则是50岁，谁能说他们不够资格？再以做官为例，中国第一届政府，首批任命正副总理11人平均年龄51.1岁，最高57岁(邓子恢、贺龙)，最低44岁(李先念)，谁能说他们资格不够？但现在，一名29岁的代县长就足够把公众的神经刺激起来。
　　
　　年轻几成原罪，这并非没有原因，它至少反映出三种社会现状：其一，社会上确实存在着干部任命不够透明，官位私相授受的弊端，以至民间信任关系超过信任能力，本能地把年轻官员往“背景”方面联系；其二，社会上论资排辈现象日趋严重，身居要职者多为老朽，年轻人太稀有，所以人们对露头的年轻人不免更多地联想其“特殊性”；其三，普通人上升的通道逐渐变窄，除非个别领域，普通年轻人通过个人奋斗在短期内迅速成功的难度越来越大，试想，现在考个公务员都几千万上万人竞争，却忽然冒出个29岁的县长，能不惹猜疑？如果年轻干部遍地都是，就不会是这个结果。
　　
　　总之，种种原因相加，造成的后果就是，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大多数人视年老者掌握社会为应然，年轻者冒头为异类，而这却绝非一种正常现象，因为人的大多数成就都是在年轻力壮时创造出来的，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2009-201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医学奖共有21位科学家获奖，他们的平均年龄为65岁，而他们获奖的成就更大多是十几、二十年前所创建，再看中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自2000年创立以来，共有20位院士获奖，获奖者平均年龄83岁，两者相差18岁。
　　
　　即便不能如梁启超曾说，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但无论如何，中国也都不应该成为一个忌讳年轻人的社会。
　　
　　最后再一起重温一段邓小平20年前南巡时候的讲话吧，1992年春天，邓公曾充满深情的说：“21世纪是年轻人的。干部要年轻化，用人也要解放思想，胆子要大一点。人无完人，年轻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老同志就没缺点？老同志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要提拔一批年轻人，这样才能后继有人”！
　　
　　1984年，邓公还说过：“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我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要制订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