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华大使馆

    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本月就要接任驻华大使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美国第一位由现任部长改任的驻华大使，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驻华大使，骆家辉的上任引起舆论的强烈兴趣。

    外交界的近距离观察发现，近年来，各国任命驻华大使都变的越来越“讲究”，从前的西方国家驻华大使往往戴着有色眼镜，背负着所谓“改造和教育”的使命，如今他们却更多显示出“与中国学习交流”的沟通姿态，这种转变的动力是什么？在中国出任大使又会对这些西方人士带来哪些额外的收获？下面我们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苏铃：

    主持人：说到现在各国重视驻华大使的任命，一个最直观的印象就是驻华大使的级别高了——不少都是“部级官员”，比如，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当过俄外交部副部长，巴西驻华大使胡格内原来担任过工业部副部长，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则当过英国外交部亚太司司长，还有美国的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这种趋势体现出各国的什么思路？

    记者：首先就是重视，派驻高级别官员表示对中国事务的关注程度更为提高。现在不少国家在选派驻华大使上非常重视他们的从政经历。

    比如，在今年3月20日，澳大利亚任命了该国首位女性驻华大使弗朗西斯·亚当森。这位女士在澳大利亚的政界据说是“上升势头非常迅猛”。澳大利亚媒体评论，派驻她当作驻华大使，显示出澳大利亚是想竭力弥补因力拓案蒙上阴影的中澳关系。

    在菲律宾，驻华大使往往是总统从其最亲密的政治盟友中选出的驻华大使。而在韩国，驻华大使的任命甚至可能会受到“舆论监督”。比如，在天安舰号事件之后，韩国主流媒体直接就评论说，当前的中韩关系是1992年以来最差的时期，而驻华大使不称职是原因之一。

    驻华大使在国内除了他本身要有一定的政治威望外以外，不少国家还很重视驻华大使与中国打交道的能力，比如很多国家的驻华大使就是“中国通”或者是在亚洲学习的经历。美国早在清朝和民国时期对驻华代表、公使和大使的选派就很精心。如驻清朝专员伯驾是传教士兼眼科医生，驻清朝公使杨约翰是记者，驻中华民国大使司徒雷登则是当时燕京大学校务长。

    不仅如此，许多在华任职的美国首席外交官地位也是一直都比较高，很多人和中国有渊源，要么在中国出生，要么夫人是华裔。加拿大首任驻华大使柯林斯同样出生在中国，在出任驻华大使前，他已经是外交部副部长了，这一任命在当时也是高规格了。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过去，法国驻华大使大多不会中文，今年3月，法国新驻华大使白林女士上任，她精通中文，打破了法国的惯例，而且她在来华任职前是法国驻联合国大使。这一任命被认为标志着法中关系“升了一格”。

    其实从驻华大使的政治经历和个人经历、文化背景都能体会出，在世界发生深刻变革的这个时期，各国都意识到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 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曾经说，中国的崛起是我们所处时代中一个伟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对自己被派往中国担任大使感到相当幸运，并认为“到中国工作意味着参与书写历史”。

    主持人：你刚才提到新任法国驻华大使是位“中国通”，中法双边关系的发展在初期并不是一帆风顺，据说当时法国驻华大使被认为是个“苦差”，他们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记者：我想这种想法现在一定有了不少的改变。比如，去年，当德国人艾德和被任命为欧盟驻华大使（欧盟驻中国代表团团长）时，德国方面曾发表声明称，由德国人担任欧盟驻华外交机构领导人，使德国获得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职位”，他对欧盟的这一决定表示满意。如果驻华大使还是一个苦差，那德国就不会表示满意了。

    其实除了从国家的战略角度考虑，驻华大使越来越重要以外，对于驻华大使或在驻华使馆工作的本人来讲，这段在中国的经历也是他们倍感珍惜的。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说，我很幸运能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世界强国工作，“能在此获得独一无二的工作经验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功”。

    而跟踪这些外交官的发展轨迹，印度前驻华大使拉奥琪在任满回国后就升为外交秘书；英国前驻华大使韩魁发在2006年卸任后受邀担任英国剑桥大学康维尔克斯学院院长，还常常参加有关中国发展的研讨会，参与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研究。很多驻华大使在卸任回国后能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很不错的工作。

    可以说，有了在中国工作的经历，成了一些外交家在事业上快速上升的捷径。而这都离不开在世界舞台上愈发重要的中国。所以，如果以前在中国工作是苦差，那现在这苦差已经变成“香饽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