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谁？”“大学生是什么？”在2009年就业高压下的中国，这个问题突然让择业者和全体国人都为之失语。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2009年就业问题面临高度压力的今天，几代大学生的遭际与命运截然不同。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既有时代烙下的差异性印记，也有我们这个民族恒久附着的共同命题。
　　
　　1977年，中国重新恢复高考制度，荒废11年的教育(不仅高等教育)被重新拾起，国家与民族的希望被重新点燃。
　　
　　与此同时，重新返回知识殿堂的大学生被社会予以“天之骄子”的美誉与尊荣，这是一个民族被狂妄与无知耽搁之后，对知识表现出的向往、渴求与尊重。而不易察觉的是，“天之骄子”，这种对“新科举”胜利者的全新称谓，事实上是另一种“身份分别”的延续。
　　
　　古老的中国，世代等级森严、身份分明。文化与教育在体制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同源性，“学而优则仕”，读书改变命运。改变命运，就是从改变“身份”开始。这个古老的规则，一直没有被真正改写。
　　
　　1989年，中国高校开始小范围试点“双向选择”，到21世纪初，基本全面推行自主择业制度，这是一个个人的意志开始得到尊重的过程；而更无奈的是，这个过程，是一部大学生“身份感”由高至低、日渐式微的集体心路历程。
　　
　　1999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154万人，比1998年增加46万人，增幅高达42.6%。从此，中国高校的招生以每年增加约50万人的速度递增。2009年，应届大学毕业生达到611万人。这10年，是中国大学生“身份感”飞流直下、急剧丧失的10年；也是这个古老的国度，“读书人”的地位贬值最快的10年。
　　
　　大学生数量的剧增与教育质量的快速下滑是高等教育的一对尖锐的显性矛盾，而更深层次的本质性矛盾则是：大学生“身份价值”在不断贬值，而个人、社会对“身份认证”的“制度性”需求却牢不可摧，“身份价值”的内在含金量大降，“身份认证”的外在形式性需求却保持原有的刚性，前者是“真实的凋敝”，后者是“虚假的繁荣”。
　　
　　“我们是谁？”更多的时候，这个民族只会追问“我是谁”，这是一个“个人”大行其道，而“共同身份感”缺失的民族。
　　
　　教育制造了身份的差别，教育只服从于身份认证的需求；教育失去了本意，忘却了人性与责任。
　　
　　如果教育完全为受教育者个人的“就业”所驱动，为私利与短视所驱动，如果教育不以增进受教育者与全社会的人性与福祉之提高为目的，我们无论“个人”或“整体”，都将没有希望。
　　
　　毫无疑问，教育是一个民族的未来。今日之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中流砥柱。同样，昨天的教育“定义”了我们今天的现实。似乎并没有人注意到，中国教育在那个荒诞的年代被耽搁长达10多年时间的历史，与我们这个民族今日在产业选择上的困惑之间，隐藏着一种因果与宿命；与大学生同农民工抢夺工作的现实之间，隐含着一种不可抗拒的逻辑。
　　
　　谁在教育上欠下了历史债，这个债就会由他们后代去加倍偿还。
　　
　　毕业：会传染的恐惧
　　
　　一个应届毕业生的求职经历
　　
　　3月的时候，已经找到工作，在广州上了两个月班的单小吉被学校叫回哈尔滨，做毕业论文的选题计划。
　　
　　回到学校，所有的人都出去找工作去了，楼道都空了，只剩下极少的一些人，要么是等考研成绩的，要么是工作已经落实了的。其他人，全在外面跑。一问，几乎没有什么人找到工作。这是一种非常慑人的恐惧。“尽管我那时已经在广州上班，但还是被那种恐惧感抓住了。”后来单小吉说。
　　
　　单小吉是哈尔滨某高校外语系英语专业的应届毕业生。这一届，他们系有300多名同学为找工作而心焦。跟他们一起面对这种就业环境的是611万应届毕业生。
　　
　　招聘会：恐惧感与承受力的竞赛场
　　
　　从2008年10月起，单小吉和她的同学们几乎每周都要参加招聘会。多的时候，一周有三四场，但几乎所有的同学都等不到一个电话反馈，他们甚至怀疑那些招聘单位是否真的存在。应对这种频繁的招聘会，是恐惧感和心理承受能力的拉锯战，看哪种力量更强大。
　　
　　单小吉记得，一次在哈工大举行的招聘会上，哈市几万名毕业生都过去了，学校里人山人海，胆子小的都吓哭了。置身那种境地，再优秀的学生也不会觉得自己是“人才”。
　　
　　一天清晨，寒风刺骨，单小吉和几个同学早早地去了一个哈尔滨官方主办的招聘会，这是官方唯一一次专门针对应届毕业生举办的专场招聘会。
　　
　　从清早6点开始，几千名大学生就开始排队，一直拥挤着等到8点招聘会正式开始。
　　
　　门开了，等大家从楼道里挤到二楼的招聘现场时，发现原定的几十家用人单位竟然一个都没有来。
　　
　　同学们都懵了。“那是一种源自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恐惧感，在这一刻被集体引发出来，整个现场的气氛非常恐怖！”那些手持简历的哈工大、理工大等当地一流大学的大学生、研究生全都呆住了。
　　
　　去招聘会的路上，单小吉她们几个还有说有笑；坐车往回走的时候，没有谁再说过一句话。“心完全被那种恐惧感震慑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
　　
　　回来的途中，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一个路人被车撞死了。
　　
　　“正常的情况下，人面对死亡，应该触动会很大。但我们几个却突然感觉自己活过来了一样，也精神起来了，感觉自己处境发生了变化，感觉到别人的悲伤比我们更大。心里没有怜悯，没有恐惧，甚至有一丝宽慰，因为别人比我们更痛苦。人在那种绝望之下竟然会产生这么变态的想法。”
　　
　　“最绝望、最恐惧的时候，人是不会哭的，后来缓过来才知道哭。”回到学校，单小吉给在广州的姐姐打电话，两姐妹大哭了一场。
　　
　　2009年1月，单小吉历经数个月的心焦、恐惧、承受与磨砺，终于在广州找到了一份工作。进去上班的时候，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老板说，公司在初创期，需要她同甘共苦，工资折算成股份给她。3月份，单小吉应学校要求回校准备论文，4月初回到广州的时候，公司已经难以为继了。
　　
　　离开那家公司，单小吉很快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这个工作需要夜以继日地加班，很累，但单小吉很踏实。上一个工作的经历算是得到了回报：新公司把她视为有工作经验的员工，工资比其他毕业生高一级。
　　
　　完全失败的教育？
　　
　　3月份回学校的时候，单小吉的一个女同学疯了。
　　
　　“这种时候，人最容易出问题。”单小吉说，本来学校就空空荡荡，考研的人这时拿到分数，如果没考上，内心会非常恐惧，会感觉自己被这个世界抛弃了。
　　
　　这个女生从一进学校就直奔考研而去，学习非常疯狂，大学4年，除了吃饭就是读书，熬夜要熬到一两点，把自己的全部赌注下在考研上。这样的学生，如果一旦考研失败，根本不可能转换过来去找工作，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去应对社会。
　　
　　“她疯了。我听同学说的，3月份成绩出来那天，她就在学校里失控了，整天乱喊乱叫。”
　　
　　单小吉认为，这个女生疯了，是学校教育的受害者，或者是这个教育制度的受害者。“在学校，有一拨这样处境的人，因为他们刚进学校的时候成绩非常好，学校就会给他们一个愿景，鼓动他们去考研。”
　　
　　在大学读书4年，单小吉不但质疑当下的大学教育，甚至成了一个“反对者”。她发现，他们系数百名英语专业的学生，有80%以上找到工作后英语派不上一点儿用处。她十分惋惜那些英语特别棒的同学，“你会觉得他不做英语就可惜了，但是这个专业职场容量只有那么大。梦想和现实差异很大。”
　　
　　有一次，单小吉公司的前台来了两个外国人，让她异常兴奋，但那两个老外竟然说中文，让她非常扫兴。他们班上最优秀的一个男生，现在在老家县城中国银行[4.711.73%]站柜台，也总是盼望着有老外来存钱。
　　
　　学校有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外教，来中国已经大约10年了。他对中国教育的印象是：这边的老师根本就不爱学生。这位外教来中国之前是西班牙一家报社的副主编，记者出身的他，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教学生，他很关心学生是否会思考。上课的时候，他总是把学生带到大街上去观察事物，然后写成文章。他总是希望学生能明白自我内心的真实想法。
　　
　　单小吉非常喜欢这位老师，只有这个老师的课和考试，单小吉才能拿全年级第一。但是，这个老师在学校受到的是一种普遍的质疑。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校方与学生最终会达成惊人的一致：“这对我们过四六级有什么用处？作文拿出来背就好了嘛，你这样教，叫我们怎么考试？”
　　
　　农村大学生：体制受害者？
　　
　　单小吉班上有一个四川老乡，是一个来自农村的男孩。上学的第一堂课，这个学生就被老师“克”了一顿。因为他的英语发音非常不好，还带有四川口音，老师大骂他“残废”。
　　
　　中国农村的英语教育，发音普遍都比较差。事实上，这名男生填报的是这所高校的一个理工专业，但分数只到了英语专业的分数线，学校就毫无商量地把他划进了英语专业。
　　
　　以这名学生的英语发音能力，毫无疑问是没有任何前途的，他一直在班上垫底。但从一开学，这名学生和另外几名同样遭遇的学生就一直在申请转专业，但学校始终没有答应，因为这件事，这几个学生还找学校闹过，但最终没有任何结果。
　　
　　受到挫败之后，眼看读下去也是前途渺茫，后来这名男生再也没有去课堂上课。直到两个月后，老师才感觉到好久没有见到他了。于是发动同学去找他，并给他家里打电话。
　　
　　负责打电话的就是班里唯一会说四川话的单小吉。城市里长大的单小吉第一次知道，农村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电话的，接电话原来还要等那么久。
　　
　　10多分钟后，男孩的母亲过来了，说话有农村人的那种大声大气。单小吉觉得声音有点儿刺耳，但当男孩的母亲听说自己儿子失踪时，声音立即低得几乎听不见了，在电话那头哭着恳求学校一定帮她找到儿子。
　　
　　后来，同学们在网吧里找到了这位男生。不久后，银行也找到了学校，大家这时才发现他已经通过信用卡欠下了银行一笔债务。
　　
　　这名来自农村的男生继续在网吧里待了两年，但后来不是上网，而是在那里打工，他需要还清网吧老板和银行的钱。
　　
　　据说，现在这名男生在休学两年之后接着念大三，这所学校准许学生们在7年内把学业读完。更何况，这名男生还欠着学校的助学贷款。
　　
　　单小吉说，在他们学校，像这名同学这样的农村学生，中途休学一段时间的不在少数。不知是中国的大学教育不适合农村学生，还是中国农村学生不适合大学教育？
　　
　　可以确定的是，在就业形势压力巨大的当下，人脉关系在就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村大学生来到城市举目无亲，就业前途将会更加黯淡。而读完4年大学需要付出的高额学费和因此丧失的机会成本，将是一笔惊人的数目。
　　
　　两年后，这名来自四川农村的孩子，能找到一份工作来偿还贷款，回报含辛茹苦的父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