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女士就教育领域一些热点问题接受采访，在谈及大学生就业难责任何在时，她表示媒体动不动就说“问责”，应该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她说大学生就业难与城乡二元结构有关，文革前，越到西部，工资越高，比如，新疆可以拿80块钱，我们在北京只能拿46块多，现在反过来了，那谁愿意到西部去啊？(2009年12月21日《中国青年报》)
　　
　　应该说，吴启迪女士说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实质问题和症结，可谓“点穴”之语。能如此直抒己见，把问题捅出来，当然还是她已不在其位上，如今她只是“教育部原副部长”。不管怎么说，她的直言精神还是令人敬佩的，她认为去边远地区工作就应该拿工资高，“公务员的工资本来就是国家定的。为什么没办法？有好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它们也有这种情况。像日本、澳大利亚，都有这样的例子。这些政府做得成，我们政府会做不成？我们有一个很强大的政府。”“政府先做了，就会有影响力。”
　　
　　问题是政府没有这样做，当然也就没有影响力。同在一个地区工作，在乡镇工作的大学生工资还不到1000元，而在市里工作的却有2000多元。乡镇工作艰苦，生活环境差，交通又不便，待遇却低；而在城市工作舒适，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交通便利，待遇却高；到乡镇工作连谈恋爱也难，你说有谁愿意下到乡镇工作？不愿去乡镇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仕途问题，年轻人哪个没有理想？在行政单位，人们大多以职位的高低来衡量一个人的本领，而在乡镇政府工作，由于起点低，多少人一辈子勤勤恳恳工作，也“上进”不到一名科级干部，因为在乡里最大的官就是科级干部。而到市里、省里就不一样，因为起点高，年纪轻轻就可能提拔到处级干部。事实上是“庙门”越高，起点越高，潜力越大，官也就越做越大。拿我的同学来说，如今在乡里工作职务最高的是科级，而在市里工作职务最高的是厅级(混得差的也是科级)，至于那位在中央某部委工作的，职务就甭提了，潜力当然也是最大的。其实，这个差别不仅仅是职务上的差别，因为职务越高，待遇越高。
　　
　　最近一期《廉政了望》刊登了《乡镇干部的典型性痛苦》，除了讲到工作难做，“每天都焦头烂额”，工资待遇低外，就是让乡镇普通干部看不到希望，文中讲到47岁的蒋其昌被提拔为副乡长，这让他感到意外。他从部队转业到乡上工作18年，尽管他18年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也只干上个部门主任(正股级)。提了，他有点“夕阳红”的感觉，当然也有幸运的感觉，因为“乡镇干部往往不被市县领导看重，百分之八九十的乡镇干部一辈子都是科员，直到退休。”而乡镇领导大多是“空降兵”，这能让乡镇干部不寒心？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其实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有些地方岗位少，大家扎堆抢着去，有的地方很需要人才，大家又不愿意去，即使去了，也只是做个跳板；去了以后，却要想方设法离开。蒋其昌工作的乡共有60个编制，却有30个编制空着，而另一方面，年轻的大学生考入乡镇后，才工作一两个月就被借调到市县工作，工作一两年就被正式调走。(2009年12月《廉政了望》)其实，这些能考取乡镇公务员，后又被借调的都是有后台背景的人，没后台背景的大学毕业生知道自己考取了乡镇公务员就要在乡镇呆一辈子，可能大多都不会去考。
　　
　　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从公务员做起，不仅要提高偏远地区和乡镇基层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让乡镇基层的工资高于城市，而且要让他们看到仕途上的希望，比如乡镇领导应大多在乡镇提拔，而不是“空降”。只有从公务员开始这样做，才能带动其他职业。吴启迪还建议，最优秀的人就给他最好的待遇，这样边远地方的一些职位就会有吸引力。比如说西部地区的一个中小学校长，你给他高薪，而且不仅是待遇高，你还考虑到他成家、生儿育女等全方位的问题，甚至给他10年以后回到大城市的机会。如果一个校长是很优秀的人，他不能容忍底下的人很差。这样的话，团队就带起来了。这个观点无疑是对的。的确如此，我们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不解决，大学生就业难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