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越南总理阮晋勇6月13日签署1979年中越战争以来的首个征兵令，同日越南海军在岘港东部40公里远的海上实施大规模实弹射击演习，到一周后中越第11次海上联合巡逻沿着北部湾300海里分界线进行，以及6月21日越军两艘舰船抵达广东湛江港访问，“战云密布”的南海看似上演了“惊天大逆转”，其实双方不过是互摸了一下底牌，试探了国内外的相关反应，并不会大动干戈。中国向南沙扩展势力，主要的阻力也并非越南、菲律宾这些小国。在大国战略棋盘上，只要中国不主动升级南海争端，那么阴霾终归有限，否极还会泰来。

    南海争端的中越标本

    在南中国海，越南、菲律宾是迄今侵占权益最多的。在争夺焦点的南沙水域，越南实际侵占和控制约30个岛礁，中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都在10个左右。具体而言，中国台湾地区占了南沙最大岛太平岛（面积也仅有西沙永兴岛1/5），菲律宾占了第二大岛中业岛和第三大岛西月岛，越南占了第四大岛南威岛，马来西亚则占了最大人工岛弹丸礁（面积仅次于太平岛），中国大陆所占的都是些礁盘，如渚碧、南薰、赤瓜、东门、永暑、华阳、美济等等。

    围绕南海岛礁争夺和海底油气资源勘探开发，越、菲两国曾与中国多次较量。中越之间除了众所周知的1974年西沙海战、1988年赤瓜礁海战之外，1992年和1994年也差点擦枪走火，驻守太平岛上的台湾守兵还曾在1995年炮轰过越南的供应船。而1995年中国强化对美济礁的控制后，菲律宾一直愤恨不平。1996年，3艘中国渔船和1艘菲律宾炮艇发生交火，此后几年，菲海军数度驱赶、拘捕中国渔民，甚至还在1999年撞沉过中国的一艘渔船。

    局势的降温始于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署。在该宣言中，“有关各方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2003年，中国作为域外大国第一个加入了更具法律规范意义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两个举动传递出北京高度灵活的柔性姿态——进入东南亚国家主导的多边机制，并透过经济合作不断释放利好。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此前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为南海问题的“搁置”方案奠定了牢固基础，也为争端各方双边关系的暖化提供了重要契机。

    充满爱恨情仇的中越关系就是在这之后迅速升温的。2005年和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两次南下访越，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总理“三架马车”更是频繁来华。从2005年7月到2008年10月，双方共密集发布了7份由领导人互访所达成的联合声明或新闻公报，彰显出合作的迫切意愿。两国最终于2008年末就陆地勘界剩余问题达成一致。对南海争端，双方同意寻求“均能接受的基本和长久的解决办法，同时积极研究和商谈共同开发问题，以便找到适合的模式和区域”。2008年10月阮晋勇总理来华，在发表的《中越联合声明》中，除了“重申恪守两国高层共识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保持海上问题谈判机制”，中方还首次同意将“按照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所确认的法律制度和原则”写了进去。而该公约所主张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正是越南等国侵蚀南海的借口。

    中越关系在阮晋勇访华之际达到顶峰，本可趁势推进争端海域新的谈判，不想2009年南海风云陡变。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家须在该年5月13日之前提交领海基线声明和有关外大陆架界限的“初步信息”。菲律宾抢先于3月10日由总统阿罗约签署了国会提交的将“卡拉延群岛”（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斯卡伯勒浅滩”（黄岩岛）纳入菲“领海基线”（基线向外可拥有至多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法案，这比仅仅将这些争议岛礁纳入“附属岛屿”（至多拥有12海里领海）要有野心得多。河内也私欲膨胀，狮子大开口地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两份外大陆架“划界案”（一份与马来西亚联名提交，一份单独提交），严重损害中方权益。在官方“口水战”和民间情绪激化下，中越关系急剧恶化。

    今年5月下旬以来，越方借口中国海监、渔政舰船损坏其水下电缆，掀起民间和官方的抗议浪潮，但到6月下旬又戛然而止，说到底还是不想破坏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并且忌惮中国的军事实力。然而，河内时刻不忘利用与外国的石油合同以及海洋法公约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

    这是一场无声胜有声的较量。

    中国要想坚持南海“九段线”内“岛礁、水下资源属我”论，必须在实际占有和有效开发上做文章。对于前者，交通部海事局搭载直升机的“海巡31”高调南巡，以及南海舰队频密、多样化的军事演练，都只能算表面功夫；而后者在中海油重金研发的“海洋石油981”深海钻井平台投入使用前也还是个画饼。这也是中国外交部迄今不愿就南海问题过多表态，并不失时机强调中国与东盟紧密经贸关系的因素之一。

    “合围”中国的幻象

    无论越南还是菲律宾，都明白在庞大的中国巨人面前自己无法弥补的实力差距。为此，他们除了运用“弱者的武器”博取国际同情、对华侧面施压外，还试图通过“搅浑水”将争议问题“地区化、国际化”。南海素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美誉，又是全球重要的海路通道，因此要达到目的并不困难。不过，这种策略并不是每次都能困扰中国。

    去年一开年，北京就面临接二连三突发事件的挑战：1月份华府抛出对台64亿美元军售案、3月份韩国“天安舰”遭攻击沉没、9月中日再爆“撞船事件”。短短几个月间，中美、中日、中韩几对重要的双边关系都急剧降温到历史低点。加上华府牵头的一系列军演，中国东部海域乌云密布，形势恶劣之程度近20年来少见。不仅如此，去年3月份传出的“南海是中国核心利益”一说所导致的混乱解读，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外交的脆弱性。在此背景下，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7月在河内举行时，越南、菲律宾等国得以成功向杨洁篪外长发难，形成对中国的“围攻”之势。

    今年外部的形势则豁然开朗。中日、中韩关系大有改观，对地区安全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中美关系则走出低谷。经过年初胡主席的访美及5月华盛顿第三届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拉动，两国关系拨云见日，军事交流也由冻结转为升温，出现了几大亮点：其一，战略与经济对话首次有军方代表参与并举行了安全对话；其二，解放军总参谋长在时隔7年之后率团访美；其三，两国防长首次共赴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并举行双边会谈。军事领域一直是两国交流合作的“短板”，军事高层的罕见频繁互动显示出中美关系的快速升温。

    中美关系的缓和使河内的强硬叫嚣干瘪无力。尽管华盛顿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忧心忡忡（6月21日美日“2+2”防务磋商还强调“将敦促某些国家不追求及部署可能给地区安全带来不稳定因素的军事力量”），并向亚太盟国极力保证其不会因削减军费和两场战争而“从亚洲分心”，但华府很显然不愿为一个40年前的敌手提供太多担保，以免被拖入一场不必要的危险冲突，从而损害中美在更广泛领域的合作。正是基于此，当河内宣布实弹射击演习时，美国务院副发言人即明确表示，“不支持任何加剧目前紧张程度的做法”。6月17日美越政治、安全和国防年度对话会后，河内也失望而归——双方的共同声明只是声称“维持南海的和平、稳定、安全和自由航行权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这和去年希拉里在河内所声称的解决南海争端“攸关”地区稳定，“涉及美国的国家利益”明显有别。

    作为华盛顿盟友，马尼拉的待遇比河内好一些。6月中旬，借着美国牵头东南亚六国在马六甲海峡联合军演的机会“壮胆”，马尼拉决定单方面将南中国海改名为“西菲律宾海”，其后又宣布已拆除部分岛礁上的外国标识物，并派出海军老牌旗舰“胡马邦”号到争议海域巡逻。而在中国东海舰队于距离菲律宾不远的西太平洋公海举行军演之后，6月28日到7月8日，美菲两国又在巴拉望东部的苏禄海（菲律宾西南部内海）展开联合军演，但美国的支持也仅限于此类“友情演出”而已。此前，明知本国10万余人的军队是支亚洲弱旅，菲国防部长夸口说，将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要求美军驻防南海，但美国大使馆的一份声明却无情击碎了这种幻想：“美国在地区领土争端中不偏袒任何一方。”

    美国之外，在对待中国问题上，东盟更是难以形成统一立场。出于本能，东盟部分国家试图平抑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但远非遏阻。一个充满活力、市场广阔的中国是东盟10国维持经济成长的保证。更重要的是，中国并非各南海声索国唯一的争端对象，越、泰、柬在泰国东部海湾，马、泰在泰国西部海湾，文莱和马来西亚在文莱近海，都互不相让。南沙群岛亦引发过东盟内部冲突，越南士兵曾对无乜礁附近的菲律宾渔船开火，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空军飞机则在1999年紧张对峙。今年6月中旬，趁着在纽约召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会议之机，菲、越试图联合其他东盟国家对华施压，然而最终各方只达成一个松散的“一致意见”，原则性呼吁“和平解决”，缅甸、柬埔寨、文莱则缺席。

    “天堂很远，但中国却很近”，无论越南还是菲律宾，囿于自身的地理位置及军事、经济实力，都无法一味地较真，它们将不得不为每一次的对抗寻找出路。

    陆权对冲海权

    南海争端的激化既对中国发展构成挑战，也为中国海权拓展提供了良机。中国的传统威胁主要源自陆地尤其北方，历代不断整修的“万里长城”即是中华帝国偏重陆上防御的典型写照。19世纪西方列强由海路梯次侵华，同治和光绪时期两次“海防议”的结果，使清廷由“专防内地”转向“海口防御”，此间打造出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至光绪十五年（1889）时，清廷海军已能排至世界第九位，在欧洲诸强之后，美国、日本之前。但此后海军建设停滞，几年后，日本海军就反超北洋海军，而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避战保船指示，使旅顺、威海军港相继沦陷，困在刘公岛附近的北洋舰队受到海陆夹攻，一败涂地。

    甲午战争并非完全败于海战，陆战不力也要负相当责任。如战略学者时殷弘所说，中国类似于欧洲的法国和德国，属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这类国家历史上“无论多么强大，都很难长期成为陆海两栖性强国”，而且由于同时“面向陆海两个方向，因而通常必须面对陆海两方面的压力”，具有“双重易受伤害性”。中国与美国的一大不同，就在于周边围绕着太多的陆地邻国与海上邻国，在中国陆权强而海权弱的时候，海上邻国较易发难；反之，若中国一味发展海权，大搞远洋海军、全球存在，导致陆权虚弱，则印度等邻国易乘虚而入。

    回到南海争端的问题，本质上这仍属于低烈度的对抗，未必非得航母出面。若把有限的军费用来建造一系列低配置舰，实现巡视的日常化、低消耗化，可能更符合保岛、保礁实际。相反，寄望于以大海战的模式解决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的海洋争端，这在当下已是过于陈旧的念想。至于担忧美日的介入，这并不仅存在于南海问题上，钓鱼岛、东海油气田也遇到类似难题。大国之间开战将一损俱损，应尽力透过定期磋商机制缓和矛盾。

    值得指出的是，以巩固陆地后方邦谊间接提升海洋前沿处置能力，是中国陆权对冲别国海权的一种常见做法。在越、菲针对南海做出各种小动作时，中国及西北邻国们却在庆祝上合组织成立1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0周年，中蒙关系也在蒙古国总理苏赫巴特尔·巴特包勒德访华期间由睦邻互信伙伴提升为战略伙伴，而6月19日印度陆军8人代表团访华，也缓解了双方因签证风波导致的紧张关系。可以说，在应对海洋大国美国及其盟友的挑战上，欧亚内陆的暂时安宁能为中国提供亟需的战略后方，尤其是中俄这两个陆上强邻所发展出的“背靠背”式的“准联盟关系”，是中国目前对冲海权挑战的重要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