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头网推荐：人类传播活动一般来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口传阶段、报纸阶段、广播电视阶段以及互联网和移动通信阶段。早期阶段，人们的参与是传播的一个部分，而在报纸和广播电视则正好相反，现在通过互联网，这一互动重又焕发活力，从新闻的传播角度来说，新媒体时代网民的作用已经不可忽视，“观众进场了。”新闻存在于人们的参与中，无论是对媒体来说，还是对公众来说，（如何使这个互动发挥积极的功效），这都将是一个巨大挑战。]

    法国传播学者阿芒·马特拉在1996年写道：“世纪末的传播研究以一个概念为轴心：传播仅仅限于大众媒体的领域中。……此种媒体中心论的视角使得我们忘记了，传播史具有一个早在现代大众媒体出现之前就长久存在的主干。向媒体的这种倾斜产生了对于传播史的一种化约了的看法。更加糟糕的是，它引发了某种历史健忘症，妨碍我们去分辨在当代的传播方式巨变中，究竟真正重要的赌注是什么。”

    马特拉在上个世纪末对传播研究的这种批评具有真正的预见性。分析人类传播活动的轨迹，按照传播媒介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传播活动分为四个阶段：口传阶段、报纸阶段、广播电视阶段以及互联网和移动通信阶段。可以看到，从信息传播的规模来讲，每个阶段都有惊人的扩张，然而，我们容易忘记的一个事实是，在我们欢呼人类传播的范围扩大、可获取的信息丰富的同时，我们也为之付出了一个巨大的代价，那就是，伴随着传播规模上升的曲线，人类传播的互动性恰好走了一个完美的U字型。也就是说，在前工业化的口传时期，传播的互动性最高；在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体传播阶段，互动性逐渐走低，直至跌到谷底；要到互联网的发明、新媒体的出现，互动性才开始重新爬升，尤其是在Web 2.0技术出现以后，博客、SNS、微博等，造就了网民互动的空前浪潮。而公民新闻就诞生在这样的浪潮之中。

    在人类传播的第四阶段的研究中，抛除媒体中心论的视角，意味着重新界定新闻、传播乃至媒体的边界，把人的互动性视为原本僵化的媒体结构中的崭新动能，这种动能所及之处，不仅冲击着传统媒体的内容与形式，瓦解着传统媒体的专业性，而且也预示着新闻传播实践与理论的未来方向。

    同时，追寻传播史在大众媒体之前就存在的主干，也使我们深刻认识一个道理：新的规则未见得全是新的。互联网使我们重归个人的、互动的传播，我们越来越多通过其他人随机决定分享的内容来了解世界。只不过，在前工业时代的口传中，传播更多发生在熟人之间，而在互联网时代，更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

    在20世纪最后几年产生的所谓“新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有一些明显的不同。比如，新媒体具备了一种可能性，让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设备上获取内容，并围绕这些内容彼此互动、参与创造和形成社区。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新媒体在媒体内容的创造、出版、分发和消费上所造就的“民主化”。

    新媒体的这些优势对大众媒体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旧有的大众媒体模式，用尤海·本克勒的话来讲，“形成大众媒体模式的诸种实践高度有利于威权国家的社会控制。该系统的轴-辐式的技术架构、单向的端点接受模式使得控制成为轻易之举，只需控制核心——国家拥有的电视、广播和报纸即可”。换言之，谁控制了“信息中心”，谁就控制了信息内容。但在“交互”媒体主导的时代，“内容”泛化，包含了所有能给最终用户带来价值的信息与体验，内容的提供、处理、传播、占有和控制广为扩散，轴—辐架构转为网络多点对多点的架构。在这样的架构中，原来被动消费的“受众”变成了主动创造和分享的“授众”，发生了一个“反客为主”的过程。有关内容的权力从“大众媒体”转移到“大众”手中，大众媒体也被“解大众化”，所有的信息都关乎“你自己”，这也是2006年《时代》周刊评选“你”为“年度风云人物”的原因。那期杂志封面是一台电脑显示器，像镜子般照得出读者自己的影像，中间一个黑色的大字“YOU”。《时代》周刊的解释是：今年的“风云人物”是我们每一个人，因为随着博客、网络社区、视频网站的兴起，在2006年互联网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网民正在成长为所谓的“新数字民主主义公民”。

    这个“你”，纽约大学新闻系教授杰·罗森将其命名为“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former　audience)。他说：“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是那些处在一个媒介体系的接收端的人们，这一媒介体系是单向的、广播式的，有着很高的进入门槛，少数几家巨头争争吵吵，而大多数人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被动倾听。”而现在的新媒体，承认各种各样的守门人，每人对什么是重要的东西各有各的独特规则，不再承认秉持专业原则的记者的判断。如BBC全球新闻部主管理查德·塞姆布鲁克所说：“观众进场了。”

    BBC总监马克·汤姆森把新型的受众叫做“积极的受众”(active　audience)，意指他们不会呆呆地坐在那儿，而是会参与、讨论、创造、传播、分享。在此意义上，其实“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也就等于社区。他们是贡献者、生产者、批评者，他们现在想要媒体的控制权，而不是被媒体所控制。

    受众的这种造反是新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产生合法性危机的结果。这些危机表现在：第一，传统的新闻媒体的很大一部分市场份额已然流失。报纸发行量在过去20年中大幅下降，电视新闻的观众也在不断减少。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年轻人对新闻的兴趣在减少。他们不再像父辈那样，关心如何跟上新闻。第二，伴随着对日益萎缩的受众市场的激烈争夺，新闻产品的完整性被一点点侵蚀。在追逐利润的冲动中，客观性受到严重损害，“娱乐病毒”的扩散更令人惊心动魄。政治势力的干涉和审查也在加强，新闻的标准越来越模糊不清。第三，新的信息分发方式不断产生，这也影响了新闻的完整性，甚至影响到记者如何界定自身。仅仅从网络新闻来看，非传统的新闻传播者——诸如新闻聚合站点、博客、搜索引擎、社交网站、微博等等——比传统新闻媒体的网站吸引了更多的受众。谁是客观的信息源成了疑问，有关什么是新闻、谁是记者等重要区分正变得混乱起来。

    不仅如此，新闻还面临其他多重威胁：公众的不信任，新闻文化自身的缺陷，等等。在众多挑战面前，新闻发现自己面临的是生存还是灭亡的大问题。或者，至少可以说，我们所知的20世纪的新闻正走向瓦解。

    新闻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和历史实践，媒体是新闻赖以产生的组织和技术。当媒体“制作”变得廉价，而制作媒体的人有无限的供应，这时，新闻会变得怎样？可以说，一旦消费者被鼓励成为媒体制作者、并在散布的媒体内容中建立联系，新闻就成了一种活动，而不完全是一门专业了。

    以前我们把新闻看作一种商品，想的是如何创造并分发一个可供消费者使用的物品；在那个时代，鼓舞媒体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生产得更多，你会消费得更多吗？”。现在，当新闻成为一种活动，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对话、讨论、与情境密切相关的行动，重点不是我们是否可以获得信息，而是在我们获得信息之后如何使用。将近90年前，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曾经写下一段著名的话：新闻是公共目的的一种工具，为的是“将隐藏的事实带到光天化日之下，将这些事实彼此联系，从而构建出一幅人们能够赖以行动的现实画面”。今天，李普曼对新闻的这种描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

    杜威1934年曾经写过一本《艺术作为一种体验》，他认为，艺术不是作为一种人造物而存在，相反，艺术存在于人们的参与中。“艺术产品——庙宇、绘画、雕塑、诗歌——不是艺术作品。当一个人与该产品产生协作，结果他因为产品的解放性的和有序的特性而获得某种欣赏体验，这时艺术作品才算发生了。”这种纯粹的审美体验也可以移植到今天我们对新闻的认识上：新闻不是作为一种人造物而存在，新闻存在于人们的参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