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今天许多的社会议题，例如贫富差距、房价、物价、环保、社会正义、黑矿工、强拆，等等，我们总喜欢拿美国来作比较。有点像孩童时写励志文章，我们总是拿出某个圣贤，或是英雄豪杰做例子，最后会用“有为者亦若是”来作结束。好像这样一来，人生就有了方向，只要“有为”，人生就有转机了。
　　
　　其实，任何社会现象都有其复杂的人文背景，并非一句“有为者亦若是”就可以概括。当亚历西斯托克维尔在1831年提出“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Exceptionalism）这个新词汇的时候，他是指美国有特殊地理（地大、物博、人稀）、人文（没有贵族、皇权）与宗教环境（清教徒后代，没有教廷压迫，没有宗教战争）的特殊文化景观。换言之，美国没有欧洲那些文化与历史的包袱，得天独厚。
　　
　　这种“例外主义”表现在美国人的开荒精神、自信心和优越感，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但是，这个从华盛顿到杰佛逊都是奴隶主的国家，一直要到1860年代“南北战争”时的林肯，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社会公义上并不很“例外”。要再经过20世纪卅年代的大萧条，也才让它意识到，自己在经济上也不是无敌的。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是英国的创作品（brainchild）。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美国的思想和理念都是从英国来的，除了一些文学家以外。如果要作比较，今天中国的社会更像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社会，只是我们把一百多年的经验压缩到二、三十年罢了。所以，如果希望汲取教训，或许我们还需要多了解一下英国的历史过渡。
　　
　　英国工业革命的阴暗面
　　
　　工业革命是18世纪末开始到整个19世纪的一个社会大转型，从手工转到机械，使得人类社会整个食、衣、住、行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都有了决定性的改变。它从英国开始，逐渐传到欧洲、北美洲，以至于全世界。用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芝加哥大学小罗伯特埃默生卢卡斯教授（RobertEmersonLucas,Jr.）的话说：“历史上第一次，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开始持续增长……类似的经济行为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发生过。”（2002年）
　　
　　我们都知道，工业革命结合了资本主义的力量，从纺织业、炼铁业和炼煤业的机械化开始。然后随着蒸汽机、内燃机和电力的发明，以及铁路、轮船运输的普遍，使得人类社会开始了惊天动地的改变。除了原有的贵族和农庄主，社会上兴起了大批工业家和实业家这批中产阶级的新贵。
　　
　　但是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在英国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因为工厂大量的设立，城市开始兴起。工作机会使得众多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人口也开始迅速膨胀。由于城市缺乏基础设施，造成许多问题。它给底层（被剥削）人民所带来的悲惨命运，令人发指。
　　
　　我们或许从狄更斯的小说中（从1839的《尼古拉斯尼克贝》到1855年的《艰难时世》）或是恩格斯的《1844年英国劳工阶级状况》这些书里看到过一些骇人的现象。（恩格斯这本书深深刺激了马克思，其余的历史大家都很熟悉了。）
　　
　　法国人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Doré）本来是个幽默家。看到伦敦的悲惨情形，他忍不住了，在1870年代，他做了一系列的木刻画，描绘他所看到的景象。这是19世纪的下半叶，狄更斯已经去世，可见问题还在。
　　
　　首先，这批涌入城市的“农民工”生活非常辛苦。不但家庭被拆散，城市的居住环境和工厂待遇都非常恶劣，更不要说对工人的保护了。这些穷人住在拥挤的小房子里面，许多人共用厕所，环境潮湿，没有地下排水设备，以致污染饮用水，各种疾病流行。烧煤是当时主要的能源，烟雾弥漫，环境污染，街道污秽不堪。
　　
　　当时最大的杀手是肺结核，19世纪后期70%到90%欧洲与美国城市里的人患过肺结核，而城市工人有40%死于肺结核。在英国，因为矿场工作，各种肺部疾病严重（包括黑肺）。又因为饮用水的污染，霍乱、伤寒、天花盛行。
　　
　　更凄惨的是童工与女工。因为穷人多，成年工人又不够养家，于是大批孩童被雇入矿场、工厂。他们的薪水只有成人的10-20%，作的工又不比成人差多少，自然是工厂主与矿主争取的对象。他们宣传说，这是贴补家计的好机会，孩子既然没有学可上，也就去上工了。根据1788年的估计，全英国与苏格兰地区143个用水力操纵的棉花工厂里，有三分之二的工人是童工。
　　
　　虽然使用童工并非从工业革命开始，但是这样大量集中的使用还是首创。从四岁开始，他们工时很长，一般每天要工作12-14小时。有人从早上四点就进入矿场，要一直干到下午五点下工！他们的工作环境很差，还有时受到鞭打。安全顾虑更低，死于矿难、打瞌睡被矿车碾毙等等，都是常事。许多孩子得了肺癌，还不到25岁就丧命了。
　　
　　在棉花厂工作的“捡破烂”队伍，需要钻到机器下面检遗留物，往往被机器压伤、断肢、甚至有脑袋被切掉的。在火柴工厂做工的女童工因为受到磷污染，下颚中毒发出磷光，并导致眼瞎和死亡。在陶器场做工的孩子容易受到有毒灰尘的感染。
　　
　　除童工外，女工的情况也是大致相同。她们也是廉价劳工的受害者，没有任何保障。
　　
　　当然劳动阶级这样的生活条件有时也引起了他们激烈的抗议。例如19世纪初有过所谓“卢德派”，反对机器代替人力。到了19世纪中叶，劳动阶级有了大规模的“宪章运动”（Chartism），争取基本民权。
　　
　　探索悲剧的原因
　　
　　19世纪初，虽然布道家约翰卫斯理刚刚逝世，但是他所推行的“圣洁运动”对英国的影响还在。维多利亚女王（在位1837-1901）六十多年的统治正是君主立宪的大英帝国的巅峰时期（大国崛起！）。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强调道德与家庭的价值，没有任何宫廷丑闻。但是，这也是个“伪君子”作风流行的时代。人们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
　　
　　廿世纪英国著名艺术史家和博物馆长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Clark）曾对19世纪的英国做过很深刻的观察。他认为这种普遍伪善的作风也有其“神学基础”。除了大家口头上所尊崇的“基督教”，体面人士真正信奉的是个“新宗教”。它的“圣书”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学以及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呈几何级数成长而食物仅呈算术级数成长，人类一定会遭遇食物短缺的命运。他不认为穷人有得到最小量食物的权利，所以要立法对付贫民的人口问题。他可以说是达尔文的先驱，也是达尔文最佩服的学者。许多人认为他的人口论间接导致1845-1852年间爱尔兰的“土豆饥荒”，使得爱尔兰的人口损失了四分之一，有将近一百万人因饥饿和疾病死亡。连恩格斯都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是现存最冷酷无情、最野蛮的理论，是个摧毁爱人如己和世界公民等所有美好词汇的绝望的系统。”
　　
　　李嘉图政治经济理论是当时最有力的经济理论。他的“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工资应当自由竞争，也不该限制从外国进口产品。基本上也是“适者生存”！马尔萨斯与李嘉图虽然看法不尽相同，但却是紧密的战友。
　　
　　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一方面自以为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由于在“智识上”全盘接受他们两人的理论（早于达尔文），已经把“适者生存”当做天经地义的至理了。在这“新宗教”的世界观里，“虐待劳工”就被合理化了，基督的教训也就视而不见了！人类对道德观作选择的能力有时会令人吃惊！
　　
　　虽然任何社会都有“虚假”和“伪善”，但是对没有安全感的中产阶级，在经济挂帅的前提下他们整个生计都维系于对劳工的剥削。就像克拉克所说：普遍地伪善是19世纪英国的标志。在“新宗教”的庇护下，人们的是非观和道德感被扭曲了，他们的良心也不再让他们烦恼了。大多数人的信仰已经形式化、僵化了。这种虚假达到一个程度，像“敬虔的”、“可敬的”、“值得的”这些形容词已经成为讽刺性的字眼！
　　
　　这种种悲惨的现象，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并不陌生，只是悲惨的内容不同罢了。今天中国利益既得者，早年也深受“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感召，可是今天也只剩下虚假和伪善。我们耳朵所听到的是：“以人为本”，“承认并尊重人权的普遍性原则”，“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为人民谋利益并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政府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
　　
　　这些话表明，我们是懂得“普世价值”的，可是这个信仰却往往被“稳定”和“中国特色”这个“新宗教”所掩盖。这种言行不一的作风不正与19世纪的英国相像吗？
　　
　　然而，中英这两个社会间还是有两个重要的不同点。这些不同点帮助英国逐渐从不公和腐败中走了出来。或许他们的经验也可以做为我们的借镜？
　　
　　改革的声音
　　
　　19世纪的英国，虽然绝大多数的利益既得者周日都上教堂，但这是形式化的信仰，因为心目中的偶像，使得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盲点。然而，到底英国文化中具有深厚的基督教信仰的力量，以及从基督教信仰所延伸的道德意识。这种力量和意识感动一些人做出一些非凡、甚至舍己的事业。他们无私地关怀社会，作为社会的良心，逐渐促进了社会的改善。
　　
　　威廉威尔伯福斯废奴的努力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容让我举几个其它的例子吧。
　　
　　1.改革女监的伊丽莎白弗雷（ElizabethFry，1780-1845）。她是英国“贵格会”的一员。“贵格会”是个很敬虔的宗派，反对战争，注重社会关怀。18世纪初，年轻的她就开始改善女监的工作，数十年如一日。她赢得下议院的支持，修改法律，改善女犯的处境。不但如此，她也照顾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为他们建造收容所。她并且开办护士学校，其中还造就过南丁格尔。她的工作影响深远，连维多利亚女王都是她的粉丝。
　　
　　2.废除童工的沙佛兹伯里伯爵（AnthonyAshleyCooper,7thEarlofShaftesbury，1801-1885）。他是一位议员，也是一位基督徒。在他的推动下，下议院在1833年，也就是英国通过彻底废奴的同年，通过了“工厂条款”，禁止9岁以下的孩童进入纺织工厂做工。9岁到13岁的孩子每天工作不能超过8小时。但是因为监督人员不够，他还得继续努力改进。1842年，他领导通过“矿场条款”，禁止妇女与儿童进入矿坑。他还领导建立学校，教育穷苦人的孩子。
　　
　　3.设立孤儿院的乔治慕勒（GeorgeMüller，1805-1898）。他是英国“弟兄会”的领袖之一。他虽然身无分文，但他仰望上帝，靠着捐款所设立的孤儿院前后收养并教育了超过一万人。他并开办了117所学校，教育了超过12万个儿童。
　　
　　经济固然重要，但是，每个社会都需要有超越经济考量，超越个人功利的核心精神价值，以维系普世价值，赋予社会人生更高的理想。19世纪的英国，虽然弱肉强食、贪婪盛行，虽然宗教开始形式化，虽然伪善成风，但是，这种深植人心的宗教和道德力量还是不可忽视。它推动了社会的改革。
　　
　　当年的英国与今天的中国还有另外一点的不同。英国整个政治制度都在宪法的保护之下。除了行政部门之外，他们有独立的议会制度和独立的司法制度。英国的上议院不是民选，都是由世袭的贵族和非世袭的神职人员组成。但是英国的下议院却是民选，而其所拥有的权利超越上议院。英国的首相就是从下议院推举出来的。
　　
　　这种独立的议会功能和司法功能虽然并不完善，议员们为了私利有许多争吵，效率也不是很高，但是，它却提供了一个正式的管道，让人民的疾苦可以上达，让改革可以逐渐实现。到了19世纪的末期，英国社会的正义，制度上的公平与公正，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克拉克在书中说，如果你在19世纪末问英国人和美国人，人类行为最可贵的是什么价值？五个中有四个会告诉你，“仁慈”（kindness）。这种“人道主义”的观念是19世纪初的人无法想象的价值。如果去问当时德国的黑格尔，他可能会告诉你，“仁慈”是软弱的表现，它纵容人懒散，在精神上远次于残酷与暴力。可是，“人道主义”的观念到19世纪末期已经被普遍接受了。
　　
　　“人道主义”是因着修补工业革命的创伤，修补“伪道德”的为害，人类多年奋斗的结果，这是人类社会最灿烂的新观念之一。要改善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们需要各种宗教和信仰团体的合作。但是，这些合作的团体必须要有共同的价值。那么，“仁慈”，以及它后面的“人道主义”，或许就是一个大家都能认同的核心价值罢？
　　
　　英国的改变是渐进的，它社会上的核心价值维系了社会的稳定，也成为改革的动力。在今天的中国，除了那些口号和套话之外，我们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