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1日，江苏苏州市政协会议闭幕，新任党组书记兼政协副主席曹新平在主席台就座。他一周前刚从江苏另外一个地级市——徐州市市委书记一职卸任，新职务对他来说，无疑有些“屈尊”的味道。
　　但这样的“降职”，并不同于有些官员因受处分被降职低就，这是曹新平的个人选择。
　　据新华报业网报道，1月14日，徐州召开干部大会宣布，60岁的曹新平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徐州市委书记，根据曹新平的个人意愿，江苏省委安排他回苏州工作。一个“回”字道出了任职安排的真实原因，曹新平在苏州从广播电视大学一名教师起步，一路走到苏州市委常委兼昆山市委书记的岗位。2006年，曹新平被交流到徐州担任市长，后升任市委书记。临近退休，他希望能回到自己成长的地方，也算是叶落归根。
　　曹新平在政协的新“搭档”，比他大一岁的苏州政协主席高雪坤，与曹新平走了同样一条回乡路。高雪坤生在苏州，长在苏州，2005年调任淮安市副市长，一年后升任市长，2012年回苏州担任政协主席。
　　如无意外，曹新平、高雪坤几年后都会在苏州走向仕途的终点。像他们这样，有意愿回自己的老家或者是工作过的地方退休的官员并不鲜见，且不少人都在临近退休前，被安排回家乡担任“二线职务”，或者职位稍低的“一线”职务，过渡几年再退休，实现告老还乡的念想。
　　
　　有“退休”手续生活更方便
　　
　　在江苏，今年几乎与曹新平同时告老还乡的还有原南通市委书记丁大卫。
　　丁大卫1955年12月生于无锡，前半生一直在无锡发展，1971年参加工作时先是当了纺织机械厂的木模工，后来当上了工厂的团支书，1986年成为正处级的无锡市团委书记。2001年，已是无锡市委常委的丁大卫被调离无锡，任淮安市委副书记，此后又升任南通市长、市委书记。
　　2016年1月13日，江苏省委宣布免去丁大卫的南通市委书记职务，当时丁已达到厅级干部60岁的退休年龄。一般来说，地级市市委书记退休后可以被安排到省人大或省政协的专门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委员），过渡几年再退休。但根据丁大卫的个人意愿，他回到了生养他的故乡无锡，当上了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样也会在这里过渡几年再退休。
　　“有人说想叶落归根，退休了就搬回老家住就行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河南某市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老干局局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退休后再回到老家居住，跟拿退休工资去其他地方养老就没有什么区别，住房、后勤都得自己解决，医药费也要寄回原单位报销。
　　但是，如果干部在退休之前，能将组织关系转回老家，退休后住房、医疗、参加老干部活动等，当地就能解决了。
　　这位老干局局长解释说，1949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离休，是有异地安置的政策依据的。政策规定是，对要求异地安置的离休干部，原单位可以一次性给一笔安置费在异地买房，不过医疗费还是得寄回原单位报销，“也够麻烦的”。
　　对于退休的干部，就没有异地安置的政策了。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被降为副省级待遇之后，他回到老家无锡度过了余生，由于是副部级干部，退休后仍享受专车待遇，只能由河北省从千里之外给他派车派司机。如果想退休后到自己希望的地方居住，又想在居住地继续享受“应有的退休干部待遇”，只能想办法在退休前将组织关系转入，否则异地居住就很麻烦。
　　2000年以后，正部级干部中就有原安徽省省长许仲林回江苏老家退休，许仲林1943年生于江苏，1999年从江苏省委副书记一职升任安徽省省长，2003年也是因个人原因要求回江苏。他回去后，先是当了半年正部级的省委副书记，半年后当选为省政协主席，直至2008年退休。
　　由于回到老家的干部都已临近甚至到达退休年龄，难以安排“一线”的党政实职，人大、政协就成了主要的去处。
　　现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伦，1953年出生在福建，担任过福州市副市长，纪委书记，2011年2月，已58岁的陈伦，从福建省监察厅厅长一职一跃成为吉林省纪委书记，成了副部级干部，在吉林工作4年后，2015年2月回到福建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现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荣祥，则是从福建告老还乡浙江的。袁荣祥是浙江人，1999年从浙江湖州市长任上被交流到福建，任龙岩市长。2014年1月，59岁的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袁荣祥回到了浙江。
　　回乡的官员中，也有进入党政系统的。籍贯河北武邑的刘玉顺，在河北官至省公安厅厅长，2007年12月入川任四川省高院院长，并在2012年升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15年5月，61岁的刘玉顺回到河北任省政府党组成员，通常情况下这是个正厅级职务，副部级的刘玉顺“降格”担任此职务，应是退休前的过渡。
　　官员回乡，有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而是一个长期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原新华社副社长路建平是山东人，但从1978年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北京学习、工作了30年从未离开。2008年，他从一厅级岗位空降湖南，担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官至副部级，此时已经54岁。工作4年后，路建平2012年6月回到北京担任新华社副社长，2014年退休。
　　
　　不完全是因为“退休”原因
　　
　　在回乡的官员中，有些也未必是为了退休后的安置，而是有其他特殊原因。
　　2014年，60岁的海南省省长蒋定之，改任正部级的江苏省人大常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回南京后，他说“回到江苏工作很亲切”。蒋定之是江苏溧阳人，2005年从江苏省常务副省长的岗位上调任证监会副主席，2010年空降海南任常务副省长，2012年升任省长。2014年之后，蒋定之因患耳疾，经个人请求，回到了江苏。
　　今年1月，江苏徐州除了“一把手”曹新平要求回到苏州，“二把手”市长朱民也要求回到苏州。但朱民与曹新平不同，他才53岁，远没到退休的年龄。朱民在苏州担任过市政府副秘书长、吴江（县级）市委书记、苏州市副市长，2008年45岁时升任江苏省商务厅厅长，2012年“空降”至徐州，担任市长。
　　朱民任徐州市长这几年，徐州的经济增速年均超过10%，2012年徐州GDP为4016亿元，2015年已经超过5000亿元。以朱民的年龄和政绩，其仕途还有一定的想象空间，为何突然辞职？
　　据新华报业网报道，朱民要求回苏州，是因为“家庭困难”比较大。正值壮年的朱民回到苏州后，省委没有给他安排到“二线”，朱民当了正厅级的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排名在市委副书记周伟强之后。
　　“个人有困难可以向组织提，有时也能得到满足。”安徽一退休不久的正厅级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干部被任命时要“服从组织安排”，但也可以要求“被组织关怀”。
　　这位正厅级干部本人也向组织提出过调动的要求。他曾在安徽南部地级市担任市长，年龄较大，接任市委书记希望不大，经向组织申请，最终调到省里，当了某“弱势”省局的局长。
　　在回乡的官员中，也有退休地要“好一点”的共性。总体而言，要求回乡的官员，家乡一般都会比工作的地方要“好一点”，可能是自然、气候条件更好，也可能是经济相对发达、政治资源更加集中。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江苏，有那么多苏州籍的官员，外放担任其他地方的重要职务后，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苏州退休，而不在工作的淮安、徐州等地退休。
　　在省部级干部中，也是回流到“好一点”的地方更多。比较典型的有姜斯宪，他的主要工作经历在上海，曾担任过上海市政府办公厅主任。2006年10月，已是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姜斯宪被任命为海南省副省长，2012年又进入省党委班子，任省委常委兼三亚市委书记。2014年1月，年满60岁的姜斯宪回到上海，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现任北京市党组成员洪峰，安徽人，1991年到北京工作后，一直在国家计委工作到1998年。这一年，他被空降到陕西，担任省长助理，后来升任陕西省委常委、副省长。2011年，57岁的洪峰回到了北京，但没再能进入市委常委会，被任命为副市长。2013年1月，他的副市长职务被免，以市政府党组成员的职务负责北京新机场项目。
　　最近，原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被增补为广东省人大代表。张广宁从1971年开始在广州工作，直到2012年离开广州，远赴东北出任鞍钢集团董事长，在那里工作了3年多。离开鞍钢时，张广宁表示自己将回广东省人大工作，但到目前，他在人大的职务尚未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