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视台热播新版电视剧《三国演义》，1800年前的故事，今天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我忍不住从书架里翻出《三国演义》，秉烛夜读，颇有感慨。三国时期，群雄四起，逐鹿中原，是我国历史上动乱纷争的一大奇局。三大政治集团时而杯酒言欢，时而兵戎相见，关系错综复杂。透过纵横裨阖的军事较量，看到的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正如清代史家赵翼所说：“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重用人才是魏、蜀、吴三国共同的施政方针，但具体措施各有千秋，仔细推敲，三国时期的人才战略，当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用人以才——曹操的用人策略
　　
　　曹操用人，讲究“唯才是举”。曹操曾三次发布求贤令，向天下求贤。赤壁之战，曹操宴饮长江，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脯，天下归心”的诗句来倾述自己渴望人才的心情。在选人原则上，曹操抛弃等级门第观念，用人不计前嫌、不论贵贱、把傲然出众的才华作为选用人才的前提。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发布第一道《求贤令》：“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从中看出，曹操选人不需要一定是全才，也不论是否廉洁或品德好坏，只要有一技之长，曹操都会爱之、信之、任之、用之。
　　
　　南阳张绣与曹操是宿敌，投降曹操后却降而复叛，杀了曹操的儿子曹昂。但当张绣再次投降时，曹操仍能接纳他。《三国志》中记载：“绣至，太祖执其手，与欢宴，为子均娶绣女，拜扬武将军”。随后，张绣为曹魏训练了一支精锐骑兵，在官渡之战中力下大功。曹操的几大谋士中，荀彧、郭嘉来自袁绍集团，贾翊则来自张绣集团。几大名将中，乐进和于禁是曹操从行伍提拔，张辽来自吕布集团，张郃来自袁绍集团，而徐晃来自杨奉集团。曹操唯才是举、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方针，使很多寒门中的优秀人才得到重用，也使曹操靡下聚集了当时最庞大、最优秀的人才队伍。借助他们的文智武功，曹操得以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
　　
　　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看来，曹操用人体现了极高的智慧和管理手段。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每遇大事，都会找手下谋士集思广益，广泛听取意见。官渡之战，曹操甚至敢于听取原本是袁绍帐下许攸的意见。但是，在任务执行时，曹操却不派遣提出意见的人去办，而是选派曹操认为更适合的人去办。这种“谋权分离”的做法，即做到了用人之长、避人之短，又可以防止因其他人权利过大而挑战自己的权威。
　　
　　总体看来，曹操的人才选拔方法，在当时重德轻才的社会里，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但是这种用人方法很容易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任用不忠诚于团队的人是很危险的，一旦缺乏约束和监控，出众的才能将会毁灭原有的成绩。赤壁之战，曹操错误听取庞统的意见，83万大军灰飞烟灭；重用司马懿，使得曹氏基业最终被司马氏谋取，这都是曹操用人重才不重德的必然后果。
　　
　　感人以情——江东孙氏的用人策略
　　
　　孙吴奠基人孙坚，出身于下层社会。孙坚在起兵之初，便搜罗人才，任用良吏，为东吴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孙策继承父业，从江东大族中引进了周瑜、顾雍等不少人才，从而获得了江东豪门旺族的支持。孙策英年早逝，临终前对孙权说了一段著名的话：“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可见在孙氏家族中，举贤任能是孙权的强项。
　　
　　孙权用人，重在以情相待，靠个人魅力去吸引人才。刘备是皇族成员，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上的号召力保证了刘备、曹操政权对人才的吸引力。孙权虽然也有皇帝的封号，但是势力和地盘都是靠自己打出来的，利益至上是江东孙氏得以立足的根本。同时，因为没有鲜明的政治旗帜，孙权的“企业文化”就是感情至上，人才选拔带有较为浓厚的感情色彩。孙权能与下属共患难、同悲喜，对立有功勋的谋臣将士，给予充分的关怀和信任。孙权自称和周瑜情同兄弟，鲁肃去世孙权亲自为其发丧。当有人称诸葛瑾暗通刘备，孙权说：“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我，犹孤之不负子瑜也”。
　　
　　孙权用人给后世提供的重要经验就是敢于大胆起用年青将领，用愿景打动优秀人才，用事业发展留住可塑之才。周瑜24岁任中郎将，34岁统管吴国兵权，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曹兵。当刘备举倾国之兵伐吴，孙权大胆起用39岁的陆逊，并放手让其指挥，大败蜀军。另外，孙权一手提拔了吕蒙、甘宁等年轻军官，牢牢把握对军队的控制权。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有了这些才华出众的谋士和效命疆场的将领，孙权执掌江东半个世纪之久，屹立不倒。
　　
　　驭人以德——刘备与蜀汉的用人策略
　　
　　刘备出身于没落皇族，沦落到靠贩履织席为生。刘备起兵之初，远没有袁绍、曹操那样雄厚的家族基础，手下缺少文人谋士。桃园结义后，虽然得到关羽、张飞和赵云的支持，但转战各处，狼狈不堪。水镜先生一语道出根本，刘备有万夫莫当的将领，却无人会使用。刘备最终三顾茅庐，请卧龙出山，孔明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君臣相惜的千古绝唱。
　　
　　相比曹操而言，刘备用人更重德行。刘备没有下过《求贤令》，但是靠自身高尚的品德来影响人，使人才乐为所用。徐州之战，关羽战败，曹操费尽心机挽留关羽，可当关羽得知刘备下落，立刻不辞而别；兵败当阳，孔明过江游说孙权，孙权试图留下孔明，也被孔明断然回绝。可以看出刘备对人心的笼络，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刘备对不忠诚于蜀汉政权者绝不使用。彭羕是益州地主中比较有才气的人物，刘备入蜀时，他曾立过功劳。彭羕任江阳太守时向马超发牢骚说：“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马超听后大惊，立即向刘备报告，彭羕因此被杀。
　　
　　诸葛亮作为蜀国的支柱，在选用人才上同样坚持“以德为先”。他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所说贤臣，首先要求对蜀汉政权绝对忠诚，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他的提拔和重用。诸葛亮对臣僚的评价常以“忠”为先，如称赞蒋碗“托志忠雅”；赞杨洪“忠清款亮，忧公如家”，赞王平“忠勇而严整”，赞姜维“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赞郭枚之、费伟、董允等人“此皆良实，志虑忠诚”等等。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蜀国成为三国中最先衰败的一方，人才匮乏是主要原因。诸葛亮用人蕴含了过多的道德追问，把道德观简单的虚化成一个“忠”字，也就把对道德的理解狭义化了。诸葛亮误用马谡导致街亭惨败，但胜败是兵家常事，蜀国本以人才匮乏，挥泪斩马谡，看似严肃了军纪，也失去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将才。诸葛亮一生谨慎，对魏延极不信任。魏延投降后几乎参与了蜀国所有的重要战役，屡立大功，却一直无法改变诸葛亮对他的成见，最终导致内讧，给蜀军带来重大的损失。另外，诸葛亮事必亲躬，二十军棍这样的小事都要过问，压抑了中层将领的成长空间。蜀汉人才匾乏，后继乏人，诸葛亮负有主要责任。
　　
　　战略高度决定人才理念——三国生死存亡的根本原因
　　
　　三国统治者手下汇集了当时最优秀的人才，但在曹操、刘备、孙权死后，三国都因人的问题纷争不止。曹操一生斩吕布、灭袁绍、驱匈奴、成就北方霸业，晚年却误用司马懿，导致祸起萧墙，一生苦心经营被司马氏从内部轻松谋取。蜀汉和东吴对品德与感情的过分看重，致使两国对人才缺乏足够的宽容，最终人才凋零，被司马氏从外部击败。三国的衰落让人扼腕叹息，也更令人深思。
　　
　　选人用人表面上体现执政者胸怀的宽窄，实质则是战略思维的考量。组织的战略高度，决定其选人用人理念。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号称“宁我负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负我”，曹操执掌的流氓政权本身就违背了封建道德，所以曹操的人才战略只能重才不重德。刘备是皇族后裔，强调蜀汉政权在道德上的正统性，其选人用人都以品德为先。孙权摇摆于两者之间，自立门户，盘踞一方，选人用人无法在“才”与“德”上与曹刘两家争锋，只能选择走情感路线，以情感人，以义留人。
　　
　　在三种不同的人才战略下，三国之主虽然把人才建设作为执政第一要务，但都没有将人才作为战略资源进行整体谋划，没有将人才的培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对待，偏执的强调或忽略某一方面素质，压抑了人才的发展潜力。这种选人用人方法短期内可以促进组织发展，但从长远来看必将带来危机。
　　
　　古人云：“无古不成今”，对现代企业来说，三国之主的人才战略可以借鉴但不可以套用。企业在选人时应学习刘备“以德为先”、用人时借鉴曹操“唯才是举”，留人时注重孙权“动人以情”。这样一可以开阔眼界，避免人才“近亲繁殖”，二可以克服武大郎开店专门挑矮个、“白衣秀士”入伙专门选庸才的短视，真正做到举贤成风，广纳群贤，企业才能基业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