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北京车限购了，房也限购了。其中突显了对外地进京人员的限制，北京也因此遭到舆论诟病。不管舆论导致的政策是否修正，可以肯定的是，现在这种行政压制的方式车堵不住，房子需求同样也挡不住！
　　
　　北京市是从2005年取消了对外地人在京购车的限制，车市从此火爆，交易量陡升。北京楼市也是自04、05年前后外地人购房显著增多，特别是随着近几年以北京为核心辐射的动车组的开通，周边省市进京购房的人群更是大幅度增加。到此次新政出台之前，北京外地人购房比例达到四成以上，市区内更是高达六七成。
　　
　　从近年全国房地产市场普遍情况看，所有房地产热度高的城市，其需求推动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该城市所辐射区域范围的外地进城购房需求。“有钱人进城买房”成为近年中国社会人口移动的最显著特征。村里奔县里，县里奔省城，省城奔北上广深，北上广深有钱人则急着往国外移民，直到把温哥华的房价炒到整个北美最高----这一置业投资轨迹实则是中国人口流动即所谓“城市化”的中国特色。并且这一靠置业主导的“城市化”导致了中国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其中包括楼市、车市，以及中国地方政府建设城市和制造GDP独特的方式和手段。
　　
　　再说北京这一最具典型性、人口流向最为集中的城市。外来人群增长成为不可逆转趋势，并且渐为房市、车市、高端奢侈品等各门类市场中主导力量，北京如果想要控制市场增量阻断交易量，重点限制外地人购车和购房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但问题是在市场化、人口流动趋向无法逆转的今天，硬性压制需求的政策是否可以持续？如果不可持续，是否就会孕育着更可怕后果的猛烈爆发和反弹？
　　
　　1935年我国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著作结论提出，从中国最北部的黑河到云南腾冲这条直线以东的36%的国土面积居住着全国96%的人口（即著名的“胡焕庸线”）。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人口分布状况，反映了当时农业社会中经济活动与人口分布的对应规律。新中国之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需要，国家偏重于内地建设，建设三线、上山下乡等一系列的运动，使得中国西部特别是陕甘宁鄂皖川等内地省份大量国家重工业和军工企业进驻，使得人口分布向中部和西部有所偏移，内地城市也即所谓的“大三线”城市人口数量被快速充高。而改革开放后，国家鼓励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又使中国的人口涌向东南沿海城市，近三十年来，我国人口更严重地偏于东部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城市集中。
　　
　　就房地产供需市场来说，我本人认为它有一个再容易理解不过的“1+1理论”：有一个人，这个城市就要有一间房！中国内地近二三十年的改革率先实现了东部沿海城市的繁荣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东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加大了城乡贫富差距，而且“人往高处走”的人性本能也决定了经济越发展，人口越要向大城市、中心城市流动。这种因贫富差距和资源多寡推动加快了中国城市化步伐。与其它发达国家早年的城市化不同的是，我们的人口基数以及现代经济特征，使得我们这个独一无二的庞大人口国家，赶上了借助最现代化的通信和交通工具以及资本几乎无疆界的自由转移流动的强大外力，整个中国近五年以来，以高铁和飞机为载体，瞬间把富有人群和向往致富的人们汇集到他们所热衷趋向的某一个或者一些个城市和地区。
　　
　　北京作为首都，聚集了全国所有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贸易、医疗等十三亿人口大国最优质、最为核心的公共资源。在人口流动基本摆脱了户藉束缚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几乎全中国13亿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去到首都北京的一个理由甚至动力。这使得北京必然要承担了最重的外来人口涌入压力。这是北京房子和车子总是供不需求的根本！
　　
　　而从流动人群结构分析来说，以北京为典型，进入这个城市的外来人群量最大，并且有钱人占比相对也是最大。经济制造的人口流动给一个地区和城市带来了流动人口总量的上升，同时，由于这个城市聚集了国家最优的所有的社会公共资源，加上资本投资逐利的土壤，在土地资源不可再生的房产领域，北京这样的中心大城市房产已成为中国有钱人占有土地稀缺资源的宝藏，是中国财富两极分化最突出的物化体现。此部分需求，是将一个城市房价持续推向新高的动力源。是所谓“投资不撤，价涨不止”。
　　
　　人口的流动是住房需求的本源。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人口流向趋势不能发生转变的前提下，行政手段阻断购买其结果会是，购房需求延缓而非减少，购房人无资格购房则会加大市场对租房的总量需求，进而推高房租价格。而一旦限购政策有所松动，需求很有可能会在蓄势能量推动下出现报复性反弹。
　　
　　而这样的分析判断，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要想缓解京沪这样大城市的住房需求压力，则必须要在国家城市化战略布局上，在城市规划上转变即有的方向格局，将中心城市中的部分公共资源向外向其它城市或新城区分流；要在二三线城市，甚至三、四线城市设置人流防火墙，让离开土地的农民在这些城市寻找到就业机会，让他们在离故土最近的城镇里安居乐业；要让创业致富的新富阶层在三四线城市，同样找到发展的机会，让他们有钱之后感觉到安全，自己的财产、利益以及家室不受到威胁和侵害。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和今天春节之后，大城市和东部经济发达城市都出现了民工荒和用工短缺的情况。这是先发展起来的东部大城市的不幸，但却是西部，以前靠劳力输出的贫困省份、城市的幸事。至少说明以前相对落后的地区或三、四线城市已较之以前有了发展，较之以前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反映了大城市由于房价等生活成本快速提升，逼使低收入人群不得不转向生活成本相对低些的城市寻找就业。
　　
　　而这还显然远远不够。重要的是我们的政府眼下需要最长远的眼光，摈弃只看眼前GDP收益，搞土地财政坐吃山空的短期做法。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政府的决心，有魄力情愿将中心城市的一部分公共资源外牵出去，进而为大城市减负，为大城市减少外来人口增长压力做出实事。否则，北京迟早将是全世界最贵房价、最高生活成本、最差居住环境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