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重点大学本地化”之后，高考加分政策也日渐成为高考选拔中公平议题的焦点。今年先后曝光的重庆、湖北等地部分考生改民族、浙江裸分和加分“状元”之争等一系列事件，进一步使高考加分问题受到严峻的公平考验。

    高考加分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教育公平，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少数民族、军烈士子女等实施一定的照顾政策；另一方面的内容，是为了对现行的应试教育纠偏，根据学生的特长等方面的综合素质，给予加分，目的是为了不遗漏一些偏科但在某些方面确有过人之处的特殊人才。

    但是越到后来，随着加分权力的下放，高考加分有越来越泛滥成灾之势。有统计显示，教育部规定高考加分的情况大约14项，而各地林林总总的优惠种类累计达到192项之多，涉及体育、外事、残联、民政、计生等10多个部门和单位。一些加分项目形象模糊，如三好学生、优秀干部、综合素质评价等等，都缺乏清晰的边界，为权力和金钱入侵预留了巨大空间；甚至如少数民族加分等条条杠杠非常明确的政策，也无法挣脱权力的摆布。高考加分逐渐异化为某些权贵和富人为子女谋私利的工具，直接冲击了高考和社会公平的底线。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高考加分腐败的症结在于行政权力主导，最难以逃脱的宿命也是行政权力主导。一项以促进教育公平为目的的政策，播下龙种、收获跳蚤，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重庆今年19.6万考生，获高考加分人数高达7万人，占比35.7%！2009年4月，北京大学招生负责人做客人民网时曾透露，根据往年的统计，北京大学近几年在北京录取的考生，40％以上都存在加分投档的情况。有教育界人士对2008年北京市高考考生成绩分布表（文史类）分析后得出，在考取600分以上的所有599名考生中，得到加分照顾的考生达到了214人，这个比例高达35.7％，与重庆考生的加分占比惊人一致！去年北大在重庆招录的24名文科考生中，就有17名是获得了加分的，比例高达71%！其中重庆文科裸分状元刘超然也因为加分者太多，差点与北大擦肩而过。多亏了北大最后“扩招”，在重庆临时增加了4个文科招生计划。

    加分的泛滥已经到了如此严重地步，修修补补的改革已经不足以纠正其实施过程中可能的偏差，它的确面临一场“大手术”。这个大手术从哪里下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褚朝晖研究员开出的药方是：将高考加分与行政权力剥离！（9月12日《新京报》）

    这是一个切中要害的诊断。可是其开出的具体药方却令人怀疑其“药效”。他说：涉及加分的教育、科协、体育、外事、民委等部门和单位，仅有提供证据的权力，是否加分，应该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委员会而非行政部门确认。

    笔者不禁要问：专业委员会及其成员不会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来客吧？他们由谁来定、由谁组织、由谁来保证经费？他们固然可以由资深的专业教育人士组成，但在中小学和大学都高度政府垄断化、行政化的国度，你到哪里去找足够多、足够超然的教育专业人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一个教育资源被高度垄断化和行政化的国度，要想让高考加分政策摆脱行政力量的控制，简直如拔着自己的头发让自己飞上天一样天真。

    因此，要最大限度摆脱权力对高考加分的控制，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取消加分政策，仅保留对少数民族和英烈子女加分，并且严格地进行全面的公开、公示。

    有人会说，仅仅依靠考试，存在标准单一、不利于素质教育和偏才怪才选拔等缺陷，因此，彻底取消加分并不现实。

    那也好办，要加分可以，但是录取过程中必须严格把裸分和加分区别开来，加分只能作为高校录取的参考，而不能直接进入分数由高到低的排序。不能让高考加分者“后来居上”把裸分者一批批甩在身后。要知道，在一些考生人数多的大省，高考加十分就可以轻轻松松甩掉八九千人，而我们现行的高考加分政策动不动就加二十分，甚至不排除一些在当地“背景比较硬”的获得多种加分。

    具体做法是对现有的高校录取投档制度进行改革，120%的投档，不能像现在一样按照加分后进行投档，而是前面的100%或110%按裸分投档，后20%（或者严格限制在10%以内）是按照加分后的前几名进行投档。有20%的加分名额已经足够多了，中国没有那么多偏才怪才，否则早已经是世界上第一的人才大国了。

    这样做还不够，还是没办法防范那20%仍有作弊的可能。绝大多数高考加分者不都是因为有特殊才能吗？那么好，高校对于有录取意向的高考加分者，一律必须通过面试环节，尤其是加分内容方面的面试。既然这些方面他们平时都是有异于常人的才能的，是骡子是马拉出去溜溜就知道了！

    这样两减（减少加分、投档减去加分后排序）一加（加分者必须加上面试环节），加分的权力就由对全国几千所所有高校同时生效的地方行政力量“一手遮天”状态，切实回到了各个高校自主的状态。至此，方可谓“摆脱了行政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