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征房产税，调研环保税，提高车船税，专家嚷增税，代表叫加税，政府智囊团一片亢奋的加税之声。这种喧嚣嘈杂的声音中，一个数据似乎显得很不合时宜：全国总工会进行的一项职工收入调查结果显示，有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不仅工资增幅慢，不同行业、群体的收入差距更令人担心。收入好不容易涨了一点点，又得适用较高的税率，缴纳税额大幅增加，偏重的个税负担加重了生活压力。
　　
　　这个现实给那些力挺加税者浇了一盆冷水：别总喊加税了，别总变着法儿掏老百姓的腰包了。两成多职工5年未涨工资，中低收入群体急需减税。中国当下应该是减税，而不是加税。
　　
　　众多加税理由中，一个用得最多的、也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手段，政府可以通过加税来调节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也就是“劫富济贫”、“取富予贫”：政府从有钱人那里征更多的税，然后通过转移支付的手段分给穷人，从而减少阶层间的收入差距。
　　
　　经济学教科书上确实是这么说的，许多发达国家也都是这么干的——可在我们的现实中，寄望税收“取富予贫”，纯粹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幻觉。
　　
　　增税，只增有钱人的税，让有钱人承担更多的税负，这很可能是谎言。中国当下，贫富差距早超过国际警戒线，向有钱人课更高的税以平衡差距，是应该的。占用了更多资源、享受到最大收益、拥有更多财富的富人们，也有责任承担更高的税。可是，每一次加税，并没有精准地加到真正的有钱人身上，由于有钱人强大的避税能力，加上“无论最终谁承担税负，政府能收到钱就行”的增税动机，最终，税还是落到了中低收入者身上。
　　
　　比如个人所得税，主要功能就是调节收入差距的，可一个一直让舆论诟病的数据是：实际上工薪阶层税收占到了个税总收入的50%%以上——也就是说，个税主要是由工薪阶层承担的。试问，这样的个税如何实现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
　　
　　房产税也是如此。如果真正通过这种税收调节收入差距，应该对住房进行精准的细分，哪些是市民合理的住房改善，哪些是刚性的需求，哪些是投资炒房，这些应有区别对待，而不是仅以“第几套房”和“总价是多少”一刀切地规定。一刀切的规定，很容易误伤中低收入者。中低收入者好不容易花尽积蓄透支未来买了一套房也得交房产税，无疑是政府对全民的一次掠夺。作为财产税的车船税同样如此，大排量小排量一起涨，中低收入者又一次“在劫难逃”。
　　
　　更靠不住的是转移支付。税收上去了，说是为了提供公共产品和进行转移支付，把从富人那里拿来的钱用到收入很低的穷人身上。在公共财政的使用极不透明的制度语境中，加上人大监督很多时候形同虚设，转移支付根本无法指望。纳税人不知道，那些公众从自己的收入中让渡出的每一分税款，到底是转移支付到官员的胃、腰包和坐骑里，还是转移支付给了急需钱救命救灾的穷人。
　　
　　每年的国家审计总署的审计报告，都会审计出许多转移支付和专项资金被部委和地方政府挪用、截留、挤占的丑闻。最让公众无法容忍的是，甚至连用于救命的赈灾款也会被挪用。前段时间媒体曾曝光，国务院拔给某地受灾农民近6000万元的重建款，两年间真正发到灾民手里的只有50万元，不足1%%。救灾款都敢挪用和截留，更不用说扶贫资金、教育投入之类的了。审计总署前署长李金华曾毫不留情地批评说：中央转移支付从中央部门一直流到村庄，渠道很长，这个水渠是要“渗水”和被“截流”的，有时候水流到村里面就没有了。
　　
　　李金华还说：中央转移支付有一半以上没有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完全脱离了人大的监督——可想而知，这些本该转移支付给穷人的钱，最终转移给了谁？除了雁过拔毛式的挪用和截留，还有无处不在的腐败，你想想，这种转移支付靠得住吗？以调节差距的名义所增收的税，经过政府那只看得见的贪婪之手，最终转移支付到了官僚权贵等既得利益群体手中。这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劫民济官。
　　
　　因为每一次增税，都不能精准地课加到富人身上，而是中低收入者承担；加上转移支付过程的不靠谱，所以，“以增税调节收入差距”这个理由缺少正当性。既然如此，与其增税调节差距，不如直接减税减负。也就是，无须多政府那一道转移支付的手，而直接通过减税的手段降低中低收入者的负担。不指望政府能通过转移支付给什么，你别总掏人家腰包就是了！
　　
　　直接减税，中低收入者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那是一种民众可控的分配途径。而通过增税再转移支付，寄望政府将到手的钱毫无截留地分配给中低收入者，不切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