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10日晚7点，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两位都68岁的美国经济学家——纽约大学的萨金特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西姆斯，而他们获奖的理由是“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

    这个结果依然可谓爆出了今年诺贝尔奖的冷门。此前媒体预测的热门人选是诸如戴蒙德、巴罗、罗默等在金融监管或者经济增长领域有卓越建树的经济学家。最后获奖的两位今年甚至不在预测的人选范围内，这也让诺贝尔经济学奖延续了一贯的最难预测和冷门迭出的传统。即使今年的获奖人之一是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萨金特，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仍然没有被“理性预期”到。

    尽管年年冷门，但经济学奖还有一个传统容易被忽视，那就是最终宣布结果的时候，大家发现获奖者真正的实至名归，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获奖者被视为水货。说明经济学神圣殿堂里真可谓星光灿烂，巨匠丛生。以今年获奖的萨金特和西姆斯为例，其实，这两位前几年一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萨金特是理性预期学派的大师，而西姆斯是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和应用宏观经济学领域里著名领袖，当他们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的时候，他们总是与诺奖擦肩而过，当预测者忘记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出乎意料的获奖了，诺奖的这种不可预测性，的确无法用萨金特的理性预期学说加以解释。

    自理性预期学派问世以来，关于政策对宏观经济以及人们决策行为的影响的研究一直都是宏观经济学的显血。卢卡斯认为，由于人们理性预期的存在，任何政府的政策都会被人们“预期”到并作出相应的对策，因而在理性预期学派看来，政策是无效的。萨金特在卢卡斯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政府政策的变动只能影响名义变数而不是实际变数，真正的问题是，怎样可用观察到的行为把部分明确、部分正确的预期与全部明确、全部正确的预期区别开来。在萨金特看来，认为每个经济当事人都能正确的预言政府的金融政策以及一切曲折复杂的结果，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政策将影响经济，经济也将影响政策。萨金特的贡献就在于通过计量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永久性调整进行了分析。

    西姆斯已创立了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的方法，来分析经济如何受到经济政策临时性变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西姆斯作为美国计量经济学会的会长，他为时间序列统计理论和经验宏观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西姆斯的工作是由宏观经济理论中的重大问题推动的，故非常有影响，他是被广泛使用的矢量自回归统计方法的有力的倡导和评论者，受他自己以及相关的经验研究的推动，西姆斯反思如何制定货币政策模型，并重性考虑货币政策影响经济诸多总量的渠道，成为该领域的领导者之一，比如，西姆斯用这一方法来研究诸如央行加息等对经济的影响等。

    诺贝尔经济学颁奖委员会还特别说明：“虽然萨金特和西姆斯都是独立做出他们的研究，但他们的贡献在几个方面都是互补的。今年的得主在1970和1980年代的创造性贡献已被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所采用。”可以说，在经济与政府政策的复杂互动及其可能引发的人们的复杂选择方面，萨金特和西姆斯通过计量的工具，将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萨金特研究长期变化，而西姆斯研究短期的变化。而他们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工具之一，他们的工作为宏观经济学在科学性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步。

    当然，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是一个奖项，他不是为现实的经济问题而量身定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理论一般至少需要30年以上的论证和传播才会被诺奖委员会接受。可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更注重理论的原创和架构，更注重某个学者的工作对经济学理论的突破和推动，而不是考虑到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有多大的帮助。诺贝尔经济学奖之所以被视为最难预测的奖项，原因大概就在于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对现实没有太大的帮助，更不能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任何意义。甚至认为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出了很大问题的美国人是一种讽刺。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创性理论需要时间，需要耐心和积淀，而不是急功近利两三年就可以被认可的，那是巫术，不是科学。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些大师，当他们几十年前从事他们的研究的时候，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他们会得奖。这对于动辄就提出要培养诺贝尔经济学奖，动辄就提出培养乔布斯的功利中国而言，无疑泼了一瓢有助于我们清醒的冷水。诺奖的获奖逻辑告诉我们，一个浮躁和急功近利的社会，既产生不了乔布斯，也产生不了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