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先生是我最早知道的中国科学家之一，而我记得比较清晰的原因是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流行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钱先生经常发表相关的言论，作为一个法科学生，关于当代科学的一些感受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奠定的，三论也是我第一篇发表的正式论文《商业性信息——民事法律关系的崭新客体》的最初的知识触媒。当然，那个时候也觉得钱先生就象我们高山仰止的星星，激励着我们这些向往新知的年轻学子。其实那个时候并不知道钱先生到底是干嘛的，关于航天之父等等的信息也是后来才得知，但是钱先生对于很多新的科学知识的倡扬与鼓励的态度却已经在我的成长中留下印象。

    我与钱先生并无私交，钱先生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历史地位与科学地位我也无从判定，但作为一个普通的热爱科学的人，我觉得钱先生有三样东西值得我们重视与认可：一是钱先生不只是一个学问意义上的科学家，也是相当不少的重大科研项目的领导者，在科学成果的转化中，中国科学家团队的领导人才实际上一直是一个非常紧缺的人力资源，钱先生的科学团队领导经验的得失值得我们去考究；二是钱先生不只对于科学研究本身有贡献，对于科学知识的社会普及也素有贡献，这也是中国科学界非常值得反思与发扬的一个方面，科学如果缺少广泛而热烈的群众基础，就很难有持续不断的科学进步的基本动力；三是钱先生本人的思想范围不只以科学技术为限，他也有对于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些积极思考与回应，科学与社会的严肃结合一直是负责任的科学家应有的态度，现在这样的态度不是多了而是不足。

    因为钱先生的工作领域的关系，他一直身处在重要领导岗位上，这种领导岗位也限制了钱先生能更多为社会面认知，甚至也使得他的很多工作也只能限制在有限的社会认知范围内。我在想，如果钱先生只是一个大学教授，只是一个普通的科研机构的领导，或者只是一个不担任国家领导职位的科学家，那么他的影响是更大呢还是更小？他能做的事情是更多呢还是更少？我想这也是对于每一个科学家提出的挑战，而回答往往是，做一个普通知识分子那么你的作用与空间就太普通了，而钱先生今天的不普通的成就也恰恰来自于他做了不普通的选择。钱先生走了，他留下了带有他的选择印记的值得我们尊敬的历史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