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对10所高校1641名90后和80后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国有大中型企业成了90后大学生最想去的工作单位，选择率达到20.3%。其他就业意向从高到低分别是大专院校(14.8%)、科研单位(11.2%)、私营企业(9.4%)、党政机关(8.9%)等。（《中国青年报》11月17日）

    大学生最想到大中型国企谋职？这样的调查结果与笔者平日对大学生求职意向的了解基本吻合。笔者在高校工作，对不少大学生考研、考公务员的热衷和就职意向首选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的选择并不陌生。但面对大学生最想到大中型国企谋职的信息，笔者以为，有解读和关注的必要，并不能因为这种选择的普遍性而认为这种选择就是合理的，因为其背后并不仅仅是单一的个体理性问题。

    简单地说，大学生最想到大中型国企谋职是符合个体理性的产物，对个体来说，似乎没有议论的必要。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大中型国企靠什么吸引了众多大学生的眼光？是靠人尽其才的环境还是广阔的发展空间？

    事实上，所谓的大中型国企，就当下话语环境来说，几乎是垄断的化身，大学生最想到大中型国企谋职看中的不是环境，甚至不是专业对路，而是附着在国企身上的垄断福利和高收入。如果离开了垄断福利和高收入，在笔者看来，国企不可能吸引如此多大学生的聚焦目光，最起码不会如此众多。也就是说，这种选择是与“谁拥有垄断权，谁掌握了垄断资源，谁的工资福利就高、待遇就好”的分配潜规则相联系的。
 
    高收入和高福利之下，又有谁能不动心呢？ 只是大量的人才汹涌进入大中型国企时，一方面不仅会造成了大量人才的浪费，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中加重全社会的行业歧视，使其他行业更加丧失人力资本。就笔者的观点，这同样是对社会进步的妨碍。
 
    更进一步说，大学生最想到大中型国企谋职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出现了垄断行业有演化成“分利联盟”的危险征兆，进一步出现的后果是众多人才愿意进入寻租性领域而非生产性领域，因为只把精力放在企图从社会已有的生产成果中分得更多的份额，进行分配性努力，往往能得到更多的利益。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认为，“分利联盟”是指一种拥有某种影响社会政策制定力量的联盟，他们一般没有动力提高经营效率获得财富，而是通过“寻租活动”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改变收入再分配的方案，从而增加利益集团自己的收入。以这样的理论观察我国的垄断企业，可以发现，二者有很多契合之处。

    道理很简单，分利联盟不是致力于把蛋糕做大，而是设法在一块既定大小的蛋糕中如何多给自己分得多一些，其本质是非生产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分利联盟的破坏性后果就如“抢瓷器”的后果：一部分人虽然多拿了一些，但还会同时打破一些本来大家可以分到手的瓷器。不幸的是，我国垄断行业侵蚀公众福利的事实恰似“抢瓷器”的后果。而大学生最想到大中型国企谋职的诱因正在于此。

    在笔者看来，大学生最想到大中型国企谋职是制度失灵的必然后果。这种失灵造成的人力资本失灵主要表现为最优秀的人才不是进入生产性活动领域，而是进入寻租性活动领域，结果导致整个社会不是生产性努力最大化，而是寻租性努力最大化。这种失灵带来了人力资本经济作用和社会作用的异化，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