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冕之王怎样失去衣服
2013-10-8 10:08:21 来源：胡泳的博客 我要评论（）
“2013安平中国·北京大学公益传播奖”设立了一个自媒体创新奖，9月底结果揭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朱雨晨对其提出质疑，由此在北大的一个公益微信群里引发了一场有关传统媒体和传统公益何去何从的讨论。岳路平以进化论式的逻辑，宣称新媒体与新公益乃是另一个新世界，“在大家或主动或被动地从原子世界向比特世界迁移的路上，谁会被淘汰？”
朱雨晨用一组妙喻来形容这个其实有点残酷的淘汰过程，就是“天足”、“裹足”与“解放脚”。面对互联网，“我们这一代媒体人，本质上是‘天足’和‘三寸金莲’之间的过渡状态。所以，可谓之‘解放脚’。”
在如此逻辑、这些比喻的背后，其实有一种残酷性在。一代媒体人的“过渡”，必定充满惶惑、焦虑与痛苦。恰好《新京报传媒研究》约我谈传统媒体人的转型问题，就此梳理一下这个“过渡”过程，也是想以我个人20余年的经历，来做点现身说法。自认对这种“过渡”，起码有些经历，也有些感触。
说到经历，我算“戴着镣铐”跳了很久的“舞者”，也算略通中国所有新闻编辑部的必备运动项目——“打擦边球”。在人民日报和CCTV的大院里都混过，也做过中国最早的市场化媒体之一《三联生活周刊》，然后在1990年代中期大肆鼓吹互联网，在2000年Nasdaq崩盘前夕离开传统媒体去做网站，亲身体会了我称之为过去35年中国媒体变化的两大驱动力：一是商业化，二是数字化。
这里有大时代的变迁，也有个人职业选择的兴衰。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立志做记者的时候，一支笔似乎还有神奇的力量，整个国家也处在一个“纯真年代”，人人都怀有热切的希望，使命和理想都还是响当当的褒义词。然而，等到世纪之交的时候，无论在个体还是国家层面，这种盛况都不复存在。2003年，我给《经济观察报》的一篇专栏写道：“说到传统的媒体工作者，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物质收益会下降，精神收成也会大大歉收。可能他们现在会发现，多年以来大家说他们是无冕之王，现在，大家会说这个无冕之王是没有穿衣服的。”
无冕之王到底是怎样失去衣服的呢？
褪去华服的第一只手：商业化
褪去无冕之王华服的第一只手，叫做商业化。
在1992年之后，中国把经济发展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在媒体中，出现了日益强劲的、有潜力带来巨大变化的商业化力量。国家支持的减少，意味着新闻机构要为读者和广告而战，许多“边缘”媒体——相对于充当党和政府的新闻喉舌的“主流”媒体而言——开始缓慢崛起，完全依靠市场竞争生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媒体第一次被当成商业来经营。这一变化，既有深刻的经济影响，也有不小的政治意义。
我在90年代中期加入《三联生活周刊》（老周刊人亲切地叫他《生活》）的时候，此前的首任执行主编钱钢曾提出“三界共生，系统运作”，即依靠新闻界、文学界和学术界，共同打造一本品质优秀的新闻周刊。“其办刊过程，将是融合‘三界’优长，改变学科思维习性，推动人才相互砥砺、相互激发，形成新的共生群落的过程。”这个充满人文色彩的理想，在商业化的大潮之下，显然没能实现。
“三界共生”成为泡影之后，《生活》十年完成的转型，是由精英文化本位到大众文化本位也就是消费文化本位，这正是大众媒体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了的。因为大众媒体是市场的产物，而市场告诉我们说，九十年代以来，大众文化比精英文化更为有力地参与着对中国社会的构造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三联书店原有的文化积淀变成了某种包袱甚至“污染源”，要文化还是要新闻（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新闻）成了问题。编辑部当然有论争，主创者的个人好恶也对杂志方向的偏移发生了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是时势最终驱使《生活》走向新闻化：开始是“法制文学”，更直接的界定是“黄赌毒”；接下来是贪官，是对权力及其运作的观察；再接下来，是娱乐，体育，消费，等等。
1995年以后，《生活》曾经长期蛰伏在北京东城的一个小胡同里，胡同的名字叫做“净土胡同”，那是一个给《生活》的许多记者和编辑都留下了深刻印迹的地方。“净土”，虽是巧合，却似乎很能涵盖当初卷入《生活》创刊过程的一群理想主义者欲为这本杂志框定的场域。只不过事情的发展超乎预想，《生活》在实践中经历的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走出净土”的过程。对三联这样的精英文化重镇来说，驻守净土似乎并不太难，但走出来，则需要脱胎换骨。
走出来以后，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按我的总结，会遇到“两个P”的对抗，一个叫做propaganda（宣传），另一个叫做profit（利润）。我的看法，这是大众文化年代所有的中国有志媒体，都会遇到的一对深刻矛盾。
2003年11月，《新京报》创刊，其发刊词《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是一篇妙文，一方面鼓吹“负责报道一切”，把自己同中国历史上难能可贵的报业传统联系在一起，留下了这样的句子：“知识分子的良心，从来就是奠定报业大厦的基石；知识分子的风骨，从来就是支撑报业大厦的脊梁。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新京报也理应如此。”但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它对责任的强调：“责任感总使一些人出类拔萃！新京报至高无上的责任就是忠诚看护党、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宣传有正负之分，新闻有真假之辨；有不可以报道的真新闻，但不可以报道假新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负责报道一切”的口号下，《新京报》的道德底线却只能是：不可以报道假新闻。
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现实主义态度。政府在开放媒体市场，但宣传目标不容因此更改。《新京报》虽然为两大党报集团所办，但它不能再靠过去的强制订阅，只能靠自己在报摊上的打拼。如果它不能够用快速的、有刺激力的内容吸引读者，它不可能在拥挤的报纸市场中生存。在这种情况下，编辑的压力可想而知：一方面你要搞“政治家办报”，在既有的政治空间内活动；另一方面市场力量要求你大胆进取，不这样无以从竞争中胜出。
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大众媒体扮演着复杂的角色，正如《南方周末》的前负责人所说的，办《南方周末》是在解一道“三元方程”，这三元是：是否符合政策环境、是否符合市场需求、是否符合新闻人的理想且对得起大历史。在中国这份最为大胆的、被普遍认为代表自由派立场的报纸中，政策的考量依然压倒市场的追求。
在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传媒呈现一种奇特的景象：一方面看似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市场化改革，注重利润回报，迎合受众需求；另一方面，新闻的审查与自我审查愈演愈烈，政府对媒体实施权力的“硬控制”与金钱的“软控制”，而大资本包括跨国资本，以屈从管制，换取在中国大陆经营媒体的巨额利润。
就在这样的场景之中，网络闯入了。
褪去华服的第二只手：数字化
脱去无冕之王华服的第二只手，叫做数字化。
1995年9月底，在北京东城逼仄的净土胡同的粗陋的编辑部里苦干了一个月之后，我欢天喜地地迎来了“十一”的假期。“又得浮生半日闲”，哪里去转转呢？我在清华大学当老师的一位亲戚邀我去他那里上网。上网？这个“网”是什么东西、“上”了以后又能干什么呢？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打开位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的那台主机时的情景：我感到醍醐灌顶、灵魂出壳，如果我的生命中曾经有过“天启”般的时分的话，那一刻就应该算是了。
网络能够令我在任何时间内与任何地方的人对话，它“消灭了工业化时代的两大特征即火车和钟表”（我在事后的一篇短文中这样断言），还有比这更大的奇迹吗？科幻小说家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的描述如此契合我的心境：“每次打开Internet，我总是陷入发现的狂喜。就好像火山灰覆盖的阴冷之地突然爆裂，从中走出盛大的狂欢节游行队伍。”与互联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随着我对互联网的认识越来越强烈，我想向中国人介绍网络之种种的热情也日益高涨，1996年1月，我一口气写了一篇万字长文《Internet离我们有多远？》，是时，北京电报局拥有1000个左右互联网用户，其中个人用户300个。文章在《生活》发表后，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自称是海南出版社，希望我能将这篇文章扩展一下，出一本有关网络的专题著作。我说我特别想写这本书——这就是1997年初出版的《网络为王》，它是第一部向中国人全面介绍互联网的书。在我潜心写作《网络为王》时，海南出版社正在整批量大规模地引进海外版权书。他们请我帮忙看看什么样的书值得翻译引进。我们一起去版权代理公司看英文样书的时候，我发现了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写的Being Digital，尽管这本书混杂在很多书中，但我一眼就选中了它。
首先打动我的是尼葛洛庞帝讲的一件轶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天，美国某集成电路制造公司的总部，来了一个中年男人。
“我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来参观你们公司。”他说。
“好的，请登记。”前台小姐礼貌地说，“顺便问一下，您随身携带手提电脑了吗？”
“当然。”男人从包里拿出一部Power Book，这是苹果公司生产的笔记本电脑，看起来有点旧了。
“那么这个也要登记。”前台小姐拿出本子开始记录，“它值多少钱？”
“我想，”男人回答，“大约值100万到200万美元吧。
“这不可能！”前台小姐大吃一惊，“这玩意儿最多值2000美元。”她写下了这个数字，然后才让男人进去。
“当然，你说的是原子的价值，也就是这台机器本身。”男人心想，“而我所说的价值，是它里面的‘比特’。原子不会值那么多钱，而比特却几乎是无价之宝。”
如此珍贵的比特到底是什么呢？“比特没有颜色、尺寸或重量，能以光速传播。它就好比人体内的DNA一样，是信息的最小单位。”
仿佛是为了说明比特的神奇，尼葛洛庞帝接下来讲了另外一个故事：他到加拿大宝丽金公司参加一次高级经理人研习会。为了让大家对未来一年的计划有一个整体概念，公司展示了许多即将发行的音乐作品、电影、电子游戏和摇滚乐录像带。不幸的是，部分包裹被海关扣了下来。同一天，在旅馆的房间里，尼葛洛庞帝却利用互联网把比特传来传去，送到麻省理工学院和世界其他地方，同时接收各地来的东西。他骄傲地宣称，“我的比特完全不会像宝丽金的原子那样，被海关扣留。”
尼葛洛庞帝把上面这些有关比特的经历写在BeingDigital的开头章节，用来阐释自己对未来的设想：“Movebits,notatoms.”它们一下子就攫住了我，我站在版权代理公司的几大排书架前，读这本书读得入了迷。
比特替代原子，个人化双向沟通替代由上而下的大众传播，接收者主动地“拽取”（pull）信息替代传播者将信息“推排”（push）给我们，电视形存神亡，将被一种看起来是电视但实际上是电脑的数字设备所取代，游戏与学习的边界将因为网络的出现而逐渐模糊，在一个没有疆界的世界，人们用不着背井离乡就可以生活在别处……对于一直生活在大众传媒的信息垄断中的人们（我自己学的和干的就是大众传媒），这一切如此新奇如此令人神往。
实际上这本书1995年已经在美国畅销，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只是凭借一种直觉选中了它。我的感觉强烈到可以停下自己手中正在写的《网络为王》，而一定要先把这本书翻译出来，而且只用三周的时间。拿到尼葛洛庞帝的书，我想起了严复的《天演论》：《天演论》在当时的英国不是一本特别优秀的书，赫胥黎在英国的思想家当中也并不算举足轻重之辈，但严复把《天演论》介绍到中国时，中国恰好处在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一下子就拨动了中国人的心弦，所以这本书反而成了仁人志士必读的“圣经”。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对尼氏的书做了一些“技术”处理，把它翻成《数字化生存》，并着意将“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样一句话打在封面上——可能中国从来都比较需要关于生存的讨论，因为我们从来都有大国情结和忧患意识，总是被奋发图强的念头所激动着。某些特殊字眼比如“生存”、“较量”和“球籍”总能挑动中国人敏感的神经。事后想来，这也缘于80年代我接受的启蒙教育。
挑动“生存”神经的结果，是《数字化生存》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中国人迈入信息时代之际影响最大的启蒙读物。我的朋友吴伯凡对此书在中国的流行过程有精到的评论：“海涅（Heinrich Heine）在评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在德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时说：赫尔德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我们今天都不清楚他到底有哪些重要的思想了，因为他的那些一度惊世骇俗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到这样一种地步——人们脱口而出地说着这些话，而浑然不知这些话是一个名叫赫尔德的人最早说出来的。尼葛洛庞帝的影响也可以作如是观。《数字化生存》在中国出版以来，书中的思想和语汇通过二度和三度传播，早已到了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地步。一个今天第一次阅读这本书的人是无法想象它对于第一批中国读者的刺激力的。”
我被这种刺激力激动得枕席难安，以至于我很快变成了一个尼葛洛庞帝所说的“数字化乐观主义者”，眼中只有“闪闪发亮的、快乐的比特”。
众声喧哗的时代，铁匠何为
十余年来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开始给我们的社会构成留下明显的印迹。我当然也不复原来那种简单的乐观。
雨晨用“天足”与“裹足”的不同来形容一代媒体人的变化，其实，在互联网思想界，早有人用另外一组比喻来强调“数字化代沟”的出现：互联网造就了所谓“数字化土著”（digitalnatives）和“数字化移民”（digitalimmigrants）的分别。前者根本就是与科技一起诞生的，也一起长大，通过同化过程，早就视科技为他们生活环境的环节之一，与周遭的其他事物融为一体。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对许多孩子而言，使用电脑就好像呼吸一样自然。而后者对科技却必须经历截然不同且较为艰难的学习过程。他们好像现实世界中新到一地的人，必须想出各种办法来适应面前的崭新数字化环境。
正是因为新的“代沟”——它分开的不是两群年纪不同的人，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出现，我们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都要学会面对网络时代的众声喧哗，把架子放下来，所以，媒体人在这个时代的转型的痛苦，实际是整个精英世界崩塌的一部分。
对于媒体人的痛苦与救赎，我常用的比喻是：“铁匠在啤酒中撒下眼泪，悲叹自己没有办法在铁路时代卖马蹄，但是这并不会使他们的马蹄更受欢迎。那些学习变成机械师的铁匠才会保住自己的饭碗。”
学习变成机械师的第一步，是首先克服自己对“打铁”的偏爱。那些持专业化观点的人们，很难理解非专业制造的一些东西怎么可能影响到他们。媒体行业里有一种自恋的偏见；他们认真对待过的威胁仅仅来自其他专业媒介出口，无论是报纸、电视或者广播电台。当业余爱好者开始自己制作内容，这种偏见令媒体进行了错误的防御。全世界一些顶尖的媒体人都不太能够理解这些变化，更不必说作出应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答案同专业化的自我定义的实质有关。
萧伯纳有句话：所有的专业都是针对普通人的阴谋。克莱·舍基对何为专业有一番解读，对思考媒体的专业性很有启发意义，简单概括如下。
有关专业的第一条法则是：每项职业的存在都是为了解决一个要求某种专业能力的难题。驾驶一辆赛车需要特殊训练，因而赛车驾驶者是专业人员。驾驶一辆普通汽车则不要求其驾驶者属于任何职业，因为它足够简单，大多数成年人只要接受一点点训练就能上手了。大多数职业存在是因为某种稀缺资源需要持续的管理：图书管理员负责整理书架上的书籍，报纸的管理者们负责决定哪些内容发到头版。在这些案例中，资源的稀缺导致了对专业阶层的需求——图书馆的数目总是远小于其读者之数，频道总是太少而观众太多。这些情况下，专业人士变成看门人，同时提供和控制有关信息、娱乐、通讯或其他短效商品的通道。
将某件事称为一项职业，意味着要去定义它不仅仅是一份工作的那些地方。以报纸为例，职业行为不仅受商业规则指导，还应符合一套额外的标准，诸如报纸是什么，报纸应该雇怎样的人和怎样运营，什么是好的新闻，诸如此类。这些标准并非应顾客而是应行业里其他专业人士的要求执行的。由此可以导出有关专业的第二条法则：任何职业的关键在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因为在一个行当里，成员们只是部分地以为公众服务为指针。如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家詹姆斯·Q.威尔逊（James Q.Wilson）在他的权威著作《官僚体制》（Bureaucracy）中所指出的，“专业人士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从参照群体获得重要的职业性回报，这个群体只接纳有限成员，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过正式的专业化教育，并且接受这个群体对于正确行动所定义的守则。”很长的一个定义，但其中两个关键点适用于新闻记者（还有律师和会计师）：一个专业人员学习的方式使她和人群中的大多数区别开来，当考虑怎样完成她的工作的时候，她关注同行们的评价和客户评价一样多，或者关注前者比后者更多。第三条法则：一项职业，对于其成员会变成理解他们所处世界的一种方式。专业人士们通过同职业内其他成员创造的镜头看世界。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的报偿主要在于其他专业人士的认可。
很多时候专业评价的内在连贯性是好事情——我们不仅想要高标准的教育和能力，我们还希望这些标准是由同职业其他人士产生和贯彻的，这样一个体系几乎就是对于职业化的定义。不过有时候，职业化观点可能造成不利，阻止了最关键的利益攸关方——恰巧是专业人士自身——理解有关他们职业的重大结构性改变。特别在一个职业基于某种资源稀缺而产生的情况下，比如图书管理员或电视节目制作人，相关职业人士通常是最后发现这种稀缺已经成为过去的人。
第四条法则：任何职业，尤其是那些已经存在很久、让人们感觉它们似乎从来都在的职业，其成员们有一种倾向，将对于特定问题的临时解决方案等同于有关世界的深刻事实。不仅今天的报纸如此，几乎全媒体行业都是这样。近年内传播成本的瓦解使媒体行业首当其冲、损失惨重。从前把文字、图像、声音从创作者送到消费者是很困难的，无论是做印刷出版还是唱片发行，多数媒体企业都涉及对于信息传输问题的昂贵和复杂的管理。因为帮助解决了那些问题，媒体企业得以实现对于各种媒介的相当控制，并从公众那里获取可观的利润。大多数媒体企业的商业化生存依托于提供上述解决方案，因此，保留原始的问题变成一个经济上的诫命。然而现在生产、复制、发行的问题都大大简单起来。结果，对媒体的控制不再完全掌握在职业人士的手中。
今天，每个拥有电脑的人都有了不受限制的完美的复制能力，有形的纸媒变成仅仅是临时的解决方案，纸媒的老一套——重大新闻与星座运程和分类广告堆在一起——已经终结了。互联网所引入的未来是出版的大规模业余化（massamate urization），以及从“为何出版这个”向“何不出版这个”的转变。大规模业余化给传统媒体提出了问题:“当复制和发行的成本消失时情况会怎样？当出版变得完全普通，因为用户自身都能做到，情况会怎样？”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这个问题正在得到答案。
到不久以前，“新闻”还只意味两件不同的事——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和新闻媒体所报道的事件。在此环境中，判定一件事是否新闻靠的是职业判断。关于这种体制一直存在不满，比如媒体报道的一些事件不具备新闻价值（如政客参加剪彩典礼），和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未被报道或者报道不充分（每个人都一定能说出好几条）。不过尽管有那些抱怨，新闻价值和出版之间的基本链接继续存在，因为在过去似乎没有别的选择。这个链接现在中断了。从现在开始，新闻可以不借助传统媒体而闯入公众意识。真的，新闻媒体现在往往因为某件事已经通过其他途径闯入公众意识而结果只好报道它了。
许多人抱怨网络的乱象，他们正确地懂得每个互联网信息出口的可信赖程度要低于历时已久的媒体。许多专业媒体人对专业门槛的坍塌感到愤怒和不解，他们无法忍受信息世界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然而他们没能懂得的是“自出版”的轻易程度，这意味着更大数量的信息出口。同一个想法发布在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地方会有一种放大效应，能胜过较小数目的职业化媒介的观点。（这倒不是说单纯重复就能使一个想法变得正确；业余出版甚至比传统媒体更依赖纠错式论证。）这个变化不是从一种类型的新闻机构移动到另一种类型，而是新闻的定义发生了改变：它从一种机构特权转变为一个信息传播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各种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集体和众多个人都杂处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
Media，而不是Message
通常情况下职业性的自我设想与自我保护是有价值的，但却可能在许多革命性时刻变成不利因素，因为职业人士总是会担心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可能受到威胁。多数情况下那些也同样是对社会的威胁；我们不愿意看到成为外科医生或飞行员的标准有任何松懈。然而有些情况下，威胁一种职业的变革可能对于社会有利，例如印刷机的推广使用。即便是这种情形，职业人士们通常更关心的是自我保护而不是社会进步。过去的遗产现在成为瓶颈。
新闻记者的特权基于先前出版资源的稀缺。从前容易确定出版商是谁的时候，也容易确定谁是新闻记者。我们可以将他们看作一个职业（因而也是小众的）类别。然而先前的稀缺已经不复存在了。由于新近出现的丰富的出版选择，可能与新闻报道关联的媒介出口变得越来越多——从前是报纸和电视，现在有了博客、视频分享、微博客、社交媒体等等。所有后面这些新的出口与传统媒体出口大有不同，因为它们不存在内置的稀缺性质（built-inscarcity）。每个人都能成为出版人了（并经常这么做）。
这里显现的模式很简单——像“新闻记者”这样看上去固定、持久的职业类别，与之紧密联系的却是因印刷装备费用造成的偶然稀缺。有时这种稀缺的历史达几十年之久（如摄影师的例子），甚至几个世纪之久（如新闻记者的例子），但它仍然只是偶然性的，而当某种稀缺逐渐消除，看上去稳定的职业类别则失去了依据。这不是说职业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不存在了，但它的确意味着，职业和业余两个群体之间的主要区别已经消失了。曾经的断层现在只表现为一个缓坡。
当出版变得毫不费力，决定出版点什么并不是个重大的事情。因为资源稀缺，出版曾经是严肃的职业，而对于不感受这类稀缺而成长的一代，写出来的字自身并无特别意义。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指出，虽然水比起钻石对于人的生命要远为重要，因其稀少，钻石却远较水为昂贵。现在，钻石终于跌到了水价。如果每个人都能做某件事，则无论它多么重要，都已不够稀罕，而不能让人为它掏钱。
二十世纪的媒介作为一种单一事件发展着：消费。在那个时代，鼓舞媒介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生产得更多，你会消费得更多吗？”。曾经对于这个问题的普遍回答都是“是”，因为人们平均每年都会消费更多的电视资源。但实际上媒介就像铁人三项运动，有三种不同的事件：人们喜欢消费，但他们也喜欢创造和分享。
我们总是喜欢所有这三种活动，但直到最近为止，大众媒介依然只回报其中的一种。喜欢创造的意思是：“看我做了什么！”喜欢分享的意思是：“看我发现了什么！”到二十一世纪，我们终于有了除能消费外还支持创造和分享的媒体，在将一个世纪主要用于媒体消费之后，另外两种能力重现了。
因为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创造和分享媒介，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学习这个词能代表什么。“媒介”（media）简单而言就是任何传播中的中间层，无论它如字母表般久远还是像手机般现代。它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中间层，所以我们强调其中的创造和分享潜力。
最直接并相对中庸的媒介定义则是过去盛行多年的来自于媒介消费模式的概念：媒介涉及到商业的集合，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视，媒介用特殊的方式来创造材料、用特殊的方式来赚钱。然而今天，我们不能仅仅使用“媒介”一词来指代这些过时的商业模式和内容材料。我们平衡消费与创造和分享的能力以及彼此联系的能力，正在把人们对媒介的认识从一种特殊的经济行业转变为一种有组织的廉价而又全球适用的创造和分享工具。
行文至此，想起多日前我和岳路平在微信上就艺术进行的一番对话。看似谈艺术，实际对媒体人也非常切题。路平认为，如果在“艺术家序列”观察，陈丹青是最重视“Message”的，蔡国强和徐冰是最重视“Media”的。所以陈丹青比较受“启蒙性很强”的记者、作家喜欢。因为中国的作家和记者几乎都对Media的设计、生产和再生产麻木，非常迷恋Message。
路平接着说，他不看好过度注重Mesaage的艺术家。他对艾未未有个酷评：“艾未未是一个最狡猾的艺术家（当然他自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艾未未的行动的有效性几乎都来自Media，但是大家误以为是Message。”
其实，今天，旧媒体人、新媒体人、自媒体人也是一样，行动的有效性都来自Media而不是Message。路平说，作为一个媒介革命者，不能有旧Message的乡愁。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在说，今天的新闻教育，不能进行新闻理想的教育，而必须进行新闻理想破灭的教育。
“Move bits,not atoms.”
朱雨晨用一组妙喻来形容这个其实有点残酷的淘汰过程，就是“天足”、“裹足”与“解放脚”。面对互联网，“我们这一代媒体人，本质上是‘天足’和‘三寸金莲’之间的过渡状态。所以，可谓之‘解放脚’。”
在如此逻辑、这些比喻的背后，其实有一种残酷性在。一代媒体人的“过渡”，必定充满惶惑、焦虑与痛苦。恰好《新京报传媒研究》约我谈传统媒体人的转型问题，就此梳理一下这个“过渡”过程，也是想以我个人20余年的经历，来做点现身说法。自认对这种“过渡”，起码有些经历，也有些感触。
说到经历，我算“戴着镣铐”跳了很久的“舞者”，也算略通中国所有新闻编辑部的必备运动项目——“打擦边球”。在人民日报和CCTV的大院里都混过，也做过中国最早的市场化媒体之一《三联生活周刊》，然后在1990年代中期大肆鼓吹互联网，在2000年Nasdaq崩盘前夕离开传统媒体去做网站，亲身体会了我称之为过去35年中国媒体变化的两大驱动力：一是商业化，二是数字化。
这里有大时代的变迁，也有个人职业选择的兴衰。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立志做记者的时候，一支笔似乎还有神奇的力量，整个国家也处在一个“纯真年代”，人人都怀有热切的希望，使命和理想都还是响当当的褒义词。然而，等到世纪之交的时候，无论在个体还是国家层面，这种盛况都不复存在。2003年，我给《经济观察报》的一篇专栏写道：“说到传统的媒体工作者，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物质收益会下降，精神收成也会大大歉收。可能他们现在会发现，多年以来大家说他们是无冕之王，现在，大家会说这个无冕之王是没有穿衣服的。”
无冕之王到底是怎样失去衣服的呢？
褪去华服的第一只手：商业化
褪去无冕之王华服的第一只手，叫做商业化。
在1992年之后，中国把经济发展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在媒体中，出现了日益强劲的、有潜力带来巨大变化的商业化力量。国家支持的减少，意味着新闻机构要为读者和广告而战，许多“边缘”媒体——相对于充当党和政府的新闻喉舌的“主流”媒体而言——开始缓慢崛起，完全依靠市场竞争生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媒体第一次被当成商业来经营。这一变化，既有深刻的经济影响，也有不小的政治意义。
我在90年代中期加入《三联生活周刊》（老周刊人亲切地叫他《生活》）的时候，此前的首任执行主编钱钢曾提出“三界共生，系统运作”，即依靠新闻界、文学界和学术界，共同打造一本品质优秀的新闻周刊。“其办刊过程，将是融合‘三界’优长，改变学科思维习性，推动人才相互砥砺、相互激发，形成新的共生群落的过程。”这个充满人文色彩的理想，在商业化的大潮之下，显然没能实现。
“三界共生”成为泡影之后，《生活》十年完成的转型，是由精英文化本位到大众文化本位也就是消费文化本位，这正是大众媒体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了的。因为大众媒体是市场的产物，而市场告诉我们说，九十年代以来，大众文化比精英文化更为有力地参与着对中国社会的构造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三联书店原有的文化积淀变成了某种包袱甚至“污染源”，要文化还是要新闻（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新闻）成了问题。编辑部当然有论争，主创者的个人好恶也对杂志方向的偏移发生了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是时势最终驱使《生活》走向新闻化：开始是“法制文学”，更直接的界定是“黄赌毒”；接下来是贪官，是对权力及其运作的观察；再接下来，是娱乐，体育，消费，等等。
1995年以后，《生活》曾经长期蛰伏在北京东城的一个小胡同里，胡同的名字叫做“净土胡同”，那是一个给《生活》的许多记者和编辑都留下了深刻印迹的地方。“净土”，虽是巧合，却似乎很能涵盖当初卷入《生活》创刊过程的一群理想主义者欲为这本杂志框定的场域。只不过事情的发展超乎预想，《生活》在实践中经历的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走出净土”的过程。对三联这样的精英文化重镇来说，驻守净土似乎并不太难，但走出来，则需要脱胎换骨。
走出来以后，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按我的总结，会遇到“两个P”的对抗，一个叫做propaganda（宣传），另一个叫做profit（利润）。我的看法，这是大众文化年代所有的中国有志媒体，都会遇到的一对深刻矛盾。
2003年11月，《新京报》创刊，其发刊词《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是一篇妙文，一方面鼓吹“负责报道一切”，把自己同中国历史上难能可贵的报业传统联系在一起，留下了这样的句子：“知识分子的良心，从来就是奠定报业大厦的基石；知识分子的风骨，从来就是支撑报业大厦的脊梁。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新京报也理应如此。”但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它对责任的强调：“责任感总使一些人出类拔萃！新京报至高无上的责任就是忠诚看护党、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宣传有正负之分，新闻有真假之辨；有不可以报道的真新闻，但不可以报道假新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负责报道一切”的口号下，《新京报》的道德底线却只能是：不可以报道假新闻。
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现实主义态度。政府在开放媒体市场，但宣传目标不容因此更改。《新京报》虽然为两大党报集团所办，但它不能再靠过去的强制订阅，只能靠自己在报摊上的打拼。如果它不能够用快速的、有刺激力的内容吸引读者，它不可能在拥挤的报纸市场中生存。在这种情况下，编辑的压力可想而知：一方面你要搞“政治家办报”，在既有的政治空间内活动；另一方面市场力量要求你大胆进取，不这样无以从竞争中胜出。
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大众媒体扮演着复杂的角色，正如《南方周末》的前负责人所说的，办《南方周末》是在解一道“三元方程”，这三元是：是否符合政策环境、是否符合市场需求、是否符合新闻人的理想且对得起大历史。在中国这份最为大胆的、被普遍认为代表自由派立场的报纸中，政策的考量依然压倒市场的追求。
在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传媒呈现一种奇特的景象：一方面看似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市场化改革，注重利润回报，迎合受众需求；另一方面，新闻的审查与自我审查愈演愈烈，政府对媒体实施权力的“硬控制”与金钱的“软控制”，而大资本包括跨国资本，以屈从管制，换取在中国大陆经营媒体的巨额利润。
就在这样的场景之中，网络闯入了。
褪去华服的第二只手：数字化
脱去无冕之王华服的第二只手，叫做数字化。
1995年9月底，在北京东城逼仄的净土胡同的粗陋的编辑部里苦干了一个月之后，我欢天喜地地迎来了“十一”的假期。“又得浮生半日闲”，哪里去转转呢？我在清华大学当老师的一位亲戚邀我去他那里上网。上网？这个“网”是什么东西、“上”了以后又能干什么呢？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打开位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的那台主机时的情景：我感到醍醐灌顶、灵魂出壳，如果我的生命中曾经有过“天启”般的时分的话，那一刻就应该算是了。
网络能够令我在任何时间内与任何地方的人对话，它“消灭了工业化时代的两大特征即火车和钟表”（我在事后的一篇短文中这样断言），还有比这更大的奇迹吗？科幻小说家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的描述如此契合我的心境：“每次打开Internet，我总是陷入发现的狂喜。就好像火山灰覆盖的阴冷之地突然爆裂，从中走出盛大的狂欢节游行队伍。”与互联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随着我对互联网的认识越来越强烈，我想向中国人介绍网络之种种的热情也日益高涨，1996年1月，我一口气写了一篇万字长文《Internet离我们有多远？》，是时，北京电报局拥有1000个左右互联网用户，其中个人用户300个。文章在《生活》发表后，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自称是海南出版社，希望我能将这篇文章扩展一下，出一本有关网络的专题著作。我说我特别想写这本书——这就是1997年初出版的《网络为王》，它是第一部向中国人全面介绍互联网的书。在我潜心写作《网络为王》时，海南出版社正在整批量大规模地引进海外版权书。他们请我帮忙看看什么样的书值得翻译引进。我们一起去版权代理公司看英文样书的时候，我发现了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写的Being Digital，尽管这本书混杂在很多书中，但我一眼就选中了它。
首先打动我的是尼葛洛庞帝讲的一件轶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天，美国某集成电路制造公司的总部，来了一个中年男人。
“我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来参观你们公司。”他说。
“好的，请登记。”前台小姐礼貌地说，“顺便问一下，您随身携带手提电脑了吗？”
“当然。”男人从包里拿出一部Power Book，这是苹果公司生产的笔记本电脑，看起来有点旧了。
“那么这个也要登记。”前台小姐拿出本子开始记录，“它值多少钱？”
“我想，”男人回答，“大约值100万到200万美元吧。
“这不可能！”前台小姐大吃一惊，“这玩意儿最多值2000美元。”她写下了这个数字，然后才让男人进去。
“当然，你说的是原子的价值，也就是这台机器本身。”男人心想，“而我所说的价值，是它里面的‘比特’。原子不会值那么多钱，而比特却几乎是无价之宝。”
如此珍贵的比特到底是什么呢？“比特没有颜色、尺寸或重量，能以光速传播。它就好比人体内的DNA一样，是信息的最小单位。”
仿佛是为了说明比特的神奇，尼葛洛庞帝接下来讲了另外一个故事：他到加拿大宝丽金公司参加一次高级经理人研习会。为了让大家对未来一年的计划有一个整体概念，公司展示了许多即将发行的音乐作品、电影、电子游戏和摇滚乐录像带。不幸的是，部分包裹被海关扣了下来。同一天，在旅馆的房间里，尼葛洛庞帝却利用互联网把比特传来传去，送到麻省理工学院和世界其他地方，同时接收各地来的东西。他骄傲地宣称，“我的比特完全不会像宝丽金的原子那样，被海关扣留。”
尼葛洛庞帝把上面这些有关比特的经历写在BeingDigital的开头章节，用来阐释自己对未来的设想：“Movebits,notatoms.”它们一下子就攫住了我，我站在版权代理公司的几大排书架前，读这本书读得入了迷。
比特替代原子，个人化双向沟通替代由上而下的大众传播，接收者主动地“拽取”（pull）信息替代传播者将信息“推排”（push）给我们，电视形存神亡，将被一种看起来是电视但实际上是电脑的数字设备所取代，游戏与学习的边界将因为网络的出现而逐渐模糊，在一个没有疆界的世界，人们用不着背井离乡就可以生活在别处……对于一直生活在大众传媒的信息垄断中的人们（我自己学的和干的就是大众传媒），这一切如此新奇如此令人神往。
实际上这本书1995年已经在美国畅销，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只是凭借一种直觉选中了它。我的感觉强烈到可以停下自己手中正在写的《网络为王》，而一定要先把这本书翻译出来，而且只用三周的时间。拿到尼葛洛庞帝的书，我想起了严复的《天演论》：《天演论》在当时的英国不是一本特别优秀的书，赫胥黎在英国的思想家当中也并不算举足轻重之辈，但严复把《天演论》介绍到中国时，中国恰好处在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一下子就拨动了中国人的心弦，所以这本书反而成了仁人志士必读的“圣经”。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对尼氏的书做了一些“技术”处理，把它翻成《数字化生存》，并着意将“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样一句话打在封面上——可能中国从来都比较需要关于生存的讨论，因为我们从来都有大国情结和忧患意识，总是被奋发图强的念头所激动着。某些特殊字眼比如“生存”、“较量”和“球籍”总能挑动中国人敏感的神经。事后想来，这也缘于80年代我接受的启蒙教育。
挑动“生存”神经的结果，是《数字化生存》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中国人迈入信息时代之际影响最大的启蒙读物。我的朋友吴伯凡对此书在中国的流行过程有精到的评论：“海涅（Heinrich Heine）在评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在德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时说：赫尔德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我们今天都不清楚他到底有哪些重要的思想了，因为他的那些一度惊世骇俗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到这样一种地步——人们脱口而出地说着这些话，而浑然不知这些话是一个名叫赫尔德的人最早说出来的。尼葛洛庞帝的影响也可以作如是观。《数字化生存》在中国出版以来，书中的思想和语汇通过二度和三度传播，早已到了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地步。一个今天第一次阅读这本书的人是无法想象它对于第一批中国读者的刺激力的。”
我被这种刺激力激动得枕席难安，以至于我很快变成了一个尼葛洛庞帝所说的“数字化乐观主义者”，眼中只有“闪闪发亮的、快乐的比特”。
众声喧哗的时代，铁匠何为
十余年来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开始给我们的社会构成留下明显的印迹。我当然也不复原来那种简单的乐观。
雨晨用“天足”与“裹足”的不同来形容一代媒体人的变化，其实，在互联网思想界，早有人用另外一组比喻来强调“数字化代沟”的出现：互联网造就了所谓“数字化土著”（digitalnatives）和“数字化移民”（digitalimmigrants）的分别。前者根本就是与科技一起诞生的，也一起长大，通过同化过程，早就视科技为他们生活环境的环节之一，与周遭的其他事物融为一体。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对许多孩子而言，使用电脑就好像呼吸一样自然。而后者对科技却必须经历截然不同且较为艰难的学习过程。他们好像现实世界中新到一地的人，必须想出各种办法来适应面前的崭新数字化环境。
正是因为新的“代沟”——它分开的不是两群年纪不同的人，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出现，我们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都要学会面对网络时代的众声喧哗，把架子放下来，所以，媒体人在这个时代的转型的痛苦，实际是整个精英世界崩塌的一部分。
对于媒体人的痛苦与救赎，我常用的比喻是：“铁匠在啤酒中撒下眼泪，悲叹自己没有办法在铁路时代卖马蹄，但是这并不会使他们的马蹄更受欢迎。那些学习变成机械师的铁匠才会保住自己的饭碗。”
学习变成机械师的第一步，是首先克服自己对“打铁”的偏爱。那些持专业化观点的人们，很难理解非专业制造的一些东西怎么可能影响到他们。媒体行业里有一种自恋的偏见；他们认真对待过的威胁仅仅来自其他专业媒介出口，无论是报纸、电视或者广播电台。当业余爱好者开始自己制作内容，这种偏见令媒体进行了错误的防御。全世界一些顶尖的媒体人都不太能够理解这些变化，更不必说作出应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答案同专业化的自我定义的实质有关。
萧伯纳有句话：所有的专业都是针对普通人的阴谋。克莱·舍基对何为专业有一番解读，对思考媒体的专业性很有启发意义，简单概括如下。
有关专业的第一条法则是：每项职业的存在都是为了解决一个要求某种专业能力的难题。驾驶一辆赛车需要特殊训练，因而赛车驾驶者是专业人员。驾驶一辆普通汽车则不要求其驾驶者属于任何职业，因为它足够简单，大多数成年人只要接受一点点训练就能上手了。大多数职业存在是因为某种稀缺资源需要持续的管理：图书管理员负责整理书架上的书籍，报纸的管理者们负责决定哪些内容发到头版。在这些案例中，资源的稀缺导致了对专业阶层的需求——图书馆的数目总是远小于其读者之数，频道总是太少而观众太多。这些情况下，专业人士变成看门人，同时提供和控制有关信息、娱乐、通讯或其他短效商品的通道。
将某件事称为一项职业，意味着要去定义它不仅仅是一份工作的那些地方。以报纸为例，职业行为不仅受商业规则指导，还应符合一套额外的标准，诸如报纸是什么，报纸应该雇怎样的人和怎样运营，什么是好的新闻，诸如此类。这些标准并非应顾客而是应行业里其他专业人士的要求执行的。由此可以导出有关专业的第二条法则：任何职业的关键在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因为在一个行当里，成员们只是部分地以为公众服务为指针。如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家詹姆斯·Q.威尔逊（James Q.Wilson）在他的权威著作《官僚体制》（Bureaucracy）中所指出的，“专业人士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从参照群体获得重要的职业性回报，这个群体只接纳有限成员，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过正式的专业化教育，并且接受这个群体对于正确行动所定义的守则。”很长的一个定义，但其中两个关键点适用于新闻记者（还有律师和会计师）：一个专业人员学习的方式使她和人群中的大多数区别开来，当考虑怎样完成她的工作的时候，她关注同行们的评价和客户评价一样多，或者关注前者比后者更多。第三条法则：一项职业，对于其成员会变成理解他们所处世界的一种方式。专业人士们通过同职业内其他成员创造的镜头看世界。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的报偿主要在于其他专业人士的认可。
很多时候专业评价的内在连贯性是好事情——我们不仅想要高标准的教育和能力，我们还希望这些标准是由同职业其他人士产生和贯彻的，这样一个体系几乎就是对于职业化的定义。不过有时候，职业化观点可能造成不利，阻止了最关键的利益攸关方——恰巧是专业人士自身——理解有关他们职业的重大结构性改变。特别在一个职业基于某种资源稀缺而产生的情况下，比如图书管理员或电视节目制作人，相关职业人士通常是最后发现这种稀缺已经成为过去的人。
第四条法则：任何职业，尤其是那些已经存在很久、让人们感觉它们似乎从来都在的职业，其成员们有一种倾向，将对于特定问题的临时解决方案等同于有关世界的深刻事实。不仅今天的报纸如此，几乎全媒体行业都是这样。近年内传播成本的瓦解使媒体行业首当其冲、损失惨重。从前把文字、图像、声音从创作者送到消费者是很困难的，无论是做印刷出版还是唱片发行，多数媒体企业都涉及对于信息传输问题的昂贵和复杂的管理。因为帮助解决了那些问题，媒体企业得以实现对于各种媒介的相当控制，并从公众那里获取可观的利润。大多数媒体企业的商业化生存依托于提供上述解决方案，因此，保留原始的问题变成一个经济上的诫命。然而现在生产、复制、发行的问题都大大简单起来。结果，对媒体的控制不再完全掌握在职业人士的手中。
今天，每个拥有电脑的人都有了不受限制的完美的复制能力，有形的纸媒变成仅仅是临时的解决方案，纸媒的老一套——重大新闻与星座运程和分类广告堆在一起——已经终结了。互联网所引入的未来是出版的大规模业余化（massamate urization），以及从“为何出版这个”向“何不出版这个”的转变。大规模业余化给传统媒体提出了问题:“当复制和发行的成本消失时情况会怎样？当出版变得完全普通，因为用户自身都能做到，情况会怎样？”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这个问题正在得到答案。
到不久以前，“新闻”还只意味两件不同的事——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和新闻媒体所报道的事件。在此环境中，判定一件事是否新闻靠的是职业判断。关于这种体制一直存在不满，比如媒体报道的一些事件不具备新闻价值（如政客参加剪彩典礼），和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未被报道或者报道不充分（每个人都一定能说出好几条）。不过尽管有那些抱怨，新闻价值和出版之间的基本链接继续存在，因为在过去似乎没有别的选择。这个链接现在中断了。从现在开始，新闻可以不借助传统媒体而闯入公众意识。真的，新闻媒体现在往往因为某件事已经通过其他途径闯入公众意识而结果只好报道它了。
许多人抱怨网络的乱象，他们正确地懂得每个互联网信息出口的可信赖程度要低于历时已久的媒体。许多专业媒体人对专业门槛的坍塌感到愤怒和不解，他们无法忍受信息世界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然而他们没能懂得的是“自出版”的轻易程度，这意味着更大数量的信息出口。同一个想法发布在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地方会有一种放大效应，能胜过较小数目的职业化媒介的观点。（这倒不是说单纯重复就能使一个想法变得正确；业余出版甚至比传统媒体更依赖纠错式论证。）这个变化不是从一种类型的新闻机构移动到另一种类型，而是新闻的定义发生了改变：它从一种机构特权转变为一个信息传播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各种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集体和众多个人都杂处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
Media，而不是Message
通常情况下职业性的自我设想与自我保护是有价值的，但却可能在许多革命性时刻变成不利因素，因为职业人士总是会担心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可能受到威胁。多数情况下那些也同样是对社会的威胁；我们不愿意看到成为外科医生或飞行员的标准有任何松懈。然而有些情况下，威胁一种职业的变革可能对于社会有利，例如印刷机的推广使用。即便是这种情形，职业人士们通常更关心的是自我保护而不是社会进步。过去的遗产现在成为瓶颈。
新闻记者的特权基于先前出版资源的稀缺。从前容易确定出版商是谁的时候，也容易确定谁是新闻记者。我们可以将他们看作一个职业（因而也是小众的）类别。然而先前的稀缺已经不复存在了。由于新近出现的丰富的出版选择，可能与新闻报道关联的媒介出口变得越来越多——从前是报纸和电视，现在有了博客、视频分享、微博客、社交媒体等等。所有后面这些新的出口与传统媒体出口大有不同，因为它们不存在内置的稀缺性质（built-inscarcity）。每个人都能成为出版人了（并经常这么做）。
这里显现的模式很简单——像“新闻记者”这样看上去固定、持久的职业类别，与之紧密联系的却是因印刷装备费用造成的偶然稀缺。有时这种稀缺的历史达几十年之久（如摄影师的例子），甚至几个世纪之久（如新闻记者的例子），但它仍然只是偶然性的，而当某种稀缺逐渐消除，看上去稳定的职业类别则失去了依据。这不是说职业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不存在了，但它的确意味着，职业和业余两个群体之间的主要区别已经消失了。曾经的断层现在只表现为一个缓坡。
当出版变得毫不费力，决定出版点什么并不是个重大的事情。因为资源稀缺，出版曾经是严肃的职业，而对于不感受这类稀缺而成长的一代，写出来的字自身并无特别意义。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指出，虽然水比起钻石对于人的生命要远为重要，因其稀少，钻石却远较水为昂贵。现在，钻石终于跌到了水价。如果每个人都能做某件事，则无论它多么重要，都已不够稀罕，而不能让人为它掏钱。
二十世纪的媒介作为一种单一事件发展着：消费。在那个时代，鼓舞媒介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生产得更多，你会消费得更多吗？”。曾经对于这个问题的普遍回答都是“是”，因为人们平均每年都会消费更多的电视资源。但实际上媒介就像铁人三项运动，有三种不同的事件：人们喜欢消费，但他们也喜欢创造和分享。
我们总是喜欢所有这三种活动，但直到最近为止，大众媒介依然只回报其中的一种。喜欢创造的意思是：“看我做了什么！”喜欢分享的意思是：“看我发现了什么！”到二十一世纪，我们终于有了除能消费外还支持创造和分享的媒体，在将一个世纪主要用于媒体消费之后，另外两种能力重现了。
因为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创造和分享媒介，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学习这个词能代表什么。“媒介”（media）简单而言就是任何传播中的中间层，无论它如字母表般久远还是像手机般现代。它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中间层，所以我们强调其中的创造和分享潜力。
最直接并相对中庸的媒介定义则是过去盛行多年的来自于媒介消费模式的概念：媒介涉及到商业的集合，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视，媒介用特殊的方式来创造材料、用特殊的方式来赚钱。然而今天，我们不能仅仅使用“媒介”一词来指代这些过时的商业模式和内容材料。我们平衡消费与创造和分享的能力以及彼此联系的能力，正在把人们对媒介的认识从一种特殊的经济行业转变为一种有组织的廉价而又全球适用的创造和分享工具。
行文至此，想起多日前我和岳路平在微信上就艺术进行的一番对话。看似谈艺术，实际对媒体人也非常切题。路平认为，如果在“艺术家序列”观察，陈丹青是最重视“Message”的，蔡国强和徐冰是最重视“Media”的。所以陈丹青比较受“启蒙性很强”的记者、作家喜欢。因为中国的作家和记者几乎都对Media的设计、生产和再生产麻木，非常迷恋Message。
路平接着说，他不看好过度注重Mesaage的艺术家。他对艾未未有个酷评：“艾未未是一个最狡猾的艺术家（当然他自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艾未未的行动的有效性几乎都来自Media，但是大家误以为是Message。”
其实，今天，旧媒体人、新媒体人、自媒体人也是一样，行动的有效性都来自Media而不是Message。路平说，作为一个媒介革命者，不能有旧Message的乡愁。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在说，今天的新闻教育，不能进行新闻理想的教育，而必须进行新闻理想破灭的教育。
“Move bits,not ato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