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中国模式”者认为中国政府的强大和集权是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减少内耗，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实，这样的逻辑根本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垄断一切，国有部门垄断了经济的所有方面，但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繁荣，政治和经济上的极左使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可见，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保持政府政策的稳定与政府的强大是两个概念。

    就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而言，国有部门可谓占有了绝大多数的政策和金融资源，但就国有企业的效率而言，一直却面临不能自圆其说的悖论。在2003年之前，国有企业在微观领域亏损累累，依靠财政的巨额补助才能生存，成为财富的黑洞；在2003年之后，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财政救助政策，中国的国有企业告别了微观领域的亏损，到2010年，国有企业的利润高达近2万亿元，但如果分析国企利润的来源，就会发现，大部分利润要么是靠资源，要么是靠垄断。2010年中央企业的利润70%是靠前10家垄断企业，如果没有政策优惠和垄断地位，国有企业在微观上仍然是亏损和不赚钱的。

    正是因为国有企业垄断了资源，从经济总体而言，反而造成了整个社会财富的缩水。因为，占有不到30%资源的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60%以上，而占有70%以上资源的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只有30%不到，其2万亿元的利润，真正上交财政的只有可怜的400多亿元。假定这二者占有资源的比例互换，可以想象对经济增长的提升有多大。

    基于此，我认为，中国改革30年财富积累的历史，既不是什么政府集权为代表的“中国模式”所带来的繁荣，也不是什么“新国企”带来的，而是民间投资不断壮大和国家在经济方面功能逐渐收缩带来的。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可以浓缩成一部企业争取经济民主和自由，打破垄断的历史的话，那么按照吴晓波的说法，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则一直存在着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三种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过程，它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最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

    鼓励非公经济和民间投资，重新定位国有企业的未来，并大幅度收缩国家的经济功能，明确界定政府投资的领域，为中国的民企松绑，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的转型大计，也关系到中国未来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选择问题：是选择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还是选择按照政策、关系和权力来配置资源的重大问题。

    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的过度强大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大短板，而不是值得炫耀的比较优势，各种腐败和寻租，无不和政府占有过多的经济和政策资源息息相关。因此，周其仁才深刻认为，来自政府的种种威胁，构成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的最大威胁。今天，当我们讨论“中国模式”，总结中国30多年财富创造的原因时，切不可以政府之强大视为“中国模式”的特色，更不可将其视为中国财富的制度源泉，只有如此，才能找到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侧重点。中国的繁荣来自私人公司的强大，来自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