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来量化我们的幸福
2012-11-27 11:07:07 来源：财经 我要评论（）
随着日前央视“你幸福吗”街头采访的陆续播出，幸福已俨然成为当下热词。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否可被量化，哪些因素在影响着人们的幸福体验？自1972年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最早提出国民幸福指数这一概念后，幸福研究已成为全球学术界重要课题。
自2009年11月开始，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牵头的课题组，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逐步展开全国福祉指数或称民生指数的调查及编制。
据吴晓灵透露，尽管已经编了31个省的指数，但是由于不完善，还不能公布。希望再积累一两年，再向社会公布。
从GDP崇拜，逐步转向以民生为本，正在成为中国各级政府追求的执政理念。
量化幸福
由不丹模式引发的幸福指数热，首先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幸福或幸福感是否可以被量化以及如何量化。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终身教授、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近年来持续关注幸福指数的研究。他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量化幸福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量化得好不好的问题。他说，央视的“幸福”采访，其实也是一种量化，即最低层次的分类量化——幸福的和不幸福的，这种量化粗犷并稍显武断，信息量不大。
最高水平的量化即等比量化，目前在幸福研究领域仍然空缺，迄今还没有一位经济学家，最终完成这一步。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作为学术研究，不仅幸福可以量化，劳动关系是否和谐、税负是否沉重，也都有相应的测量标准，至于结论是否完全如实地反映了现状，则见仁见智。
接下来的问题是，幸福应该如何被量化。
在10月下旬的一节研究方法课上，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傅世敏，曾就央视的“你幸福吗”与学生们展开讨论。
讨论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第一，如何定义幸福；第二，央视调查的样本量有多大，样本选择是否有代表性，问卷设计是否科学合理；第三，面对央视的话筒和镜头，被访者是否有压力，这样的调查结论可信度有多高，能不能把这一结论推广到整个中国。
“这就像高官到贫苦农家里慰问，日子过得好不好啊，即便过得再苦，也一般不会说不好。这就是一个反应偏向的问题。”傅世敏认为，对幸福感或幸福指数的调查，调查方法和调查环境非常重要。
不丹的幸福指数调查已渐趋成熟。不丹政府的公开资料显示，不丹的幸福指数包括九个一级指标，即心理健康、身体健康、生态环境、教育、文化、生活标准、时间利用、社区活力及政府管理，每个一级指标下面，另分设子指标。
据称，每隔两年，不丹政府还要对这一评价体系作出微调，以求幸福指数符合时代发展的最新要求。
而彭凯平认为，不丹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但不丹是一个佛教国家，有着特殊的文化传统，它的幸福指数，也完全是基于自身优势编制的，不丹模式对中国没有太多借鉴意义。
按照彭凯平的观点，幸福科学是一门复杂的学问，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多门学科，而一个真正具有全球推广意义的幸福指数，应该是建立在科学研究而非经验、直觉基础上的，而且各项指标要适合任何国家的任何国民，另外，幸福指数必须包括个体化体验。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对幸福指数的测量，已有一些方法获得了社会的关注，比如欧盟的幸福指数、盖勒普的幸福指数等，美国密歇根大学也对此做了较长时间的研究和积累，并已建立起了指标体系。
彭凯平发现，中国对幸福指数的调查，最大问题是没有足够的科学指导。研究需要有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包括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参与。
彭凯平参加过幸福江阴的研讨，在他看来，江阴的幸福指数，在酝酿出台幸福政策的城市中具有代表性，问题设计较为合理。
据说，江阴的幸福指标分成两类，一类是客观指标，一类是主观指标。客观指标如图书馆多少、植树多少、绿化率高低、污染程度怎样、居民上下班距离远近等，这些都是看得见测得出的。主观指标即个人满意度，如对生活状况是否满意，对家庭关系是否满意，对社区、学校教育是否满意等。
未来期待
一般认为，基尼系数与社会平均幸福感有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尼系数越高，幸福感越低。
10月27日，《2012年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公布，该报告由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和政府管理研究院共同完成。
报告称，虽然各研究机构计算得出的中国基尼系数不尽相同，最低的0.43左右，最高的在2011年已达到了0.5，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基尼系数近年居高不下。
该报告发起人兼第一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唐任伍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目前已表现在各个方面，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尤其是城乡之间。
为什么有些小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反而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还要高，唐任伍的解释是，从经济学上说，幸福等于满足与欲望之比，小城市居民的欲望往往相对简单和低层次，而大城市居民对未来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精神压力也更大。
彭凯平介绍，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已研究发现，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之后，幸福感与收入并不成正相关。
换言之，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个体主观幸福感与收入的提高将不成正比，而与周围参照个体的关系更大。
美国进入3000美元时代是1962年，英国、法国分别是1968年和1972年，中国是2008年。
“大家并不在乎世界上有超级富豪这回事，离得远，和自己没关系。大家在乎的是，周围邻居或朋友的突然暴富，尤其财富来路不明的。”彭凯平说。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持同样看法。
李实认为，个体幸福感的确与很多因素相关联，如教育、住房、医疗、环境、职业、婚姻状态、社会保障、政治自由度等，但与其他选项不同的是，目前在收入分配领域，中国老百姓还普遍缺少幸福感。
“其实如果纵向比较，收入肯定提高了，生活确实改善了，但大家更愿意横向比较，于是，哪怕收入增长稍慢些，也会心生失落。”李实对《财经国家周刊》分析说。
实际上，最近两三年，中国在缩小不合理收入差距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的同时，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为明显。
据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介绍，目前农民工工资已从2007年的1000元左右，增加到了3000多元，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已有了显著进展，新农保、新农合、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均已全面建立。
同时，中央政府加大了农产品（000061）补贴，2012年调整的贫困救助标准，也从原来的一年900元左右，提高到了2300多元，这对保障和适当改善农民生活，发挥了作用。
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洁，道路更畅通，社会更公平，收入更可观，政府工作更有效率，个人生活更有安全感，这些是中国公民对未来生活的普遍期盼。
彭凯平认为，未来中国公民幸福感的提高，有赖政府“三公”，即公平、公开、公正：公平，调整收入分配方案，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公开，减少暗箱操作，政府工作透明化；公正，保障公民各项权利和自由。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否可被量化，哪些因素在影响着人们的幸福体验？自1972年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最早提出国民幸福指数这一概念后，幸福研究已成为全球学术界重要课题。
自2009年11月开始，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牵头的课题组，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逐步展开全国福祉指数或称民生指数的调查及编制。
据吴晓灵透露，尽管已经编了31个省的指数，但是由于不完善，还不能公布。希望再积累一两年，再向社会公布。
从GDP崇拜，逐步转向以民生为本，正在成为中国各级政府追求的执政理念。
量化幸福
由不丹模式引发的幸福指数热，首先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幸福或幸福感是否可以被量化以及如何量化。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终身教授、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近年来持续关注幸福指数的研究。他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量化幸福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量化得好不好的问题。他说，央视的“幸福”采访，其实也是一种量化，即最低层次的分类量化——幸福的和不幸福的，这种量化粗犷并稍显武断，信息量不大。
最高水平的量化即等比量化，目前在幸福研究领域仍然空缺，迄今还没有一位经济学家，最终完成这一步。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作为学术研究，不仅幸福可以量化，劳动关系是否和谐、税负是否沉重，也都有相应的测量标准，至于结论是否完全如实地反映了现状，则见仁见智。
接下来的问题是，幸福应该如何被量化。
在10月下旬的一节研究方法课上，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傅世敏，曾就央视的“你幸福吗”与学生们展开讨论。
讨论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第一，如何定义幸福；第二，央视调查的样本量有多大，样本选择是否有代表性，问卷设计是否科学合理；第三，面对央视的话筒和镜头，被访者是否有压力，这样的调查结论可信度有多高，能不能把这一结论推广到整个中国。
“这就像高官到贫苦农家里慰问，日子过得好不好啊，即便过得再苦，也一般不会说不好。这就是一个反应偏向的问题。”傅世敏认为，对幸福感或幸福指数的调查，调查方法和调查环境非常重要。
不丹的幸福指数调查已渐趋成熟。不丹政府的公开资料显示，不丹的幸福指数包括九个一级指标，即心理健康、身体健康、生态环境、教育、文化、生活标准、时间利用、社区活力及政府管理，每个一级指标下面，另分设子指标。
据称，每隔两年，不丹政府还要对这一评价体系作出微调，以求幸福指数符合时代发展的最新要求。
而彭凯平认为，不丹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但不丹是一个佛教国家，有着特殊的文化传统，它的幸福指数，也完全是基于自身优势编制的，不丹模式对中国没有太多借鉴意义。
按照彭凯平的观点，幸福科学是一门复杂的学问，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多门学科，而一个真正具有全球推广意义的幸福指数，应该是建立在科学研究而非经验、直觉基础上的，而且各项指标要适合任何国家的任何国民，另外，幸福指数必须包括个体化体验。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对幸福指数的测量，已有一些方法获得了社会的关注，比如欧盟的幸福指数、盖勒普的幸福指数等，美国密歇根大学也对此做了较长时间的研究和积累，并已建立起了指标体系。
彭凯平发现，中国对幸福指数的调查，最大问题是没有足够的科学指导。研究需要有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包括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参与。
彭凯平参加过幸福江阴的研讨，在他看来，江阴的幸福指数，在酝酿出台幸福政策的城市中具有代表性，问题设计较为合理。
据说，江阴的幸福指标分成两类，一类是客观指标，一类是主观指标。客观指标如图书馆多少、植树多少、绿化率高低、污染程度怎样、居民上下班距离远近等，这些都是看得见测得出的。主观指标即个人满意度，如对生活状况是否满意，对家庭关系是否满意，对社区、学校教育是否满意等。
未来期待
一般认为，基尼系数与社会平均幸福感有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尼系数越高，幸福感越低。
10月27日，《2012年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公布，该报告由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和政府管理研究院共同完成。
报告称，虽然各研究机构计算得出的中国基尼系数不尽相同，最低的0.43左右，最高的在2011年已达到了0.5，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基尼系数近年居高不下。
该报告发起人兼第一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唐任伍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目前已表现在各个方面，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尤其是城乡之间。
为什么有些小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反而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还要高，唐任伍的解释是，从经济学上说，幸福等于满足与欲望之比，小城市居民的欲望往往相对简单和低层次，而大城市居民对未来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精神压力也更大。
彭凯平介绍，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已研究发现，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之后，幸福感与收入并不成正相关。
换言之，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个体主观幸福感与收入的提高将不成正比，而与周围参照个体的关系更大。
美国进入3000美元时代是1962年，英国、法国分别是1968年和1972年，中国是2008年。
“大家并不在乎世界上有超级富豪这回事，离得远，和自己没关系。大家在乎的是，周围邻居或朋友的突然暴富，尤其财富来路不明的。”彭凯平说。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持同样看法。
李实认为，个体幸福感的确与很多因素相关联，如教育、住房、医疗、环境、职业、婚姻状态、社会保障、政治自由度等，但与其他选项不同的是，目前在收入分配领域，中国老百姓还普遍缺少幸福感。
“其实如果纵向比较，收入肯定提高了，生活确实改善了，但大家更愿意横向比较，于是，哪怕收入增长稍慢些，也会心生失落。”李实对《财经国家周刊》分析说。
实际上，最近两三年，中国在缩小不合理收入差距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的同时，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为明显。
据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介绍，目前农民工工资已从2007年的1000元左右，增加到了3000多元，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已有了显著进展，新农保、新农合、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均已全面建立。
同时，中央政府加大了农产品（000061）补贴，2012年调整的贫困救助标准，也从原来的一年900元左右，提高到了2300多元，这对保障和适当改善农民生活，发挥了作用。
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洁，道路更畅通，社会更公平，收入更可观，政府工作更有效率，个人生活更有安全感，这些是中国公民对未来生活的普遍期盼。
彭凯平认为，未来中国公民幸福感的提高，有赖政府“三公”，即公平、公开、公正：公平，调整收入分配方案，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公开，减少暗箱操作，政府工作透明化；公正，保障公民各项权利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