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两大对中国产生广泛影响的选拔性考试，科举和高考曾经或仍在用一只无形的手点派着中国学子的命运。但当这两种考试制度受诸多因素影响而丧失其正当性与合理性时，底层通过这一平台向上流动的通道越收越窄，某些不甘命运摆布的学子受到冲击和改变后，个人随之做出的选择会像蝴蝶效应般对历史产生巨大影响。一考定终生？不，一考定命运。
洪秀全：屡试不第而差点颠覆大清朝的老考生
起始于隋、发展于唐、完善于宋、鼎盛于明清的科举制度，在运行了一千三百余年之后沿续到清代，已经到了发展的死胡同：在考试内容和考试文体上，清朝科目取士仍承袭明制采用八股文，仍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诚然，《四书》、《五经》作为儒家经典，对提高知识分子的人文修养和政治关怀确实有很大帮助，但其内容的窄化、固化和考试形式的僵化，在清末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激化了它与官学教育内容丰富性和目标多样性要求之间的矛盾。其次，清代中国人口增长急剧。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人们纷纷另寻生路。科举考试名利俱收，不失为谋生之道，由是清末考生人数激增。考生多而名额少，考试选官也面临着巨大压力。据学者研究，清代院试录取率为100:1；乡试录取率为70:1；会试录取率为30:1。再次，考生在科举考试期间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考场环境与激烈的考试竞争，还要承受考试失败的沉重打击和邻里他人的冷嘲热讽，因而精神失常乃至自杀现象不时发生。以上诸多矛盾集合，终于催生了像洪秀全这样被马克思称为生产力落后造成的魔鬼。
洪秀全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广东花县人。其父洪镜扬，是官禄及邻近诸村的保正，家里“薄有田产”，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在当地是好的。他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13岁考为童生。此后连续4次，一共经历17年，没考上秀才。在他一再落榜到公开造反期间，不止一次当私塾师，教小孩识字和文化基础知识，这是当时相当多老童生所从事的不固定职业。收入比普通农民好不了多少，只是身份不同。
1837年洪仁坤第三次落榜。这个一向自视极高并被族人寄予厚望的人，精神、心理受的打击很大。回到家里，随即大病一场，“死去七日”还魂后，“俱讲天话”。1842年，他第四次应考，一起落榜的书友冯云山出于对考试的极端不满，又从星相术角度看出洪仁坤“多异相”、“有王者风”，极力鼓动他为首造反。冯的劝说，符合他此前大病中的想法和梦幻，于是断了科举仕进的念头。洪仁坤决心造反之后，就说什么上帝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全”，命他“时或称洪秀，时或称洪全，时或称洪秀全”。从此，洪仁坤、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在中榜是唯一出人头地的机会下，进不了学考不上秀才，是洪秀全造反的决定性原因，造反是为了做人王。做了人王，不但可以实现“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还能够“手握乾坤杀伐权”，杀尽所痛恨、憎恶的人。
但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不但未带来理想国，倒是给中华民族造成了一次历史性大灾难。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七千万。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太平军所到之处，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同时，导致沙皇俄国趁清朝政府与太平军作你死我活的搏斗，东北与华北兵力空虚，侵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导致英法联军轻易地攻占天津、北京，大肆抢掠，火烧圆明园。
袁世凯：科场失意后酝酿着变革科举制度
运行良好的制度设计由于整个社会的不思进取，把自己逼到了死胡同。一个制度可以逼得一个人走上造反的境地，那么当一个王朝行将就木的时候，体制及其制度设计岌岌可危，一个人的力量也可以让一项制度消失。而给科举制压上最后一根稻草的，正是袁世凯。科举制到了清朝末期特别是实行新政之后，已处于一片风雨飘摇中。新政伊始，袁世凯就提出了废科举的主张。作为回应，清政府诏令废八股，科举改试策论。但袁世凯并不满足，他两度提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废科举主张，使全国上下确见朝廷“裁减科举、归重学堂”的意向，使人人“争自濯磨，相率而入学堂，以求实在、有用之学”，并最终迫使清政府宣布自1906年始废除科举制度。这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铲除了窒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枷锁，为新教育的发展和普及奠定了基石。
袁世凯早年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曾两度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一怒之下，他烧毁所有的书籍，决心投笔从戎。他放言曰：“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投身行伍后，袁世凯自道台、督抚累升，至入值军机，清朝灭亡前夕贵为内阁总理大臣，成为清朝末年头号权臣。
而科举制度的最终废除，与袁世凯在清末政坛中纵横捭阖、地位显赫密切。1901年11月，袁世凯调署直隶总督后，旋即参与政务处筹办新政，翌年即实授直督，兼任商务、路政、电报、练兵大臣等头衔，一时成了清廷唯一的畿辅重臣。1904年前后，“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以资取决。而恰恰在此期间，袁世凯联合其它督抚请废科举。虽然“朝士攻之尤力”，但清政府还是认为袁世凯等人“所陈不为无见”，并于1905年10月下令自丙午科(1906年)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废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从而使废科举这一几代人为之奋斗而未能完成的任务，终于在袁世凯等人的努力下，被废除了。
遇罗克：疯狂年代里无良制度捻灭人性的祭品
新中国建立以后，从195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开始，即设立了对考生的政治审查制度。其内容是，对考生的家庭出身、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情况，考生本人的政治表现、思想品德情况进行考查。“政审”决定着考生能否被录取以及录取到哪所院校、哪一专业。点击查看《殉道者遇罗克：他曾为了常识献身》
文革前的高考政审，是以立法的形式．对于公民考试权利作出的制度性规定。随着教育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提出和强化，通过高考政审这个形式，合法地剥夺了部分公民的考试权利，又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诱导下，将被剥夺的人群不断扩充，直至其成为工人、农民、干部、军人及其子弟的专利。隐藏在这一过程背后的，是公民间的权利之争。对高考权利的垄断心态，被包裹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外衣；阶级斗争的话语诉求，掩盖了内心深处的独占欲。这种心理，并没有因为众多社会成员被强力排斥而得到满足。贪得无厌的利益驱动辅之以盛气凌人的话语霸权，造成了社会心理的严重扭曲和群体行为的歇斯底里。遇罗克即是这种政审制度下的悲剧牺牲品。
遇罗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其母是解放初期北京一家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厂老板，遇罗克因此成为资本家出身。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之后，他主动报名到北京郊区人民公社当农业工人。1962年遇罗克又参加了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结果，他再次名落孙山。
1966年下半年，遇罗克于写下《出身论》一文，批判一直用于主导社会的血统论。列举事实反驳“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提倡民主和人权。也正是此文，给遇罗克惹来杀身之祸：1970年遇罗克因《出身论》被判处死刑。《出身论》也给遇罗克整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家里6个人，有4个被关进监狱。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一句荒谬无比的话在当时的疯狂年代里被奉为真理，并成为决定每个社会成员生死的“判官笔”。但指出其荒唐性的遇罗克却在那个年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在今天很多人看来，他所捍卫的，不过是最基本的常识。（参见《1970年遇罗克因《出身论》被判处死刑》）。
张铁生：吃透阶级斗争政治玄机的“白卷英雄”
建国以后文革以前的17年高校招生考试，尤其是1952一1965年14年的统一高考制度，是文革期间极力批判的对象。196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为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所写的按语中指出：“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
于是，从1969年起，原中央各部委所属院校大都下放给地方领导；大学免试推荐具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上学；大力发展非正规的厂办大学（七二一大学）、业余教育、民办教育，培养“赤脚医生”之类实用的初级专业人才……废除“一考定终生”的高考制度，以贫下中农及单位的推荐具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代替考试，其主观目的是实现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目标，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客观上却由于过分强调学生的政治素质，忽视其业务素质，而政治素质的高低往往依赖于推荐人的主观评价，由此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徇私舞弊和教育质量下降。
“白卷英雄”张铁生即在此种背景下应运而生。1968年10月，张铁生从兴城县初中毕业后，来到本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落户。凭借一向突出的表现，张铁生当上了生产队小队长，也赢得了1973年——文革时期唯一恢复高考的一年——这次参加大学招生文化考试的机会。考试时，因为不会答题，张铁生有感而发在理化试卷背面写了“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信中，张铁生诉说了“不忍心放弃生产”而复习，虽然考得不大好，但他“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可以“自我安慰”；他坦白说，“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我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所以“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机缘巧合，时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得知此封信后，将其作删改后指示《辽宁日报》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随后，各地报刊纷纷转载那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信，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红得发紫的张铁生频繁参加社会活动，四处作报告、发表文章，不遗余力地在政治舞台上表演，为“四人帮”大造舆论。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张铁生的政治靠山消失。随后，他就被学院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学籍，还被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
张铁生因政治需要被“挖掘”出名，由最初推到反潮流“被利用”的巅峰地步，到后来失势又被狠狠摔成“被专政”的反面典型，是值得可怜的代过小人物代表。说到底，张铁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政治祭品。
洪秀全、袁世凯、遇罗克、张铁生，是时代缩影，也是造化弄人。当人才上升通道太窄或受阻，学子通过考试改变命运和实现自身价值的路径也随之变窄或不通。一考定命运，有喜剧，有悲剧，也有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