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比，爵士时代旧梦
2013-9-11 10:29:55 来源：李东然的博客 我要评论（）
《了不起的盖茨比》写作在1925年，那时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凭借《天堂的那一边》在美国文坛一炮而红已有5年。“他的所有小说仿佛在描写一场大型舞会，他带着最漂亮的女郎前去参加。而在同时他又似站在舞厅外面，一个中西部的少年，鼻子贴在玻璃上面，琢磨着门票有多贵，是谁雇的乐队。”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美国评论家之一的马尔科姆·考利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总结至今读来鞭辟入里。
在好莱坞，《了不起的盖茨比》曾经4次被搬上银幕。1926年的电影是黑白默片，胶片已无迹可寻，1949年发版本倾向于以叙说者尼克为中心，与原著偏离最大，而2000年的那一版盖茨比故事是电视电影的形式，因此1974年的电影改编被公认为最重要的“盖茨比电影”，故事由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亲自改编，杰克·克莱顿（Jack Clayto）导演，罗伯特·雷德福和米亚·法罗分别饰演盖茨比和黛西，但即便如此，仍旧没有收获足够的肯定。
没人能成功改编《了不起的盖茨比》，这在好莱坞于是成了不争的事实。导演巴兹·鲁曼生于澳大利亚悉尼，母亲是舞蹈老师，父亲经营了一家电影院，巴兹－鲁曼1985年毕业于澳大利亚国立戏剧艺术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Dramatic Art，NIDA），之后用“红色帷幕三部曲”（Aed Curtain Trilogy）在好莱坞奠定了歌舞爱情片王者地位（《舞国英雄》、《罗密欧与朱丽叶》、《红磨坊》）。他的电影永远充斥着火热的爱情，华丽的布景，醉人的音乐，以及美妙的舞蹈，一如他自己时时刻刻带给周围人的感受。
巴兹·鲁曼坦言自己是小心翼翼去接近“盖茨比”的。立项在2008年末，自觉于美国生活的隔阂使他一度踟蹰不前，到2010年索性举家搬去纽约生活，为的是在那里走访大量的富裕家庭，采访家族长辈的人生故事，处处留心上层人士们的生活交际细节等等，仅剧本修改就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导演自己将其形容为“难产的阵痛”。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中学生文学课本课文，甚至在澳大利亚，高中文学课本中也将它作为必修篇章。而困难的不仅是故事本身的人尽皆知，菲茨杰拉德作为爵士时代的诗人，用他个人化的经历牵扯出一幅丰富的社会生活画卷，这是小说的高明之处。小说里所写的不仅是一个爱情故事，更是一种时代氛围，以及对于造就这种自由甚至沦丧的氛围的反思。但如何在更加具体的电影时间和银幕景框里保留如此丰富的故事层析，是绝对的挑战。”
相比1974年科波拉的改编，巴兹·鲁曼更谨慎地尊重了菲茨杰拉德的叙事文本，这尤其体现在那些重要的故事场景呈现中。科波拉电影中的尼克是被盖茨比的佣人请去了盖茨比的房间，而巴兹·鲁曼甚至要比菲茨杰拉德更热情地渲染了盖茨比的神秘，而他最终的出场也如作者描述的那样，尼克是在与盖茨比相谈甚欢后，恍然惊诧传说中的盖茨比就是眼前人。盖茨比与黛西的第一次重逢，科波拉改编的电影里，那是阳光灿烂的一天，而鲁曼不仅再现了小说中那次见面时的大雨滂沱，并且用尽其极地将落雨当作了烘托会面局促荒诞的道具。
然而巴兹·鲁曼导演更强调的是对原著的精神重现。“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菲茨杰拉德只有29岁，不可否认的是那种年轻人处理外界事物本能的当下性，菲茨杰拉德写作就是非常当下的，书中展现的社会风貌几乎是用一种写意的速写方式完成。比如，他大胆地把1920年非洲裔美国人的街头音乐放进了小说，把当时酒馆里的音乐、流行音乐也放了进去。实际上，你如果去看看当初的书评，当时很多人都在批评菲茨杰拉德，觉得他忤逆了文化经典，但恰恰这些，成就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独一无二。”
于是，“活在当下，不古板，不回看”成为巴兹·鲁曼找寻的改编主旨。电影音乐部分创作过程长达18个月，而这个被称为“爵士时代最后挽歌”的故事里，旧爵士的乐音却所剩寥寥，甚至上世纪20年代爵士时代的气氛，恰是由“王者”Jay-Z的一段Hip-Hop饶舌音乐集中展现（《一百美金账单》）；莉娜·戴·瑞（Lana Del Rey）充满灵性的声线最适合演绎富于诗意的忧伤情歌，再配合了管弦乐队，《年轻美貌》（Young and Beautiful）虽然是一首流行歌曲，却将近一个世纪前的爱情故事烘托得愈发凄楚，鲁曼导演尤其自觉尽兴的是用最当下的声音和最老派的方法结合，创作出独一无二的声、画、故事三重对位效果。
“我们找来年轻的英国独立摇滚乐队弗洛伦斯和机器（Florence and the Machine），在我们的录音棚里，弗洛伦斯是对着画面去唱那首《超越爱》（Over the love）的，是作为影片背景乐中体量最庞大的部分，这样去录制原声是非常耗费时间精力的，当然也早就没有什么人这么做了。但是，参与其中的艺术家们无不兴致盎然，没人不为以这样的方式参与感到兴奋。事实上这就是我在当下的改编前提：把菲茨杰拉德所描述的那些非洲裔美国人街头音乐，换作我们今天的非洲裔美国人流行音乐——嘻哈乐Hip-Hop；把如今最流行的流行音乐保留在电影中，尤其是几乎可以作为我们当下代表的声音，Jay-Z、碧昂丝（Beyonce）、弗洛伦斯、Lana Del Rey等等，我们的改编立足于自己的当下，正如菲茨杰拉德对待他的当下，这是我所认为的对于原作精神的尊重。”
巴兹·鲁曼乐于提及这样的掌故——菲茨杰拉德曾经在自己去世前的一周，几乎买光了纽约街头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使得那本书在那一周的销量甚至超过之前几年销量的总和。“后来我常常觉得自己拍这部电影就很像是菲茨杰拉德自己去买自己的书，我们都在努力打破一些什么，做点不一样的尝试，这不一定有当下即刻的成功出现，但是无论如何，事情只有这么做不可。”
巴兹·鲁曼说，对自己而言，最有意义的反馈来自纽约的首映式。谢幕后躲在舞台的边上看观众散去时，“阴影里走出来一位老妇人，她拉住我的手说：‘我大老远从佛蒙特来，来看看你对我祖父的故事做了什么，好吧，我非常爱你的电影，这本书本来是不可能被改编的，我的祖父是一个太有腔调的人，写的也是些自己脑子里的幻想，这太难了。但恭喜你的成就！顺便说，这部电影里的音乐棒极了！’”
在好莱坞，《了不起的盖茨比》曾经4次被搬上银幕。1926年的电影是黑白默片，胶片已无迹可寻，1949年发版本倾向于以叙说者尼克为中心，与原著偏离最大，而2000年的那一版盖茨比故事是电视电影的形式，因此1974年的电影改编被公认为最重要的“盖茨比电影”，故事由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亲自改编，杰克·克莱顿（Jack Clayto）导演，罗伯特·雷德福和米亚·法罗分别饰演盖茨比和黛西，但即便如此，仍旧没有收获足够的肯定。
没人能成功改编《了不起的盖茨比》，这在好莱坞于是成了不争的事实。导演巴兹·鲁曼生于澳大利亚悉尼，母亲是舞蹈老师，父亲经营了一家电影院，巴兹－鲁曼1985年毕业于澳大利亚国立戏剧艺术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Dramatic Art，NIDA），之后用“红色帷幕三部曲”（Aed Curtain Trilogy）在好莱坞奠定了歌舞爱情片王者地位（《舞国英雄》、《罗密欧与朱丽叶》、《红磨坊》）。他的电影永远充斥着火热的爱情，华丽的布景，醉人的音乐，以及美妙的舞蹈，一如他自己时时刻刻带给周围人的感受。
巴兹·鲁曼坦言自己是小心翼翼去接近“盖茨比”的。立项在2008年末，自觉于美国生活的隔阂使他一度踟蹰不前，到2010年索性举家搬去纽约生活，为的是在那里走访大量的富裕家庭，采访家族长辈的人生故事，处处留心上层人士们的生活交际细节等等，仅剧本修改就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导演自己将其形容为“难产的阵痛”。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中学生文学课本课文，甚至在澳大利亚，高中文学课本中也将它作为必修篇章。而困难的不仅是故事本身的人尽皆知，菲茨杰拉德作为爵士时代的诗人，用他个人化的经历牵扯出一幅丰富的社会生活画卷，这是小说的高明之处。小说里所写的不仅是一个爱情故事，更是一种时代氛围，以及对于造就这种自由甚至沦丧的氛围的反思。但如何在更加具体的电影时间和银幕景框里保留如此丰富的故事层析，是绝对的挑战。”
相比1974年科波拉的改编，巴兹·鲁曼更谨慎地尊重了菲茨杰拉德的叙事文本，这尤其体现在那些重要的故事场景呈现中。科波拉电影中的尼克是被盖茨比的佣人请去了盖茨比的房间，而巴兹·鲁曼甚至要比菲茨杰拉德更热情地渲染了盖茨比的神秘，而他最终的出场也如作者描述的那样，尼克是在与盖茨比相谈甚欢后，恍然惊诧传说中的盖茨比就是眼前人。盖茨比与黛西的第一次重逢，科波拉改编的电影里，那是阳光灿烂的一天，而鲁曼不仅再现了小说中那次见面时的大雨滂沱，并且用尽其极地将落雨当作了烘托会面局促荒诞的道具。
然而巴兹·鲁曼导演更强调的是对原著的精神重现。“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菲茨杰拉德只有29岁，不可否认的是那种年轻人处理外界事物本能的当下性，菲茨杰拉德写作就是非常当下的，书中展现的社会风貌几乎是用一种写意的速写方式完成。比如，他大胆地把1920年非洲裔美国人的街头音乐放进了小说，把当时酒馆里的音乐、流行音乐也放了进去。实际上，你如果去看看当初的书评，当时很多人都在批评菲茨杰拉德，觉得他忤逆了文化经典，但恰恰这些，成就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独一无二。”
于是，“活在当下，不古板，不回看”成为巴兹·鲁曼找寻的改编主旨。电影音乐部分创作过程长达18个月，而这个被称为“爵士时代最后挽歌”的故事里，旧爵士的乐音却所剩寥寥，甚至上世纪20年代爵士时代的气氛，恰是由“王者”Jay-Z的一段Hip-Hop饶舌音乐集中展现（《一百美金账单》）；莉娜·戴·瑞（Lana Del Rey）充满灵性的声线最适合演绎富于诗意的忧伤情歌，再配合了管弦乐队，《年轻美貌》（Young and Beautiful）虽然是一首流行歌曲，却将近一个世纪前的爱情故事烘托得愈发凄楚，鲁曼导演尤其自觉尽兴的是用最当下的声音和最老派的方法结合，创作出独一无二的声、画、故事三重对位效果。
“我们找来年轻的英国独立摇滚乐队弗洛伦斯和机器（Florence and the Machine），在我们的录音棚里，弗洛伦斯是对着画面去唱那首《超越爱》（Over the love）的，是作为影片背景乐中体量最庞大的部分，这样去录制原声是非常耗费时间精力的，当然也早就没有什么人这么做了。但是，参与其中的艺术家们无不兴致盎然，没人不为以这样的方式参与感到兴奋。事实上这就是我在当下的改编前提：把菲茨杰拉德所描述的那些非洲裔美国人街头音乐，换作我们今天的非洲裔美国人流行音乐——嘻哈乐Hip-Hop；把如今最流行的流行音乐保留在电影中，尤其是几乎可以作为我们当下代表的声音，Jay-Z、碧昂丝（Beyonce）、弗洛伦斯、Lana Del Rey等等，我们的改编立足于自己的当下，正如菲茨杰拉德对待他的当下，这是我所认为的对于原作精神的尊重。”
巴兹·鲁曼乐于提及这样的掌故——菲茨杰拉德曾经在自己去世前的一周，几乎买光了纽约街头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使得那本书在那一周的销量甚至超过之前几年销量的总和。“后来我常常觉得自己拍这部电影就很像是菲茨杰拉德自己去买自己的书，我们都在努力打破一些什么，做点不一样的尝试，这不一定有当下即刻的成功出现，但是无论如何，事情只有这么做不可。”
巴兹·鲁曼说，对自己而言，最有意义的反馈来自纽约的首映式。谢幕后躲在舞台的边上看观众散去时，“阴影里走出来一位老妇人，她拉住我的手说：‘我大老远从佛蒙特来，来看看你对我祖父的故事做了什么，好吧，我非常爱你的电影，这本书本来是不可能被改编的，我的祖父是一个太有腔调的人，写的也是些自己脑子里的幻想，这太难了。但恭喜你的成就！顺便说，这部电影里的音乐棒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