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英雄，非圣人
2013-12-12 10:49:45 来源：经纪学人 我要评论（）
谁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人物？先不算双手沾满鲜血的约瑟夫·斯大林和茂德公等人；也不算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这样的独裁民族主义者，和瓦茨拉夫·哈维尔这样虽然更令人钦佩却可能影响力有限的反共主义者；这样一番筛选下来，剩下的名单不到十人。其上也许会有莫罕达斯·甘地，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夏尔·戴高乐，杰克·肯尼迪和纳尔逊·曼德拉。对于许多地方的许多人来说，其中最富有感召力的是最后一位，他于12月5日去世，享年95岁。
曼德拉的英雄地位非同一般，他的声名却并非一直广为人之，而是长期局限于自己的祖国南非，直到他1961年无罪获释。这是他因叛国罪而第一次受审，但自由之身仅保持了一年多，之后在1963年开始的里沃尼亚审判中被判蓄意破坏罪名成立。在他后来漫长的囚禁生涯中，将近18年是在开普敦外海的罗本岛上渡过的，这是一个狂风呼啸的重刑监狱。曼德拉再次入狱后便几乎销声匿迹，1964年之后他便一直没有照片公开过，于是当他在1990年2月11日获释时，世人只能猜想他的相貌。
那时的他已经71岁，未来的半活跃政治生涯不过10年，但尽管如此，他做得比任何个体都要多。在那10年里，他促成了废除种族隔离――我们时代最令人厌恶的事物之一――并实现了和解与总体和平，以及为民主的南非开创了极富希望的良好开端，这在20年前即使是最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都无法想象的。
充满矛盾
一个被迫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了这么久的人仍有如此影响力，说明他品格非凡。但仅仅是人格也无法解释他后来在访问世界时所受到的汹涌的爱戴之情，无论是非洲之旅，在伦敦体育场向7.5万名支持者们致敬，或是让百老汇街为之倾倒――他的车队在街上走过时，据说洒下的庆祝纸条之多是纽约任何一条街都没有过的。
曼德拉是著名人物，而我们这个时代把任何名气都视为很有价值。每一个流行歌手都“超棒”，真人秀节目把笨蛋变成偶像，“标志性”是如此廉价以至于失去了意义。曼德拉成为名人后所获得的尊敬要是还没有戴安娜王妃多，那就太荒诞了：世界需要男女英雄，也并不总是理性地选择英雄。但我们选择曼德拉，是因为他是真正的英雄。
像大多数伟人一样，哪怕是其中那些貌似简单的人，曼德拉内心复杂又充满矛盾。他的意志坚如磐石：没有这份意志，他早就可以出狱了，只要同意放弃暴力或做出其它让步即可。而他本性又愿意妥协与和解。在1950年代他就常常支持对更加固执的同事进行约束，他几乎终其一生都在坚持让非洲人国民大会（ANC）保持非种族色彩，虽然有时他对印度裔有所保留，对白人的情感更为强烈。当他接受武装斗争原则时，他的策略并非是以武力夺取政权，而是迫使政府谈判。而当政府最终屈服时，曼德拉既没有怨恨也没有报复，而令人惊异地报之以宽恕与和解。
他是游击队员，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Umkhontowe Sizwe）的总司令，他本应领导（这倒是令人难以至信）武装暴动，组织海上入侵，推翻政府。正是由于他致力于武装斗争，玛格丽特·撒切尔拒绝与非国大接触，斥之为“典型的恐怖组织”。但这个看法永远是太过简单。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在1952-1967年间任非国大主席，他虽然不是和平主义者，但坚信非暴力抗争，曼德拉在开始时也是这样。
曼德拉的转变是不情愿的，开始他坚持仅仅采取破坏，不直接攻击人就不会有伤亡（不流血解放）。后来他转为游击战时，部分是因为他认为政府的镇压越来越强烈，已经别无选择（“赤手空拳无法抵挡野兽的袭击”）；部分是因为他担心非国大会败给更好斗的对手，尤其是全黑的泛非主义者大会。
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则较少变化。在1950年代，他在约翰内斯堡小镇奥兰多家中的墙上挂上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像。他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与南非共产党联合起来；那时他的作品中满是马克思主义呓语。终其一生，他都与乔·斯洛沃这样的人感情深厚。乔是共产党主席，是曼德拉的“亲爱的同志，亲爱的兄弟与亲爱的朋友”，而他的反对者则称其为“克格勃头子”。
不过曼德拉坚称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他将非国大与共产党间的关联视为与唯一愿意平等对待非洲人的团体之间的关系，并且敌人的敌人是我们的天然盟友。他对苏联模式没有兴趣，常常谈到英国制度羡慕不已，甚至将英国议会称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此外，他的立场前后一致，不论是1950年代非国大在讨论斗争目标时，还是20年后讨论“解放运动”的目的时，他都坚持认为运动的伟大纲领，1956年通过的《自由宪章》，并非是要走向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民主再前进一步”。
在曼德拉晚年对待古巴、利比亚和叙利亚这些国家的态度上，可以看到原则和行动的明显冲突。多年以来，他一直坚持将人权放在非国大政治哲学的核心地位，作为总统他甚至谋求将“他人的幸福”写入国家利益。出于典型的曼德拉式勇气，他曾公开批评1990年代尼日利亚残暴又极度腐败的独裁者萨尼·阿巴查，这就破坏了一个糟糕的潜规则：非洲各国政府首脑间互不批评。但他会同样地谴责菲德尔·卡斯特罗或穆阿迈尔·卡扎菲吗？不。他们长期支持反种族隔离政策，并且对曼德拉来说，感谢忠诚的朋友比其它任何考量都要重要。美国人对此非常震惊。
这一点可以看出原则之间的明显冲突，其中有一条最重要：“改变曼德拉对朋友的看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说，他是里沃尼亚审判中与曼德拉一起被判终身监禁的另外七人中的一位。其它明显不符合曼德拉风格的做法可以更简单地以他的善于适应来解释，他在小时候被迫与家人分开，学会适应可能是迫不得已。他一开始主要是由母亲照顾，后来十岁时父亲去世，腾布摄政王成为了他的监护人。腾布是讲科萨语的十几个族群中的一个。如果说成长过程中的变故培养了他的适应能力，这对他常常也很有帮助，只是有时会导致他的行为更难预测。
比如说，年轻时的曼德拉有一种几乎是冷漠的贵族气质。他的一些同事觉得他高高在上，甚至有些专制，极度在意举止是否得体。但这并不说明他行事保守或有社交困难。黑人意识运动的年轻人们在1970年代中期到达罗本岛时，主张黑人至上。面对他们的愤怒，曼德拉的狱友们感到惊恐，而曼德拉则准备好以宽容来对待。后来当骚乱四起时，他也对不满的年轻人们报以一贯的和解态度。
他自己的孩子们可能不尽同意，或者他们也许会说，他努力去理解别人的孩子说明他在理解自己孩子上的失败。他在观点与政治上的矛盾与抵触，符合他的性格，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他与家人的关系。
他的大儿子桑比与他多年失和，后来于1969年死于车祸。桑比的妈妈伊芙琳在经历了14年的不幸婚姻后，于1958年与曼德拉离婚，桑比支持母亲离婚。二儿子马克贾托没能做到父亲的期望，从家里搬走；他在2005年死于艾滋病。玛基是伊芙琳唯一的女儿（前一个女儿在1948年九个月时夭折），她的状况好些，但同样感到受到忽视。
困难与斗争
做丈夫与做父亲一样难。曼德拉在22岁时因为逃婚而离开了约翰内斯堡，他的监护人腾布摄政王安排了这桩婚事。三年后的1944年，他与一生至交沃尔特·西苏鲁的表妹伊芙琳结婚。护士伊芙琳为他生了四个孩子，但对宗教更感兴趣而非政治，此时的曼德拉正全身心投入于政治活动。
温妮是曼德拉的第二任妻子，结婚于1958年，与他有共同的政治追求，但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他属于他们”，即大众。曼德拉自己也承认，孩子们也有抱怨。一个孩子对他说，他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却从没有时间做我的父亲”。
尽管他深爱着勇敢的温妮――在他1994年出版的自传里，他第一次公开了一些他在罗本岛写给她的伤感的信――第二次婚姻也失败了。温妮几乎尝到了种族隔离所能带来的各种打击：驱逐、入狱和无休止的骚扰。但所有这些并未带来盛名：恰恰相反，到最后她极尽所能地让自己的丈夫蒙羞。曼德拉深受伤害，却满怀愧疚，意识到自己亏欠妻儿太多。直到后来他在80岁生日时和莫桑比克第一任总统的遗孀，谨慎的格拉萨·马谢尔结婚，才长久地体会到婚姻的满足感。
至少在爱上，个人和公众是相反的两极。曼德拉感召了成千上万他见过和没有见过的人们，很少有人不对他非凡的同情心感到触动和敬意的。在这些人中间，最引人注意的可能是他的政敌，尤其是南非白人，早期的荷兰定居者们的后代。
首先是P·J·博世，1962年审判（非法出境与煽动罢工）时的检察官，在宣判前要求单独会见曼德拉，与他握手并祝他健康。这并非例外之举，在曼德拉的政治生涯中，他把食物分给押送他的警察吃（1962年被捕后），帮助狱警修改论文（也是1962年），努力学习南非荷兰语以便和罗本岛狱警交谈并获得了他们的尊重。后来，总统P·W·波塔将他从狱中召去喝茶，他依然证明自己可以用个人魅力感染这位绰号“大鳄鱼”的白人至上主义维护者。之后当他最终获释时，他做出了伟大的和解姿态：授予布尔战争时的游击队员丹尼尔·西伦白人自由战士称号；穿上一直被黑人视为白人国家象征的跳羚队队服；拜访种族隔离制度的缔造者亨德里克·维沃尔德的遗孀贝茜。
有些同情之举对他来说更为艰难。他出狱后，有关性的话题让他很是尴尬。无论是因为1960年代性革命时代里他基本在坐牢，还是多年的囚禁使得他不习惯女性相伴，还是他从小以来性格中带有的一些矜持，原因并不清楚，显然他对此难以克服。更为严重的是，他自己承认，在担任总统时不愿意提出艾滋病问题。但他最终还是提出了。2002年他公开支持一项要求更多医药援助的运动，而姆贝基总统古怪地阻挠该运动。在强者面前，弱者最好保持安静。
稳重，谦逊，虚荣
曼德拉在33岁表示自己期望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这让他的非国大同事们非常吃惊。但他并不期待回报；即使当他的稳重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时，他也很少认为自己的权威是理所应当的。他在监狱时多次拒绝了政府对他一人的特殊待遇。例如，他就穿短裤一事进行过投诉，这是政府用来羞辱和打击黑人囚犯的一种手段。而只有他有长裤穿时他拒绝了，直到两年后政府同意让其他人也穿。
他的确对自己的王族后代身份而骄傲，他是腾布王努班库卡的后代，也因此按传统被称为“马迪巴”。但他鄙视像某些非洲“大人物”一般的做派，在罗本岛上他的访客比别人多，这让他很是不安，有一个囚犯在15年里只见过3个访客。他在1990年获得自由后，更愿意住在郊区而不是约翰内斯堡奢华的宫殿里。假日里他则回到库努，他小时候在这里渡过了最快乐的时光，他在这里按他最后住过的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里自己囚室的样式盖了一座房子。他不喜欢个人崇拜，宏大的纪念馆、纪念物和塑像等等都不符合他的性格。
但鲜亮的衣服、白色丝巾和塑身疗法（至少部分目的是帮助拳手保持体型的）就不一样了。他也爱好虚荣，善于运用外表。在他年轻时，他的外貌和时髦的衣着并不会妨碍他有女性爱慕者。那时的他与女性相处要比与男性相处更随意。后来他穿着传统的科萨豹皮袍子出现在法庭上时，深知这将会“强调身为非洲黑人的我走上了白人的法庭”。事实也正是如此。
把曼德拉塑造成弥赛亚或是神话对非国大来说是很有价值的。起先是激励国内的支持者们，之后在多年的镇压、军事无能和政治无望中用来保持信念。这一神话本身是有可能破灭的。反抗强权的神化人物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而罗本岛囚犯466/64号有可能到头来只是一个已经崩溃的人或是纸上英雄。但曼德拉向世人证明，他是极为成功的政治家。
曼德拉也犯过政治错误。放弃非暴力使得非国大失去了一些国外支持，对政府也没能产生实质的军事压力，并且更严重的是分散了运动的力量。本应着力于国内的组织工作，这对于实施有效的罢工、抵制和公民抗命活动非常关键。在曼德拉加入非国大时，非国大的组织还很弱小，所以他花费了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他本该预见到这一点，但是没有。
但如果没有他，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注定会导致混乱。首先，他在1985年决定要求会见司法部长科比库切，后者对他的案子感兴趣。曼德拉没有告诉自己的同事们，更不要说指望他们同意了，因为他知道一定不会同意。但他后来解释说，“有时一位领袖必须要走在大家的前面”。在后来的谈判中他起到了关键作用，做出了妥协，于是才达成了1993-94年的宪法方案，才得以举行大选。
他个人就可以影响公众对协议的看法，是支持还是反对，这在宪法方案上非常关键，因为许多非国大支持者对它感到失望。他个人就可以安抚克里斯·哈尼遇害后大众的愤怒情绪，后者是广受欢迎的非国大英雄，被右翼白人所杀。他在取得康斯坦德·菲尔耶恩将军的支持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时白人的立场是极右的。后来在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上他同样居功至伟，如果是别人有了那样的经历，就可能会要设立战争法庭了。
放弃复仇
曼德拉并非以一已之力结束了种族隔离。共产主义的崩溃，非洲人民身上的白人枷锁都起到了作用；国际制裁、国内经济压力、非国大之外的国内反抗以及F·W·德克勒克个人也起了作用。曼德拉在对待这位1989-1994年间总统上做得并不够好，但曼德拉的标志性作用则是无论怎样赞扬都不为过。
曼德拉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和解和放弃复仇的重要性，并且帮助了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民主新南非的诞生。这只有他能做到。他激励了千百万的非洲人与其他人们。但如果政府中他的继任者们不如他出色，如果像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没有效仿他的先例，那也不足为奇。他虽然是英雄，却没有有些人所说的那种救世主般的神力，也不能期望于其他人也有他这样的能力－－高举原则，身体力行，德被四方－－毕竟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很难相同。虽然曼德拉一生充满艰辛，但他足够长寿，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成功。所以他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他追求自由的漫漫长路最终结局圆满。相比于悲剧英雄，现代社会更喜欢看到喜剧英雄。
曼德拉的英雄地位非同一般，他的声名却并非一直广为人之，而是长期局限于自己的祖国南非，直到他1961年无罪获释。这是他因叛国罪而第一次受审，但自由之身仅保持了一年多，之后在1963年开始的里沃尼亚审判中被判蓄意破坏罪名成立。在他后来漫长的囚禁生涯中，将近18年是在开普敦外海的罗本岛上渡过的，这是一个狂风呼啸的重刑监狱。曼德拉再次入狱后便几乎销声匿迹，1964年之后他便一直没有照片公开过，于是当他在1990年2月11日获释时，世人只能猜想他的相貌。
那时的他已经71岁，未来的半活跃政治生涯不过10年，但尽管如此，他做得比任何个体都要多。在那10年里，他促成了废除种族隔离――我们时代最令人厌恶的事物之一――并实现了和解与总体和平，以及为民主的南非开创了极富希望的良好开端，这在20年前即使是最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都无法想象的。
充满矛盾
一个被迫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了这么久的人仍有如此影响力，说明他品格非凡。但仅仅是人格也无法解释他后来在访问世界时所受到的汹涌的爱戴之情，无论是非洲之旅，在伦敦体育场向7.5万名支持者们致敬，或是让百老汇街为之倾倒――他的车队在街上走过时，据说洒下的庆祝纸条之多是纽约任何一条街都没有过的。
曼德拉是著名人物，而我们这个时代把任何名气都视为很有价值。每一个流行歌手都“超棒”，真人秀节目把笨蛋变成偶像，“标志性”是如此廉价以至于失去了意义。曼德拉成为名人后所获得的尊敬要是还没有戴安娜王妃多，那就太荒诞了：世界需要男女英雄，也并不总是理性地选择英雄。但我们选择曼德拉，是因为他是真正的英雄。
像大多数伟人一样，哪怕是其中那些貌似简单的人，曼德拉内心复杂又充满矛盾。他的意志坚如磐石：没有这份意志，他早就可以出狱了，只要同意放弃暴力或做出其它让步即可。而他本性又愿意妥协与和解。在1950年代他就常常支持对更加固执的同事进行约束，他几乎终其一生都在坚持让非洲人国民大会（ANC）保持非种族色彩，虽然有时他对印度裔有所保留，对白人的情感更为强烈。当他接受武装斗争原则时，他的策略并非是以武力夺取政权，而是迫使政府谈判。而当政府最终屈服时，曼德拉既没有怨恨也没有报复，而令人惊异地报之以宽恕与和解。
他是游击队员，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Umkhontowe Sizwe）的总司令，他本应领导（这倒是令人难以至信）武装暴动，组织海上入侵，推翻政府。正是由于他致力于武装斗争，玛格丽特·撒切尔拒绝与非国大接触，斥之为“典型的恐怖组织”。但这个看法永远是太过简单。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在1952-1967年间任非国大主席，他虽然不是和平主义者，但坚信非暴力抗争，曼德拉在开始时也是这样。
曼德拉的转变是不情愿的，开始他坚持仅仅采取破坏，不直接攻击人就不会有伤亡（不流血解放）。后来他转为游击战时，部分是因为他认为政府的镇压越来越强烈，已经别无选择（“赤手空拳无法抵挡野兽的袭击”）；部分是因为他担心非国大会败给更好斗的对手，尤其是全黑的泛非主义者大会。
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则较少变化。在1950年代，他在约翰内斯堡小镇奥兰多家中的墙上挂上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像。他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与南非共产党联合起来；那时他的作品中满是马克思主义呓语。终其一生，他都与乔·斯洛沃这样的人感情深厚。乔是共产党主席，是曼德拉的“亲爱的同志，亲爱的兄弟与亲爱的朋友”，而他的反对者则称其为“克格勃头子”。
不过曼德拉坚称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他将非国大与共产党间的关联视为与唯一愿意平等对待非洲人的团体之间的关系，并且敌人的敌人是我们的天然盟友。他对苏联模式没有兴趣，常常谈到英国制度羡慕不已，甚至将英国议会称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此外，他的立场前后一致，不论是1950年代非国大在讨论斗争目标时，还是20年后讨论“解放运动”的目的时，他都坚持认为运动的伟大纲领，1956年通过的《自由宪章》，并非是要走向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民主再前进一步”。
在曼德拉晚年对待古巴、利比亚和叙利亚这些国家的态度上，可以看到原则和行动的明显冲突。多年以来，他一直坚持将人权放在非国大政治哲学的核心地位，作为总统他甚至谋求将“他人的幸福”写入国家利益。出于典型的曼德拉式勇气，他曾公开批评1990年代尼日利亚残暴又极度腐败的独裁者萨尼·阿巴查，这就破坏了一个糟糕的潜规则：非洲各国政府首脑间互不批评。但他会同样地谴责菲德尔·卡斯特罗或穆阿迈尔·卡扎菲吗？不。他们长期支持反种族隔离政策，并且对曼德拉来说，感谢忠诚的朋友比其它任何考量都要重要。美国人对此非常震惊。
这一点可以看出原则之间的明显冲突，其中有一条最重要：“改变曼德拉对朋友的看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说，他是里沃尼亚审判中与曼德拉一起被判终身监禁的另外七人中的一位。其它明显不符合曼德拉风格的做法可以更简单地以他的善于适应来解释，他在小时候被迫与家人分开，学会适应可能是迫不得已。他一开始主要是由母亲照顾，后来十岁时父亲去世，腾布摄政王成为了他的监护人。腾布是讲科萨语的十几个族群中的一个。如果说成长过程中的变故培养了他的适应能力，这对他常常也很有帮助，只是有时会导致他的行为更难预测。
比如说，年轻时的曼德拉有一种几乎是冷漠的贵族气质。他的一些同事觉得他高高在上，甚至有些专制，极度在意举止是否得体。但这并不说明他行事保守或有社交困难。黑人意识运动的年轻人们在1970年代中期到达罗本岛时，主张黑人至上。面对他们的愤怒，曼德拉的狱友们感到惊恐，而曼德拉则准备好以宽容来对待。后来当骚乱四起时，他也对不满的年轻人们报以一贯的和解态度。
他自己的孩子们可能不尽同意，或者他们也许会说，他努力去理解别人的孩子说明他在理解自己孩子上的失败。他在观点与政治上的矛盾与抵触，符合他的性格，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他与家人的关系。
他的大儿子桑比与他多年失和，后来于1969年死于车祸。桑比的妈妈伊芙琳在经历了14年的不幸婚姻后，于1958年与曼德拉离婚，桑比支持母亲离婚。二儿子马克贾托没能做到父亲的期望，从家里搬走；他在2005年死于艾滋病。玛基是伊芙琳唯一的女儿（前一个女儿在1948年九个月时夭折），她的状况好些，但同样感到受到忽视。
困难与斗争
做丈夫与做父亲一样难。曼德拉在22岁时因为逃婚而离开了约翰内斯堡，他的监护人腾布摄政王安排了这桩婚事。三年后的1944年，他与一生至交沃尔特·西苏鲁的表妹伊芙琳结婚。护士伊芙琳为他生了四个孩子，但对宗教更感兴趣而非政治，此时的曼德拉正全身心投入于政治活动。
温妮是曼德拉的第二任妻子，结婚于1958年，与他有共同的政治追求，但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他属于他们”，即大众。曼德拉自己也承认，孩子们也有抱怨。一个孩子对他说，他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却从没有时间做我的父亲”。
尽管他深爱着勇敢的温妮――在他1994年出版的自传里，他第一次公开了一些他在罗本岛写给她的伤感的信――第二次婚姻也失败了。温妮几乎尝到了种族隔离所能带来的各种打击：驱逐、入狱和无休止的骚扰。但所有这些并未带来盛名：恰恰相反，到最后她极尽所能地让自己的丈夫蒙羞。曼德拉深受伤害，却满怀愧疚，意识到自己亏欠妻儿太多。直到后来他在80岁生日时和莫桑比克第一任总统的遗孀，谨慎的格拉萨·马谢尔结婚，才长久地体会到婚姻的满足感。
至少在爱上，个人和公众是相反的两极。曼德拉感召了成千上万他见过和没有见过的人们，很少有人不对他非凡的同情心感到触动和敬意的。在这些人中间，最引人注意的可能是他的政敌，尤其是南非白人，早期的荷兰定居者们的后代。
首先是P·J·博世，1962年审判（非法出境与煽动罢工）时的检察官，在宣判前要求单独会见曼德拉，与他握手并祝他健康。这并非例外之举，在曼德拉的政治生涯中，他把食物分给押送他的警察吃（1962年被捕后），帮助狱警修改论文（也是1962年），努力学习南非荷兰语以便和罗本岛狱警交谈并获得了他们的尊重。后来，总统P·W·波塔将他从狱中召去喝茶，他依然证明自己可以用个人魅力感染这位绰号“大鳄鱼”的白人至上主义维护者。之后当他最终获释时，他做出了伟大的和解姿态：授予布尔战争时的游击队员丹尼尔·西伦白人自由战士称号；穿上一直被黑人视为白人国家象征的跳羚队队服；拜访种族隔离制度的缔造者亨德里克·维沃尔德的遗孀贝茜。
有些同情之举对他来说更为艰难。他出狱后，有关性的话题让他很是尴尬。无论是因为1960年代性革命时代里他基本在坐牢，还是多年的囚禁使得他不习惯女性相伴，还是他从小以来性格中带有的一些矜持，原因并不清楚，显然他对此难以克服。更为严重的是，他自己承认，在担任总统时不愿意提出艾滋病问题。但他最终还是提出了。2002年他公开支持一项要求更多医药援助的运动，而姆贝基总统古怪地阻挠该运动。在强者面前，弱者最好保持安静。
稳重，谦逊，虚荣
曼德拉在33岁表示自己期望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这让他的非国大同事们非常吃惊。但他并不期待回报；即使当他的稳重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时，他也很少认为自己的权威是理所应当的。他在监狱时多次拒绝了政府对他一人的特殊待遇。例如，他就穿短裤一事进行过投诉，这是政府用来羞辱和打击黑人囚犯的一种手段。而只有他有长裤穿时他拒绝了，直到两年后政府同意让其他人也穿。
他的确对自己的王族后代身份而骄傲，他是腾布王努班库卡的后代，也因此按传统被称为“马迪巴”。但他鄙视像某些非洲“大人物”一般的做派，在罗本岛上他的访客比别人多，这让他很是不安，有一个囚犯在15年里只见过3个访客。他在1990年获得自由后，更愿意住在郊区而不是约翰内斯堡奢华的宫殿里。假日里他则回到库努，他小时候在这里渡过了最快乐的时光，他在这里按他最后住过的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里自己囚室的样式盖了一座房子。他不喜欢个人崇拜，宏大的纪念馆、纪念物和塑像等等都不符合他的性格。
但鲜亮的衣服、白色丝巾和塑身疗法（至少部分目的是帮助拳手保持体型的）就不一样了。他也爱好虚荣，善于运用外表。在他年轻时，他的外貌和时髦的衣着并不会妨碍他有女性爱慕者。那时的他与女性相处要比与男性相处更随意。后来他穿着传统的科萨豹皮袍子出现在法庭上时，深知这将会“强调身为非洲黑人的我走上了白人的法庭”。事实也正是如此。
把曼德拉塑造成弥赛亚或是神话对非国大来说是很有价值的。起先是激励国内的支持者们，之后在多年的镇压、军事无能和政治无望中用来保持信念。这一神话本身是有可能破灭的。反抗强权的神化人物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而罗本岛囚犯466/64号有可能到头来只是一个已经崩溃的人或是纸上英雄。但曼德拉向世人证明，他是极为成功的政治家。
曼德拉也犯过政治错误。放弃非暴力使得非国大失去了一些国外支持，对政府也没能产生实质的军事压力，并且更严重的是分散了运动的力量。本应着力于国内的组织工作，这对于实施有效的罢工、抵制和公民抗命活动非常关键。在曼德拉加入非国大时，非国大的组织还很弱小，所以他花费了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他本该预见到这一点，但是没有。
但如果没有他，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注定会导致混乱。首先，他在1985年决定要求会见司法部长科比库切，后者对他的案子感兴趣。曼德拉没有告诉自己的同事们，更不要说指望他们同意了，因为他知道一定不会同意。但他后来解释说，“有时一位领袖必须要走在大家的前面”。在后来的谈判中他起到了关键作用，做出了妥协，于是才达成了1993-94年的宪法方案，才得以举行大选。
他个人就可以影响公众对协议的看法，是支持还是反对，这在宪法方案上非常关键，因为许多非国大支持者对它感到失望。他个人就可以安抚克里斯·哈尼遇害后大众的愤怒情绪，后者是广受欢迎的非国大英雄，被右翼白人所杀。他在取得康斯坦德·菲尔耶恩将军的支持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时白人的立场是极右的。后来在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上他同样居功至伟，如果是别人有了那样的经历，就可能会要设立战争法庭了。
放弃复仇
曼德拉并非以一已之力结束了种族隔离。共产主义的崩溃，非洲人民身上的白人枷锁都起到了作用；国际制裁、国内经济压力、非国大之外的国内反抗以及F·W·德克勒克个人也起了作用。曼德拉在对待这位1989-1994年间总统上做得并不够好，但曼德拉的标志性作用则是无论怎样赞扬都不为过。
曼德拉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和解和放弃复仇的重要性，并且帮助了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民主新南非的诞生。这只有他能做到。他激励了千百万的非洲人与其他人们。但如果政府中他的继任者们不如他出色，如果像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没有效仿他的先例，那也不足为奇。他虽然是英雄，却没有有些人所说的那种救世主般的神力，也不能期望于其他人也有他这样的能力－－高举原则，身体力行，德被四方－－毕竟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很难相同。虽然曼德拉一生充满艰辛，但他足够长寿，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成功。所以他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他追求自由的漫漫长路最终结局圆满。相比于悲剧英雄，现代社会更喜欢看到喜剧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