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公民社会健全、公民文化发达的民主国家里，阅读是一件普通人都有能力也必须经常去做的事情，但是，在西方，这样的阅读历史还并不是太久远。具有独立意识的普通人的阅读，它是在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尤其是宗教革命之后才慢慢发展起来的，起先只是与宗教自由有关，后来才渐渐涉及政治自由。宗教改革把阅读圣经的工作交付给普通的信众，使他们不再只是驯服顺从地接受少数人所规定的圣经真理。从此，所有的信众都可以也必须平等地阅读《圣经》，对他们来说，自由的阅读才是通往自己信仰的唯一必经之路。造成最初阅读不自由的是文字的障碍。中世纪以来，文字书写使用的是拉丁语，而人们在生活中使用的则是方言（本地语言）。1516年伊拉斯谟把《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1534年后，路德又用伊拉斯谟的这个译本的第二版（1519）将《圣经》翻译成德文，这个普通人都能够阅读的圣经文本于是成为宗教革命的武器。
　　
　　在路德之前，欧洲已经有了《圣经》的方言译本，第一本荷兰语新约全书于1526年问世，几年后又译成瑞典语，首版的法语圣经发行于1530年。路德宗教革命对方言圣经有着明确的阅读目的，这个目的本身就是革命性的，它使得后来的圣经方言译本阅读成为一种具有新教特色的、与以前不同的圣经阅读。普通人能够用自己熟悉的语言直接阅读《圣经》，并且通过独立的阅读，来自由地建立自己的“信仰”，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它打破了教廷对《圣经》阅读的垄断，也改变了“信仰”的本质内涵。
　　
　　建立信仰是路德新教的核心，路德很早就得出结论：人的本性是悲惨、有罪的，“灵魂充满罪恶、死亡和天谴”，身体被“邪恶肉欲”所玷污。由于人的罪恶，个人没有能力认识上帝：由于这种无能，人的理性理解上帝的能力也是有限的。相反，人们必须依靠信仰来认识上帝，获得救赎。单单依靠善举或其他个人行为是不足以保证获得救赎的，有必要完全信仰上帝。个人阅读圣经成为建立和保持信仰的必须条件。
　　
　　路德批驳教皇不谬性，断然否定教皇是解释《圣经》的唯一权威。他说：“每个受过洗礼的人都可以宣称他已经是委身于上帝的神甫、主教或教皇，即使某个具体人物可能并不适合担任这种职务。”而且，《圣经》文本表明，教会不止是一个人，教皇不等于教会，人民才是教会。因此，所有教会成员都有权力……来召集宗教会议，投票决定教义问题。“个人阅读《圣经》因此也成为有效宗教参与的必要条件。”
　　
　　宗教革命使得基督教摆脱了教皇教廷，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人民宗教，由于普通人对《圣经》的阅读，基督教成为一个建立在文字（圣经）阅读和解读基础上的新式宗教。在新教中，阅读所起的作用不仅是坚定每个人的信仰，同样重要的是，平等的个人阅读帮助信众群体确立了一种共同体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关系。对于这种具有公共意义的私人阅读，有历史学家写道：“路德重新设定了基督教的性质。他将教会设想成由相对平等的成员组成，会众是教会的基础，教会统治者的行动权威来自教会成员的授权。所有这些论证都意味着政治上的平等、宪政主义以及关于政治权威有赖于人民之同意这种信念。”
　　
　　当宗教阅读的个体自由扩展到其他阅读和知识领域之中的时候，阅读还能帮助造就“精明的公民”。阅读不一定产生精明的公民，但没有自由、独立的阅读，那就一定不可能有精明的公民。文艺复兴的基础之一便是对古典的重新阅读，这个时期的许多思想家都是精明阅读的典范，伊拉斯谟、蒙田是其中的翘楚，而马基雅维里对李维《罗马史》的阅读则更是让我们看到，对于共和的健康存在来说，“精明的公民”是多么重要。同样也可以说是文艺复兴思想家的霍布斯（1588-1679）在《利维坦》中说，一旦政府建立起来，所有对契约表示同意的人都将成为臣民，霍布斯偏爱公民权，但他也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公民都对什么是公民权和任何运用公民权有足够的了解。他说，如果订立契约的民众没有思想，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也就是像马基雅维里所说的“冷漠被动大众”那样），那么专制主权者（尤其当主权者是一个人时）就会以不正当的方式采取行动。主权者的专制行为逾越社会契约的规定，但却不会有“精明的公民”站出来反对他。用马基雅维里的话来说，这就是人民的腐败，而人民的腐败则是共和国衰败的根本原因。（作者：徐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