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随着四十年来中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忍耐程度逼近临界点，钓鱼岛争端势将成为“不惑之年”后中日关系最为敏感的火药库。如何理解维持多年的“搁置”与“克制”的松动对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影响？对中国而言，应如何在减少不利因素、扩大有利空间的基础上，抢占钓鱼岛主权之争的制高点？]
在三月二日日本政府正式为钓鱼岛周边四座无人岛命名后，中国政府随即宣布反制措施，国家海洋局于翌日公布了钓鱼台及周边70个附属岛屿的中文名称、汉语拼音名称及位置描述。
今年是中日关系正常化四十周年的重要年份，然而从年初冲绳地方议员强行登陆钓鱼岛，到如今的“命名”之争，过去两个月内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一连串较劲动作，已使本应祥和的友好气氛懞上了阴影。
“命名”之争的来龙去脉
四十年是“不惑之年”，中日在钓鱼岛主权之争上的新冲突，不仅揭示了尽管经历了跌跌宕宕的四十年，两国在处理双边关系上仍未成熟到可以“不惑”，更暗喻着中日两国国力逆转后的今天，钓鱼岛争端势将成为中日关系在后“不惑”时期最容易擦枪走火的火药库。
踏入“不惑之年”的钓鱼岛纷争始於一月三日上午冲绳县石垣市议员仲间均及仲岭忠师等四人强行登陆钓鱼岛，而同日的日本《产经新闻》则用两个整版描绘了2012年中日因“尖阁诸岛”爆发军事冲突的假设场面。仲间均这位身兼“守卫尖阁诸岛之会”会长、着有《面临危机的尖阁诸岛之现状》的日方“保钓”急先锋，还在其主导制定的石垣市“尖阁诸岛开拓之日”二周年的同月十四日举行了相关的庆祝和展览活动。彷彿是配合这些民间的动作，隔了一天，日本政府透过官房长官藤村修表示，日本将在三月底之前，完成对包括“尖阁诸岛”中四小岛在内的日本周边三十九个无人岛的命名。
面对日方从民间到官方的一连串动作，中方的举措与应对显得比较被动。就在仲间均等成功登岛的当天下午，载着两岸三地保钓人士的“保钓二号”欲出发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却在香港海域内遭到香港水警阻截返航，引发中国舆论与民间保钓人士的不满。直到日本发表对钓鱼岛的命名谈话翌日，《人民日报》才刊登了署名钟声、题为〈中国维护领土主权的意志不容试探〉的短评，谴责日方“企图对钓鱼岛附属岛屿命名，是明目张胆地损害中国核心利益之举”。这次中方官媒首次将钓鱼岛主权视为中国的“核心利益”，此番言论也随即在日本引发高度关注。此外，中国渔政船也分别在一月十四日和二月十二日驶入日方宣称的“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也让日方大为紧张。
如上所述，不过是短短的两个月，中日围绕在钓鱼岛问题上短兵相接，似乎大有剑拔弩张的意味。那么，究竟中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忍耐”程度是否已经到了临界点？
中日处理钓鱼岛问题的现状
钓鱼岛纷争始於一八九五年一月日本内阁会议单方面“决定”将钓鱼岛“编入”日本的领土范围，换言之对中国（包括台湾）而言，日本已“窃据”钓鱼岛一百一十七年，其间日方或公或私实际控制了该列屿，唯一的例外是日本在二战战败后，撤出冲绳与钓鱼岛，并由美军佔领与管理，直到美方於一九七二年将之“归还”日本。尽管两岸政府对美国的做法都透过正式的外交声明表示反对，不过该年新中国与日本缔结邦交，两国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并没有任何文字提及钓鱼岛主权的问题。此一举措，显示了对当时的北京而言，钓鱼岛问题并非中日关系中的首要部分。
事实上，尽管北京一贯强调对钓鱼岛的主权，不过在解决钓鱼岛问题上，至今仍坚持邓小平於七十年代末“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1978年底中日签署《中日和平条约》前，邓小平於同年10月25日访问日本，与福田赳夫首相会谈后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召开的记者会上，邓指出“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翌年5月31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后为首相）时称“可考虑在不涉及领土主权情况下，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
邓小平此一“搁置争议”的立场，成为其后四十年来中国在解决钓鱼岛纷争的基本主张。尽管近年来包括大陆与香港民间保钓人士前往钓鱼岛宣誓主权的动作此起彼伏，北京大致都採取禁止出海的举措，也反映了“搁置争议”的基本原则。
值得关注的是，根据北京的认知，当年的“搁置争议”并非单方面的一厢情愿，而是中日双方的共识。不过，针对此一见解，日方并不买账。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菅直人政府在10月26日的内阁决议中明确否定了此一“共识”。尽管中方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随即在同一天回应并反对日本此一举措，但至今未有进一步的动作。
“搁置”与“克制”的松动
另一方面，虽然日本官方并不承认“搁置争议”之说，但是中方的克制与善意，对日本也产生一定的牵制作用。事实上，尽管日本坚持对“尖阁诸岛”主权与实际管治的立场，不过四十年来日方也没有任何有关在钓鱼岛驻军或开发钓鱼岛海域石油资源的动作，甚至还长期不容许任何人登陆相关岛屿。
不过，中方的“搁置”与“克制”近年来已有所松动。
在中国方面，除了两岸三地的保钓活动日趋活跃外，中国渔船到钓鱼岛附近捕鱼的次数有所增加。更为重要的是，自从2010年撞船事件发生后，中国官方的渔政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出没巡逻已逐渐成为常态。
另一方面，中国自从九十年代末期开始调整海洋战略后，对包括钓鱼岛海域的防卫意识明显提高，2009年及2011年分别出现过中国潜水艇和战机“入侵”日方所称的钓鱼岛附近的日本领海与领空，而近期中国海军浩浩荡荡穿过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公海，驶入太平洋进行军演的场景也明显增加。这些中方的动作，被日方理解为中国对“尖阁诸岛”虎视眈眈，长期以来坚持的“搁置争议”与“韜光养晦”战略已在调整。而中国在东海两国中间线附近开採东海油气田以及近年来对日本拥有“冲之鸟岛”主权的质疑，也引发日方的高度戒心。
近年来，日本国会频频对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有人化的呼声不断。最新的例子是日本超党派国会议员团体“日本领土守卫行动议员联盟”於2月15日向政府提出“决议文”，呼吁日本政府强化对包括“尖阁诸岛”的“实际効支配”。
受到国会与舆论的压力，野田政府也在改变过去秉持的“克制”政策。其中最为瞩目的动作是日本政府已在2010年决定在2015年前在冲绳离台湾最近的与那国岛建设军事基地，并配置一百人规模的陆上自卫队沿岸监视部队。未来关注的焦点将是此一驻军动作是否会扩大到在钓鱼岛列屿。
新时期解决纷争的利弊因素
如上所述，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的“搁置”与日本的“克制”中形成的一种默契已逐渐松动，似乎已逼近临界点。那么，究竟这种松动对中日哪一方比较有利？
首先，由於钓鱼岛目前是由日方实际控制，日方进一步强化对该列屿的管控，尤其是如果一旦採取在钓鱼岛驻军乃至出现开採附近资源的计划等举措，对中方未来争取解决该问题显然不利。
另一方面，民主党新政府在2010年撞船事件后将中国船长以“国内法”拘捕及起诉，一反过去根据与中方之间达成按《中日渔业协定》来处理的做法。中日关系正常化后，双方於一九七五签订《中日渔业协定》，该协定於一九九七年修订时，将钓鱼岛北方水域称为“暂定措施水域”，并在2000年修改为“中间水域”。其中提及：在该水域里发现对方渔船有违反行为时，可以敦促渔船及渔民注意，同时向对方国家通报”。
换言之，日本将进入钓鱼岛附近水域的中国船只以“国内法”定罪的举措，如果今后成为常态，意味着中国也可以自己的“国内法”处理之，如此一来，显然对日本不利。
此外，不能忽视的还有美国的存在。四十年前钓鱼岛纷争爆发初期，尽管美国已经决定将包括钓鱼岛列屿的“施政权归还日本”，不过同时也主张“为表示尊重所有关於主权的诉求，吾等认为此事应由当事国共同协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PeteMcCloskey於1970年9月10日的谈话）。
不过，美国的此一“中立”立场也在松动。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及白宫国安会亚太资深主任贝德分别表示，美国对中日主权争议不採取立场，但美日安保条约适用范围及於所有受日本行政管辖的地区，包括钓鱼岛列屿。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立场的转变，显然缩小了中国寻求解决钓鱼岛问题的空间。
不过，话説回头，中日国力处於正在逆转的过渡期，从长远来説，大环境对中国较为有利，问题在於如何减少对中国的不利因素，同时扩大对中国的有利空间，以取得中国在该问题上的制高点。
笔者以为，在前者方面，当务之急是尝试与日方再次确认维系过去“搁置”与“克制”的默契，杜绝日本未来在钓鱼岛驻军及开发的可能性。
在后者方面，无可否认，在“主权国家”的时代仍再继续的今天，左右领土归属最有效的力量仍是“强权政治”(powerpolitics)，重点在於“国力”。不过，如今地球村效应日渐明显，国与国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也日益加深，因此增强国力不应一味地依靠军事力量，而应将重点放在经济力量与文化力量方面。此一思路，不仅有利於减少日本和美国的戒心，避免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狗急跳墙，也有利於争取冲绳人民的理解与支持，不应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