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鑫宇
　　
　　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曝光了美国政府的“棱镜计划”，揭发了美国对内监控隐私、对外黑客攻击的事实。美国政府大为光火，全球通缉斯诺登；男主角毁誉加身，浪迹天涯；全球媒体穷追不舍，轮番炒作。这样的情节在当前喧嚣的国际政治中给人的感觉有些八卦和浮夸。可是我们如果撇开“黑客”、“间谍”、“机密”这些吸引眼球的关键词，做一点具有历史眼光的思考，就会发现斯诺登的出现，对美国来说，绝不只是另一个“维基解密”那么简单。
　　
　　尽管“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一直在试图给斯诺登的逃亡路线提出建议，可是斯诺登和阿桑奇其实不是一路人。阿桑奇是典型的技术天才加社会浪子。他所掀起的维基解密的大风波，说的最好听，也就相当于媒体不择手段到政府里面挖内幕消息，最多属于“舆论监督”的一部分。至于监督的手段是否合法，或者非法的手段是否可以用来实现监督权和知情权，这就各有公断了。阿桑奇的出现，不过是证明网络时代政府部门的信息安全工作增添了新压力而已。
　　
　　斯诺登不同于游离于“体制外”的阿桑奇。他是美国“体制内”的背叛者，是美国惊人网络情报网的“深喉”。针对现代政府巨大而神秘的权力，体制外的探秘者常有，体制内的揭秘者却不常有。一个影响巨大的“深喉”事件的出现，往往有着重大的时代背景。
　　
　　1972年，埋藏在联邦调查局内部的“深喉”费尔特向《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提供秘密信息，揭开了美国历史上政治影响深远的“水门事件”。这个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下台。因为政治丑闻而说谎，尼克松总统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后来里根和克林顿都曾因“伊朗门”和“莱温斯基事件”陷入丑闻，可是都最终顺利过关，还名列美国当代最受欢迎的总统之列。而尼克松曾敏锐地把握时代潮流，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从越南撤军，扭转了美国在冷战中的不利处境，本来可以被列为美国历史上有作为的总统之列；可是却因为掩盖情报机构的窃听丑闻，成为历史上惟一一个引咎辞职的美国总统。因此，“水门事件”超常发酵的背后，是一个美国自我怀疑和迷茫的年代，也是一个因此而使美国式的政治道德洁癖格外彰显的年代。民权运动、越南战争、反战浪潮、石油危机、国内的政治丑闻、国际上与苏联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一切都在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心中激荡着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不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谁该为此负责？
　　
　　三十年后的今天，美国人又开始问自己这个问题。斯诺登的出现，就像当年“深喉”的出现一样，是这种迷茫的一个极端象征。一个30岁的年轻人，拿着20万美元的超高年薪，干着自己最痴迷的技术工作，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机器的一份子，掌握着他人难以企及的巨大信息权力，夫复何求呢？这样一个人，为什么要选择出卖上司、抛家离土、朝不保夕，并被自己的政府视宣布为国家的叛徒呢？
　　
　　不从更宏观的角度理解美国政治特殊的道德洁癖和由此引发的政治心理波动周期，就很难理解斯诺登的行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可是美国却是一个靠政治理想而凝聚的国家。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原则被国父们写在美国这个国家的“出生证明”中，是两百多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以不同的种族和民族、却同将自己归属为一个国家的理由。美国人在内外政治中不断宣扬和捍卫这些原则，就是不断肯定美国存在的理由。
　　
　　美国政治的这种理想主义特性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对政治理想的反复追溯和自我肯定使得美国人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怀，并推动美国的民主不断改进，从而逐步在国际上建立起了强大的意识形态软实力；另一方面，这种理想又给美国政治带来一种脆弱性：国父们写下的原则如此高尚，生活中的政治却难免缺陷与丑恶。这种差距不时困扰着美国人，让他们对现实政治保持着浓厚的怀疑情绪。这在平常的时候加剧了美国人对政府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而在国家处境不好，出现经济危机、政治腐败、社会失序的时候，则会掀起巨大的反思浪潮，造成社会性的分裂和迷茫。美国上世纪的“进步运动”、民权和反战运动，和今天的“占领运动”、“茶党运动”一样，都是这种周期性的政治心理波动的表现。
　　
　　今天的美国确实又迎来一个新的心理波动期。那道横亘在建国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鸿沟，演化成为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鸿沟、精英与民众之间的鸿沟、华尔街与制造业工会之间的鸿沟、常青藤大学里的青年人和他们有钱的父母之间的鸿沟，也演化成为斯诺登作为一个爱国者和一个叛国者内心的鸿沟。所有这些鸿沟两边的争论，都是在争论谁更代表了美国的理想，谁是对美国的背叛。斯诺登在内心痛苦的分裂之中，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背叛了自己的政府，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政府已经背叛了国家。这样的想法看起来幼稚、极端，却又执拗、可爱、让人动容。这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宅男”，在衰退和怀疑的时代，对试图用几条简单的道德原则来解释世界的美国政治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