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近两年，加藤嘉一恐怕是最为中国人熟悉的日本人。他毕业于北大，2005年后开始活跃，对高铁、80后、中日关系等问题发表见解，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也获得了“中国通”的称号。不过他自己却说：“我永远不敢自称中国通，但更不敢自称日本通。”这里是一篇专访，除了让我们了解这样一个人，也可以让我们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国家。]
　　
　　我最大的痛苦是自己还不够好。我一直很自卑，我每时每刻都在怀疑，我是否会失控撞礁，但是对外在的评价，我从不在意。
　　
　　日本人特质，中国化思维
　　
　　“我是非典型日本人。”4月21日下午5点，加藤嘉一对记者说。此时，他刚结束了在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的演讲，准备坐地铁赶往复旦大学杨浦校区。
　　
　　8年前，加藤进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之前，他“没读过除了教科书以外的书”，不认识半个中国字。但奇怪的是，他经常旷课。“旷课和逃课是两个概念。”加藤较真地解释，他会跑去跟老师说：“您的课非常好，可对我没什么用处，所以我决定自学。”
　　
　　日本孩子给人的印象是乖，加藤则证明了自己不是个“乖孩子”，他“很有个性”。在自传《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中，这位“闯祸大王”记录了更多的轶事：欺负女生、不服师长管教，偷自行车骑，以至于车祸而差点丧命……
　　
　　“这可能跟我从小个子高有关，不得不时刻感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11岁时加藤就蹿到了一米七，后来到一米八五，配上那张娃娃脸，往人群里一戳的确很显眼。此外，加藤成长于伊豆，比起秩序井然的东京，野性有着充分的发散空间。
　　
　　由于在中国上的大学，回日本，有人对加藤说：“你的思维方式都中国化了！”
　　
　　不过，加藤依旧保有中国80后少见的特质。他每晚11点睡，清晨四五点起床，跑步、学习。他从不定闹钟，“那是自控能力差的表现。”他长住北京，每月仅花费2000元，1500元房租，500元伙食，其中竟有两百多买了咖啡。平日，他只吃面和牛奶。加藤已有三年没买新衣服了，也没女朋友——两者是否有关联，他避而不答。
　　
　　这种近似于苦行僧的生活，源自窘困的家境。小时候，父亲的公司破产了，加藤13岁起就靠打工贴补家用。“过惯了苦日子，再也奢侈不起来。”
　　
　　这只是他的自我总结。从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加藤的“日本人特质”还很明显，并不那么另类。地铁车厢里，加藤侧过脑袋想了想，忽然说：“我永远不敢自称中国通，但更不敢自称日本通。”
　　
　　观察与反观的换位
　　
　　这句话可以视作加藤的某种心结。
　　
　　此次他来上海，分别于华东政法大学和复旦大学做演讲。他已去过广州、深圳等地大学。到中国各高校“巡讲”，是加藤的理想。“我喜欢和大学生接触、交流，有助于理解中国。”
　　
　　地铁也是他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北京、南京、广州等地的地铁他都坐过，而且他始终靠门站着，“那样便于观察人们的表情、神态。”他觉得“地铁众生态”是一座城市最好的标识。为此，加藤屡屡婉拒邀请方派车接送的好意。他背着包独自穿梭，也不用助手。
　　
　　但是上海地铁让他有点“受伤”，关键是两所大学间距太远，往返花了近4个小时。“中国很多城市把大学建得远离市区，虽然安静了，却脱离社会，很不好。东京就不这样。”他真有点累了，瞅个空位坐下，摊开笔记本预习演讲内容。
　　
　　演讲的主题定为“观察日本，反观中国”，是以日本为参照，反观中国的民意、民生和民情。中国是侧重。之前，加藤特意回了趟日本，骑自行车，走遍地震重灾区岩手、宫城和福岛三县。他还吃了当地海鲜。他告诉中国听众：“没有受到核污染，至少我完全没事。”
　　
　　不过在华政演讲后，有听众质疑：主题改为“观察中国，反观日本”才合适，因为加藤总在无意间把落脚点放回母国。
　　
　　比如，中国人感叹地震时日本人的从容、有序，加藤却说，他们从小到大要接受36次防震训练，做到镇静并不难。他反而担忧，遭遇了如此严重的一次冲击后，日本人依然守着固有的生活节奏，既不慌乱，也毫无改变之心，“这是不是也太保守、太不思进取了呢？”
　　
　　在中国生活多年，加藤感受到了80后、90后的躁动，北大的国际化也让他心仪。投射回去，日本的“平静如水”倒令人不安。他对记者说：“如果问北大学生有谁想去哈佛交流，我相信几乎100%都愿意，而在日本，就不一定。”
　　
　　用中国逻辑，更好地思考日本
　　
　　在新书《中国的逻辑》中，加藤倒贯彻了“反观”中国的视角。《奥数的逻辑》《蜗居的逻辑》《官腔的逻辑》《网论的逻辑》……不乏令人头皮发麻的尖锐观点。其中，“网论”是网络舆论的“简称”，加藤都会“造词”了。他还学会说“有关部门”。
　　
　　“我写文章是被迫的，是以写作的能动性来观察中国。”加藤坦言。那篇《高铁遗产》在FT中文网一发表，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网友纷纷惊叹：这个日本人那么了解中国。其实他们不知道，为写这篇文章，加藤遍查资料，还专门回东京，采访了三十多位相关人士。
　　
　　对这一点，加藤是有着明晰规划的。北大毕业后，有跨国公司开出百万年薪，但他拒绝了。“不少长辈劝我去美国，可我要与众不同，做别人不会做、做不到的事。”那件事是观察中国、读懂“中国的逻辑”。由于经历独特，他自信“无法被替代”。
　　
　　事实证明加藤对了。在高校，他的演讲会挤满听众，掌声热烈。尽管很少更新，每发一条围脖，仍会有成千条评论。不过，这并不表示加藤内心就没有惶惑。
　　
　　因为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加藤的家乡伊豆总惹人遐想，他曾被中国媒体称作“伊豆的少年”。“其实是乡下，全靠旅游，近两年经济不景气，生活水平也低。”亲历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希望伊豆能发展。而中国式现代化又让他看清一些负面的东西，所以“我也不想伊豆变成丽江”。
　　
　　何去何从，“中国的逻辑”究竟意味着什么，加藤尚未想清楚。他摇摇头，点了一滴眼药水。“咖啡、眼药水和跑步，是我的三大支柱。”他说。车已到站，离复旦的演讲仅剩十来分钟，他撒开了长腿。“我在奔跑一场名字叫人生的马拉松。”这个前长跑运动员笑着说。
　　
　　相关：人物简介
　　
　　1984年生于日本伊豆，中学时代曾为长跑运动员，因伤退出。2003年就读于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现留校任教。平时在各种媒体上发表言论，是中日交流、中日关系的观察家、评论者。著有《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以谁为师》《中国，我误解你了吗》《中国的逻辑》等。
　　
　　声音
　　
　　白岩松：现在，我们就可以夸奖加藤和他所做的事情，但十年或二十年后，才能更清晰地感受到其中的价值。
　　
　　蒋方舟：对于有可能变得更坏的世界，加藤嘉一是不会失语的人；对于有可能变得更好的世界，加藤嘉一是不会缺席的人。
　　
　　加藤嘉一：我就是“菊与刀”
　　
　　年轻人不浮躁，社会没活力
　　
　　生活周刊：日本地震虽然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大家还是对日本国民的冷静、镇定津津乐道，可你却从中看出了问题，是什么令你那么不满？
　　
　　加藤嘉一：日本人从小接受防震训练，很有序不奇怪。4月中旬我去重灾区，在仙台看到500多人排队等出租车，他们几乎两天没吃没喝，却没人插队！这连我都被震撼了。可转念一想：日本到这个时候还不脏乱差，说明了什么？对，日本秩序好、稳定，但缺乏变革的力量，国民的观念不够开放，不思进取。
　　
　　日本曾两次面临“复合型大危机”。第一次是明治维新，靠着外压被迫改革。第二次是成为战败国。我爷爷说二战后日本一片废墟，我在灾区也看到一片废墟。第三次大危机，能否促使日本开启又一轮改革呢？危机危机，危中有机，希望这次大地震特别是核危机能成为一个契机。
　　
　　生活周刊：中国社会有点浮躁，特别是年轻人，对此批评也很多。作为“日本80后”你怎么看？
　　
　　加藤嘉一：现在日本人也都说80后是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笑）。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压力很大，被上课、被考试、被就业、被房奴等等，造成了犬儒心态。但他们本身一点也不蠢，国际社会都认为中国年轻人非常聪明。他们迷惘、浮躁、徘徊，很正常。一个转型中的社会，如果年轻人不浮躁、不折腾，这个社会还有活力吗？年轻人不要不浮躁、不要不迷惘、不要不折腾。我的意义则在于：提供国际视角，和中国同龄人分享，更多地打开视野。
　　
　　生活周刊：你也很能折腾啊，到处跑来跑去，中国留下了很多你的足迹，喜欢哪些城市？
　　
　　加藤嘉一：北京就不说了，我在那里学习、工作、生活，它带给我安全感，是我的基地。不过北京的交通实在……上海是另一座能带来安全感的城市。我来上海有十次了，每次都感觉仿佛回到了东京，它们都有目标、有规划，运转模式很健全。还有很多城市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广州很休闲、不着急，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充满活力，大连很干净。
　　
　　谈恋爱非我所长
　　
　　生活周刊：你还去了南京。冒昧地问一句，作为日本人，在南京是什么感受？
　　
　　加藤嘉一：南京和长崎、广岛一样，都遭受过巨大创伤，那里的市民都非常珍惜和平、热爱和平。我喜爱南京，喜欢它的古城墙，我在上面行走时想，古代日本那些遣唐使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去长安的。
　　
　　生活周刊：伊豆呢，提起伊豆你会想起什么？
　　
　　加藤嘉一：富士山、生鱼片、树木、山路……当然，那里还有奶奶和患癌症去世的父亲的墓。每次回去，我都会到奶奶的墓旁，陪她说会儿话。伊豆是我故乡，我希望它能好好地发展，但也别变成云南丽江那样。
　　
　　生活周刊：你身旁的中国80后纷纷结婚，你还四处漂着，似乎很享受这种状态。
　　
　　加藤嘉一：我就是北漂啊（笑）。其实我有点厌倦了，希望婚姻能改变这种状态，我也会为对方做些改变，毕竟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如果找不到，就算了，一辈子单身。因为谈恋爱好像不是我擅长的（笑），打电话给女孩子我都会觉得害臊。
　　
　　生活周刊：你三年不买新衣服，哪个女孩子受得了（笑）？不过你很害臊吗，你演讲、主持节目时都很大方，观点也很犀利。
　　
　　加藤嘉一：在工作上我很强势，内心却很柔软，我是个矛盾体。日本人都这样吧，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描述得很到位。日本人既顽固又柔软、既开放又封闭、既外向又内向，你看日本的家庭主妇，外表软弱，但内在十分刚强，就像菊与刀，是两个极端。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有一条底线：自杀。我们总是认为，先努力做事吧，至少还有“自杀”这条退路。川端康成的文字那么温婉，他最后却选择了放弃生命，就是“菊与刀”文化的体现。我工作上的强势和内心深处的柔软，看似矛盾，也是这种体现。可以说，我就是“菊与刀”。
　　
　　生活周刊：可你说自己是“另类的日本人”。
　　
　　加藤嘉一：来了中国我才发现，日本人排斥另类，其实日本才另类。
　　
　　对话背景：
　　
　　两所大学，一个在松江区一个在杨浦区，加藤往返花了近4个小时，而为了“体验生活”，零距离地了解上海，加藤决定坐地铁。于是从中午12点直至晚7点，生活周刊记者全程陪同，和加藤一起观察这座城市，也在或空荡或拥挤的车厢内，进行越来越深入的对话。
　　
　　来到复旦著名的3108教室，座位全被书本占光了，讲座在预料中的良好氛围中展开，在火爆互动中落下帷幕。记者不由得想起加藤嘉一提到的，对于日本“平静如水”的不安。此时，记者似乎看到加藤脸上浮现一丝疲惫，但只一瞬间，这个强势的年轻人就恢复了精神奕奕。
　　
　　相关：加藤嘉一的N种面孔
　　
　　1、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本科，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
　　
　　2、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他曾经参加过70多个国际、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学术研讨会等。
　　
　　3、媒体评论员、专栏作者。
　　
　　4、图书作者。曾出版过《七日谈——来自民间的中日对话》《中国的逻辑》等书。
　　
　　5、同声传译者。能流利使用日文、中文、英文三种语言，曾经在学术研讨会、国际论坛等多种平台担任过同传或交传的角色。
　　
　　6、长跑运动员，初中、高中时从事专业长跑运动，参加过全国大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