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倪萍这样横跨政协与演艺界的双栖人物，报以几声不屑的冷笑，已可以说是社交界的最高礼遇，至于为什么如此不齿，原因倒不仅在于获得反讽意味十足的“共和国脊梁”奖项，更因为早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我爱国，我不添乱……你得体谅父母，得知道父母的难处”，就足以戳穿她认认真真伪装之下的心奴本相。因为健全的心智，正常的人格，绝不会把政府当成父母，作孝子孝孙式地服从，反视权力为公民生活的威胁，而把挑刺当职业，监督视责任，批评作担当，以作社会安危的警戒。虽然我们必须承认，作为一个演员，倪萍的演技无疑是精湛而又成功，她用一副仁慈的外表，煽情的眼泪，贴心姥姥式的话语，在党提供给她的舞台上，获取了最佳女主角、最佳女演员、最佳节目主持人等一系列足以让同僚眼红心妒的荣誉，又获得文艺工作者、功勋艺术家等让普通民众肃然起敬的头街，拥有眼下的娱乐新人挤得头破血流都难以企及的地位和尊宠，其圈内排名恐怕只逊于那位湖南辣妹与山东牡丹，然而作为一名社会人士，她在人格上又是极其失败，这种失败，来自于她主动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虽在名誉光环的璀璨闪耀下，可以进行良知的百种打扮，千种的道德化妆，然而偶有在话语的破绽之处，还是露出孔雀的屁股与狐狸的尾巴。之所以这样判断与裁定，是基于中国社会的常识：在文艺已被权力收编，思想已被组织掌握，社会资源已被体制垄断的情况下，要想获得任何成就与名望，就必须做出良知与利益的交易，正如歌德戏剧《浮士德》中的浮士德，必须向魔鬼梅菲斯特出卖灵魂，才能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取得人世间的种种荣华，所以从这方面看来，倪萍本身的生命价值，充其量只是一个被牵线的傀儡，被控制的棋子，或是粉饰太平的花花衣裳，论到生命的自由维度与思想高度，显形的不过是侏儒形象罢了。
　　
　　然而，从权力的包装，到与主动的配合之间，却有一条界限。这条界限，不以权力为转移，也不因世俗的利益而变化，因为它立足于普世的价值，良知的恪守，与对生命的敬畏。所以，不越界，则一切所为都可理解，跨过线，则万万难以原谅。要说到可以理解，是因为人们出于政治压力下，有时候不得不做出的生存妥协，尽管这种妥协或许丑陋，或许肮脏，但毕竟还是被迫置于高压之下的无奈，而不是心甘情愿的诚服，所以人们可以理解钱钟书在文革中埋头翻译毛选，傅雷违心写思想改造书，正是因为人们知道如果他们不接受，会面临如何的下场；而不可原谅，恰恰就在于当事者越过这条良知的界线，从被迫转为主动，从受害者变为施害者，仅是对名利的欲望，为了分得更多的一点好处，就可以不顾道德的声音，做出种种恶行，这便超出了人们所能接受的范围。所以，这种态度的转变，便是本质的区别。若用梁启超的话语来表述，则是身奴与心奴的不同。所谓身奴，是被迫的奴役，是外在剥夺而强加的身份；而心奴，却是自动的献身，是人格自愿的阉割贬抑。前者又可称为奴隶，后者又可称之为奴才。奴隶有机会，就会奋起反抗，因为他知道他的尊严受侮辱，生活如牛马，所以中国历史上有陈胜吴广，西方社会也有斯巴达克思。而心奴，不但不会反抗，反而会反过来帮助奴隶主镇压反抗，欺侮同类；所以梁启超又说，身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奴。财产被劫掠时，他说还有自由；自由被剥夺时，他说还有生命；生命被扼杀时，他还谢主龙恩。即使眼前一无是处，他也能找到赞美的一万个理由。当然，或许要求倪萍去读梁启超，实在太难为她，虽然在官方划定的社会阶层里，把这些表演艺术家，也统称为知识分子；但即使被其组织奉为革命宗师、思想权威，捧在神坛上整日顶礼膜拜的那位列宁同志，不早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已有表述吗？“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作为共产党员的倪萍同志，不知道这些实在说不过去呀。
　　
　　不过作为奴才，倪萍可以说拥有着天然的优势。比如，仁慈的外表，让普通的观众难以分清她权力帮凶的本相；气质的端庄，又让蛊惑人心的谎言披上道貌岸然的外衣；女性所特有的温存，让“做奴好，好做奴，做好奴”的观念呈现更多的杀伤力；在她这里，可以让吹捧的赞歌变得分外的正气凛然，让表忠诚的舞蹈更加婀娜多姿，让献媚的朗诵更加抑扬顿挫，让讨好的杂艺更加五彩缤纷，一切本应让人恶心呕吐的马屁，经过她的巧妙编排，悉心包装后，却会用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转出，效果真是声声泪下，句句动人。不明就里者，还真容易相信她就是德艺双馨的代表，在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然而撕开表面，直达内核，倪萍所有在工作上的行为，都可以用做假一词来总结。在其身影的背后，都可以看到“长官意志”四个大字。所以作为节目主持人，倪萍根本没办法像她的同行崔永元一样，对民生问题嬉笑怒骂，侃侃而谈，作为艺术从业者，也无可能像艾未未一样，对社会现象作不留情面的猛烈评击，更遑论欧美的奥普拉、迈克摩尔之流，有着一种对苦难和芸芸众生发自内心的关切，其境界相差的距离直可以用光年计算。所以纵所观之，倪萍所有理性的发言，不过都是经新闻审核后的自律；所有政策允许的煽情，不过都是一种老于世故的讨巧。她的即兴发挥，与其说是残留的人性在偶然闪光，不如说是照本宣科的放大；她的尽心竭力，与其说是对艺术真实的追求，不如说是称职称责的卖力。对于民生疾苦，倪萍根本不敢措发一词；遇到敏感事件，更是会避之不及，逃之夭夭，要论到速度，恐怕身手矫健得一点也不亚于复出赛场的刘翔同志。所以，表面看似老实，其实无比油滑，表面看似善良，其实相当险恶。这种人性的扭曲与心智的分裂，用官方的话语来说，却是政治合格，足以堪以大用。不过若要是用一针见血的真话来表述原形，恰如网友犀利公的总结：“本是党的金话筒，却偏要说是百姓的代言人；本是政府的小棉袄，却偏要说是百姓的贴心人；本是劝民做羊的狼外婆，却偏要装作百姓的好姥姥。怎一个假字了得！”
　　
　　不错，或许虽然我们常在屏幕上看到这样的场景，山区里的一个小学校，胡同里的一户小人家，一不小心就会在倪萍的口才里熠熠生辉，把观众们感动得涕泪俱下，但要说到她的主持艺术——如果说这种主持还能和艺术扯上边的话，那么她其实是用农民的本份在艺术的殿堂里耕耘，虽然有手艺，有力气，活儿也干得很出色，然而超出一亩三分地外的事情，则一律不会问津。倪萍所有在艺术中的追求，就是让党和群众满意。当然，在这里党和群众的秩序绝对不容弄错，党在前面，群众在后面，党是至尊，群众是附庸，党是领导，群众是被领导，工作让党若满意，群众自然也满意，上上下下，皆大欢喜，这就叫做和谐。党不满意，群众也会跟着不满意，方方面面，批评四起，这就叫做不顾大局。所以，让党满意，对于倪萍来说，则是她永恒的艺术追求。如果说这种艺术追求对中国的演艺事业还有什么贡献的话，那么倪萍的所有努力无非是让在权力前的奴颜婢膝，也看上去那么名正言顺；对权贵的胁肩谄笑，也看上去美丽动人；对人际关系的世故圆滑，看上去也那么温柔敦厚；让对利益的巧取豪压，看上去也那么合情合理。以前是羞羞答答的卖身为奴，如今却是变得理直气壮的不容置否；以前是遮遮挡挡认贼作父，如今却是光明正大的当仁不让。如果说奸商狡贾贬卖的是虚假伪劣之类产品，那么倪萍兜售的就是思想毒药、意识鸦片、艺术春药。不过与奸商一副尖嘴猴腮的形象有所区别是的是，倪萍这种角色通常扮演着知心姐姐，可爱阿姨之类的人物，表面看来极为亲切、平易近人，实质却是用潜规则、软实力、隐技巧进行着杀人不见血，害人不见伤之类的工作。在这一点上，倪萍又似希腊神话中的女巫色琦或金噪海妖塞壬，不是用女性的温柔让人迷惑，就是用美妙的歌声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毙命。
　　
　　但这并非是倪萍个人的悲剧，事实上，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就已被敲定，文化的功能也被锁定，即是一切文艺，都必须要为政治服务，为权力服务。按这位以当世风流人物自诩的人的话来说，则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至此，文学变为武器，艺术成为投枪，从五四文化时期所诞生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彻底被党性代替，从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人的文学”，被“党的文学”所置换，文艺不再是为民众抒发喜乐哀乐的天然渠道，而是配合政府进行政策宣传的权力工具。但是，必须承认，这样的思想整风与文艺规范是有效的，因为一言九鼎的权力不可违抗，最高意志也必须贯彻执行，高压淫威之下，它结束了一切争论，冻结了所有置疑，喧嚣不再，纷纭没有，可以说宣告了思想文化上的一统天下。既然无产阶级文艺的理论原则已经确定，无产阶级文艺的路线也被规划，那么后面要做的事，不过是站好队，然后在设定好的生产流水线上当一个合格的文艺工人而已。所以昨天还在写《三八节有感》的丁玲，《讲话》发布后就乖乖去写《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昨天还在写《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的艾青，立刻改谈《现实不容歪曲》，更不用说周扬的《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查与自我批评》，何其芳的《改造自己，改造艺术》，周立波的《后悔与前瞻》等一批表忠心之作。而最倒霉的莫过于是《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被树立成死不悔改的批判对象，作为托派分子就地砍杀。由此可鉴，《讲话》一出，士林臣服，当批判的武器遇到武器的批判后，中国的文坛恰如《红楼梦》结尾所蕴藏的意境：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然而延安时期的整风，不过是中国未来的一场小小的预演。无论其社会牵涉面的广度，思想影响层面的深度，动员人力物力的力度，都远远赶不上后来进行的一波波狂飙激进的文化运动。如果说早期的文艺人士还有过挣扎，有过抗争的话，那么在随后而来的一波波狂飙激进的政治运动中，在阶级斗争与学术批判交缠，权力倾轧与文艺动态共振中，就已被彻底打倒，完全驯化。偶有几位桀骜不驯，挺世独立的异数，也不过是参照出那个时代的残烈横暴到如何令人发指的地步。这种人类文明史上可能再也不会有的景观持续到八十年代，才稍微有所改变，文艺的冰封解冻，意识形态的松动，思想解放的倡导，人道主义的呼唤，让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反思与追问涌现，学习与怀疑并行，让死气沉沉的社会总算看上去拥有了生机。虽然，由于体制的束缚及意识的所限，进行得并不彻底，探索得也并不完美，人们交流的方式与表达的话语，都深深带有时代的烙印，但至少革命的总发条松动后，人们总算有些许活动的空间，可以对自身的存在，现实的成因，国家的命运，进行理性的思考，并在权力话语构建的虚幻现实与伪劣历史中，追寻事实的真相。这一切积极的努力，又带动文化气象的复兴，比如各种民刊出现，各种思想聚会盛行，从中涌出的大批具有理想主义并带有浪漫主义气质的新人，他们不再遵循革命的方式以表达对主流话语的反抗，而是用反传统的生活方式进行着个人主义的抗争，纵观中国思想文艺自1949后的发展历程，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最有活力的时期，也是最自由与开放的时期，因为不是前期被权力左右，就是后期被物欲操控，只有在这个阶段，本真的精神才可以自由地呼吸，自我的心灵才可以恣意地成长。所以，在那个时候，最常见的情况是，一不小心，就能在沙龙中邂逅几个狂放不羁的诗人，稍不经意，就能在大街上遇到几个特立独行的画家，成方圆稍嫌稚嫩的吉他，听上去都有滚石来了的色彩，校园里很是幼稚的辩论，都有马丁德路金的口才。当然，能有如此效果，更主要的是社会本身在特定的时刻中，所具有的氛围与背景。涌荡在意识层面的，有情感的共鸣，喷薄在情绪状态的，有交流的兴奋，一切不再神圣，一切皆可怀疑，一切都蠢蠢欲动，一切都生机勃勃，而民众的这种精神气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指向权利诉求，诸种因素重叠，遂有众所周知八十年代末的那一场风波，而枪声打破希望，子弹划过夜空，则一切人为的努力宣告失败，学生的鲜血扑灭了自由的光亮，社会的精神状态又回到万马齐喑。精神的需求已被扼杀，政改之路已被截断，只能用物欲横流来填补心灵的空白。在此状态下，人们流行一切向钱看，一切向权看，唯权是举，拜金成风，社会环境浮躁、功利而又庸俗，不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玩世不恭，就是“闷声发大财”老奸巨滑，要说到倪萍的得了便宜还卖乖，不过是这芸芸众生相中的一员而已。
　　
　　虽然“共和国的脊梁”让倪萍备受社会舆论压力，自言情绪失控以至几度落泪，但可以让她备感欣慰的是，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和舞台政治上，她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无数她野心勃勃同行与伙伴们，正活跃在中国的各条战线上，做着彼此心照不宣，而又默契十足的勾当。通常来说，这些社会精英不是盗用艺术的神圣，做着各种猥亵淫行，就是假借学术的崇高，干着各种狗苟蝇营。他们见风就上，有利就逐，能卖身的就卖身，能卖艺的就卖艺，又能卖身兼卖艺的，则双双叫卖，身艺都无的，自然哭天喊地埋怨官家为什么看不上自己的烈烈忠心。然而比起早前那些赤裸裸地紧抱权力大腿的人物，世故在这些历经风波，见惯场面的精英身上，可谓表现得异常成熟，生存策略也显得十分高明。从业新闻的，在媒体上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意气风发，昂然以意见领袖自居，然而从行文到立意，只起到小骂帮大忙的作用，所谓批评，骨子里是苦口婆心的规劝，所谓指责，实质上是投机十足的跟风，话，从不敢越界，理，从不敢说透，一番文字与其说是为弱者说话，不如说是向大众催眠；一番思想与其说是在表达着理性，冷静的立场，不如说见证自己的虚伪与怯弱。
　　
　　还有以新儒家学说行销国内的，或以讲谈孔子窜红的，一副文化投机商的机灵模样，口口声声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但无论如何口吐莲花地把儒家学说转换为心灵鸡汤，孔子变身励志大师，也挡不住孔子早有的定论——“巧言令色鲜矣仁”，说穿了，不过是表面上劝王为善，骨子里却驯民为良，再顺手给自己捞一个国师的身份，孔子的丧家狗形象，比起这些赚得红光满面的座上嘉宾，真是有庄生的望洋兴叹，自愧不如！再有某些游学中西的，言必福柯、哈贝马斯和萨依德、德里达，满口华丽词藻，一身学术规范，不明就里的，还真以为是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大师，然而把学说拿来仔细瞅瞅，真是理论荒唐到无以复加，逻辑溃败到分崩离析，其中有把儒家文化与现代自由主义嫁接的，用文明冲突论给新威权主义作包装的，拿民族主义给专制势力站台的，真是琳琅满目，蔚为大观。他们惯用概念吵架，拿主义游戏，在纸面上空间上为公平正义争执得不亦乐乎，对残酷的现实却闭口不发一语，他们在书斋中闹革命，在思想中谈权利，在生存层面却紧跟上意，丝毫不敢踏错半步，如此行知分离，倒是与西方的荒诞派有得一比。还有某些以新左派自居的人物，在国外享受着自由社会提供的种种好处，在国内却对西方泼口大骂，宣扬各种阴谋论、仇恨论，以取悦民族主义情绪下的民众，讨好视自由社会为威胁的当局。然而如果要让他丢掉美国绿卡，却是断然不肯放弃。再还有拿基督以令诸候的，自我感觉不但是真理，而且还是真理的中心，俨然一副吃定基督的模样，批这个是邪教，骂那个是异端，倒是把《圣经》中“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的训戒忘得干干净净。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一次去白宫朝拜的机会，就让这些基督徒现出原形，平日里张口就是谦卑，闭口就是恭驯，利字当头前，却也争得头破血流，怎一个伪字了得！
　　
　　这情景，真可谓是粉墨登场，轮番出台，好戏不断，精彩纷呈，不甘寂寞的，趋之若鹜的，献媚撒娇的、欺世盗名的纷纷出笼；体制内与体制外，自由派与新左派，左派与右派，毛粪与汉奸，艺术家与伪艺术家各自显形，21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人文景观，喧哗嘈杂，纷纷扰扰，好不热闹。自然，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出头，肯定要比赛一个比一个无耻，一个比一个无赖。没办法，饭碗只有那几个，抢食的人又这么多，不竞争不能出位，不下贱不能受赏。于是拉帮结伙有之，勾肩搭背有之，互为拆台有之，遥相呼应有之，成功了的稳坐钓鱼台，未捞够的继续往上爬，同时往下踩。怀才不遇的故意挑战名气大的，失败的谩骂他们认为成功的。敢顶撞皇帝，倒没有几个，心中只怨为什么自己不受赏识。他们忙着瓜分研究经费，倾吞学术基金，占据业内要位，垄断课题资源，发展关系联盟，寻找发财机会，只要能成为被党妈妈包养的文化二奶，学术师爷，又有什么学术尊严，文化良知是不可牺牲？坚守人文理念？笑话！捍卫思想价值？戏谈！还是把冷板凳换成软沙发吧，脑满肥肠的身躯早已坐不下，吃惯了山珍海味，怎么会受得了家常便饭？陈寅恪之“人格之独立，思想之自由”到这一代学人，彻底成了“人格不须独立，只要敛财自由”。此种素质，不要说赶不上清末民国时期诸子的铮铮傲骨，就连八十年代的风貌都荡然无存，中国文化之沉沦，士林精神之堕落，直是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不过，更要命的是大家居然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你忙着给我发奖，我忙着给你受勋，文化在轻浮的研究和名利场的恶习中腐化，精神在自我嘉奖和互相夸张中发霉，还要夸言这边风景何其好，真是自我膨胀到大头症的地步，批“斯文不妨丧尽，脸上何须有光”也不为过。诚如李劼先生所言，“这些精明的知识分子由于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成了当今中国最为保守最不想变动的食利集团。他们十分满足于当下的现状，并且很清楚自己正处在十分微妙的渔利环境里，根本不需要改革，也不希望改革。他们的成功建立在各种历史因素造成的侥幸上，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都可能使他们丧失现有的优势和既得的利益。”不过，由于往往这些人占据了舆论平台，充斥着媒体版面，不仅对大众心理有一定影响，且对局势变革存在一定作用，在社会矛盾日渐突出，现实危机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其实最需要警惕的是他们假借公允，实为私利的话语，看似劝架，实为拉偏的伎俩。因为他们善用冠冕堂皇的理论来颠倒是非，长于故弄玄虚的学说来混淆黑白，但由于一副难以识清的伪善面孔，又顶着学术、艺术的道德光环，以至往往被他们卖了还不知，这一点，在八十年代末那场风波，没有任何一个领袖精英勇于赴难就可得知——而且更无耻的是，牺牲者的鲜血还被他们拿来作作炫耀的资本，真是斯民何辜！其危险性真不知比他人要大许多倍，比起商人只知捞钱，政客只知贪权起来，他们可是又知道捞钱捞权，又懂得捞名，可谓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而倪萍受到责难就要流泪，在这一点上，要论到脸皮之厚，心眼之黑，倪萍真要向他的同行们好好学习，不要动不动就以泪动人，这一招，须知早已被某些人用滥了。
　　
　　溯往追来，六十年迄今，这早已是一个思想已被彻底改造的社会、生存环境已被彻底破坏的社会，一个传统礼仪已经不再，优秀文化资源已被耗尽的社会，一个人心败坏，制度烂透了的社会，盲目、愚昧被当作政治正确，功利，势利被认作行为正常，肮脏的欲望被表达得光彩夺目，阴暗的心术被讲说得正气凛然。又加以当局大力倡行的民族主义，愚民教育，及对信息交流的严格管控，精神生活早已萎靡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头脑颟顸到是非不分的处境。一个个身患斯德歌尔摩综合症，却还自觉无比正常，真是搞笑到足够巴尔扎克再写几部《人间喜剧》。在这里，遍地是陷阱，处处是危机，不仅形成一个互害社会，而且还成为一个低智商社会，常识缺乏，公义少有，路易十五臭名昭著的句子“我死后，那管它洪水滔天”，在执政者身上，恐怕都与时俱进成为“我活着，那管你你是死是活”。不然，何以政府高官随口就是“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这样的无赖腔调呢？或许，外国人真要感谢执政者，何必担心什么中国威胁呢？将来这个民族，恐怕会在自相残杀中自取灭亡。而从文艺的方面来看，真正的大师不再，小丑似的骗子倒冒出许多，平庸之辈不无搞笑地被提拔为标杆，让更为平庸的人来崇拜，逐形成一蟹不如一蟹的局面，以至遍地蠢才，处处反智。但是，一个反智的社会，对独裁却有好处，按古希腊哲学家的观点，独裁政府的生存，有一个前提，就是把社会上有勇气的人，思考聪慧的人，然后是拥有财富的人灭亡，剩下来的民众，保持着他们的消沉、彼此的猜忌与意志的软弱，这三大要件齐备，人民即缺乏信仰，没有信心和能力把骑在他们头上的暴政驱走。所以，即使倪萍等人如此露骨的拍马，然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她仍然有着众多的支持者，为她欢呼鼓掌，为她开脱捧场，还为她受到的责难愤愤不平。如此看来，只要愚昧的传统不改，这些人还能继续吃香。只要专制影响下的思维状态，文化心理不改，这些人依旧还能走红。他们的生存基础，其实就建立集体无意识的对权力的崇拜之上，建立在已被极度扭曲的国民的奴才心态上，这些情况没有根本改观，那么可以预料的是，此类人物不但将在中国层出不穷，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各领风骚。所以，没看着那边厢，新一代的御用艺术家，朗朗同学已把《上甘岭》弹到白宫去了吗？（作者：凌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