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秋天，孙中山顺江而下，依次考察长江流域，以期完成他心中又一个梦想——十年内十万英里铁路。这是他作为全国铁路督办的分内之事，这也是他4月1日辞去临时大总统后所接受的职位。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都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但黎元洪、黄兴、孙文哪个不是窃盗者？广州起义败了，武昌起义胜了，广州的败军之将黄兴跑到武昌来做总司令。孙文本无一兵一卒，后来也能做到个空壳的临时大总统，让与袁世凯也算是识时务。
　　
　　只是苦了袁世凯。袁世凯诨名“袁大头”，我看他倒真是个冤大头。历史教科书上说，辛亥革命是革命者的革命，革了清室的命。其实，辛亥更算是改革，至多也就是个非暴力革命。袁世凯当年练出北洋兵，坐拥兵权，北洋战力亚洲第一。有这么一个小细节说明北洋兵的战斗力，袁氏练兵，其中有一项要求双臂平举一百斤。而所谓辛亥革命军大多是学生，刚扔下书本就来提枪杆子，放一枪兴许都会让后坐力震得虎口发麻。这也就是为何，袁世凯甫一到武昌，革命军就被打得落花流水随春去的原因。
　　
　　所以，革命成功与否，不在孙文、黄兴，不在所谓的学生革命军，更不在什么世道人心，而在袁世凯。袁世凯心中已有变天之心，故有革命成事之可能。倘若袁世凯像曾国藩、李鸿章一样惧怕黄袍加身而仍效忠清室，那辛亥革命多半成不了。太平天国如何，历十数年、蔓延千万里、攻占半个中国、虎踞江南，自古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之势吧！最后，还不是被曾国藩、李鸿章一点点地给灭了。曾国藩外号“曾剃头”，说的就是他杀人不眨眼，每略一地必是屠城三日。李鸿章打进南京城，看到洪秀全的后宫皆是金子器皿好不奢华，骂道：好个洪逆，比我们皇上享受得还舒服。于是，血洗南京城。李鸿章赏识袁世凯之才，举荐其督练新军。袁世凯但凡有几分相似于曾、李二人之忠心、有几分曾、李二人之狠劲，辛亥成不了事。
　　
　　辛亥革命军比之太平天国何如？袁世凯比之李鸿章何如？可知，当时大势尽在袁世凯之手，若非袁氏有变天之心，哪里会有那看上去很美的辛亥革命！袁世凯是个识时务的聪明人，敢冒千古罪人的危险逼清帝退位。清室应该对此并不陌生，吴三桂当年的一招顺风使舵，拱手相送明朝百年基业。袁世凯、吴三桂，只是做了一个识时务明大势的理性人应该做的，当然落子无悔，兵行险招也需要胆气。至于后来的昏招“袁氏称帝”，或许是一朝升腾昏了头脑，被杨度、疯儿子袁克定等一干昏聩人绕了进去。
　　
　　但凡居庙堂者，皆欲以婉转之手段，行和平改良，缓步前行。但是凡江湖中人，恨不能先斩后快，急急行革命。千百年来，权力之争，无非是这两类人。
　　
　　历史从不缺少冲锋陷阵的人，而他们大多往往最后都只是炮灰。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蒋介石煞有介事地忽悠青年学生前线卖命，但是最后当总统的却只是他蒋委员长。治乱交替之时，正是识时务者谋动之际，而文人们如嵇康不耻这种勾当，啐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识时务者为俊杰，当年的鲁迅先生不也是躲在租界里安全地搔弄政府，偶尔还偷窥弟媳妇洗澡嘛。借用刑法中的“结果无价值”概念，虽然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实际上只有赢家才能给历史小姑娘头上插花。
　　
　　历史的发生，一直都是很偶然的，即使它后来看上去很美，那只是因为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谁喜欢了，都可以给她头上插朵花。就像陈圆圆先侍奉崇祯，后侍吴三桂，再侍李闯王一样，每个赢家都可以给她头上插朵花。
　　
　　《棋王》中，阿城借老头儿之口揭开了历史的底裤：“棋就是这么几个子儿，棋盘就这么大，无非是道同势不同，可这子儿你全能看在眼底。天下的事，不知道的太多……虽看出点道儿，可不能究底。子儿不全摆上，这棋就没法下。”少时袁世凯也曾有惊人之语“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可惜天下这盘棋，是永远没法等到摆全棋子之后，才开始下的。
　　
　　关于这个道理，法国哲学家彭加勒更加通俗地谈到过。他曾谈到偶然性的多变：“要使射出的精子从它的路线偏斜，是一件多么微不足道的事情啊。精子只要足以偏离十分之一毫米，拿破仑就不会出生，欧洲大陆的命运就会改观。”
　　
　　所以，事情总是看上去很美，但是底裤里边却不一定是春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