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影源自内心”
2012-7-4 11:11:16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我要评论（）
阿诺这个名字
或许让－雅克·阿诺这名字真不如《情人》、《子熊的故事》、《虎兄虎弟》、《兵临城下》、《玫瑰之名》这样一些电影广为人知，其中原因不难想象，正如很少有人愿意把记忆里散发着炒花生香、烤肉香、乳香以及绿草和茉莉芬芳的喧嚣撒在热带城市街道上。那扇透光百叶窗后，“大海一般无形、无可比拟”的情欲，及纠缠沉沦其中的痛苦爱恋（《情人》1992），与19世纪美国落基山脉中一大一小两只棕熊和一对猎人父子的温暖往事联系起来（《子熊的故事》1988），抑或将那无言温情的熊的世界，与“二战”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之一——“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相提并论（《兵临城下》2001）；而柬埔寨茂美的热带丛林与撒哈拉沙漠中的阿拉伯风光又是那样相去甚远，沉浸在30年代早期阿拉伯两大酋长国之间的那场石油战争中的观众（《黑金》2011），很难想象同样也是这位导演也曾经花了5年时间，给我们讲述一对命途多舛的印度虎兄弟为自由的奋力一搏（《虎兄虎弟》2004）。
阿诺式幽默
“我拍各种各样的电影，走遍世界拍电影，但联系还是存在的，比如说呈现那种二人一室的情欲场面，比拍房倒屋塌枪林弹雨的战争可要难千倍。”阿诺导演满头鬈曲的银发，身材高大结实，表情动作也极丰富。讲当年拍《子熊的故事》时，搜罗了全世界动物园里的棕熊，朝夕相处，当读懂了熊的各种表情时，他真的调动起几乎所有人的面部可以完成的动作逐一模仿讲解，惟妙惟肖得不输任何专业演员，讲得更兴奋时，便手舞足蹈起来。
若真是让－雅克·阿诺的影迷，便不会惊诧于这样的怪诞夸张，他的第一部长片《高歌胜利》（Blackand Whitein Color，1976）就是从阿诺式的搞怪机智延展而来的。“一战”时遥远的非洲大陆上，德国、法国比邻建起自己的贸易站，这些来自欧洲的军人、商人、神父过着惬意慵懒的殖民生活，直到一张半年前从欧洲大陆寄来的报纸搅乱了这种平静。法国和德国已经宣战了，出于爱国热情，这几个法国人组织起来决定与邻居德国人开战，而德国人也正有此意。法方初战告负，情急之下那个平日只爱收集标本研究书本的年轻人意外地建立起自己的权威，成为他们的领袖。难分胜负的战争使每个人都损失惨重，绝望悲凉之际一队印度士兵来到了这里，原来“一战”已经结束，此地已被大英帝国接管，于是德法双方的领袖愉快会面。“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喔，对不起，我也是。”志趣相投的两个年轻人朝夜色深处走去。
《高歌胜利》是一部上演在非洲大陆的法兰西风情的市井喜剧，难得的是让－雅克·阿诺只用些畅所欲言而又十足日常化的台词，便戳穿了殖民、战争与人性中种种的荒诞和虚妄，当年便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且这是让－雅克·阿诺1964年从法国高级电影研究学院毕业以后的第一部长片。
1979年，让－雅克·阿诺延续自己的喜剧风格，又拍摄了充满现实讽刺意味、抨击法国社会等级与不公的《轻举妄动》，而从1981年《火之战》开始，他已经试着把自己的讽喻现实式幽默感带入那些非写实情境，这部电影又为让－雅克·阿诺捧来奥斯卡的奖杯。
文学与电影
1986年的《玫瑰之名》是“让－雅克·阿诺文学改编电影”的第一部，故事改编自意大利符号学家与小说家翁贝尔托·艾柯1980年出版的同名探案小说。
“当我提到这本书，每个人都跟我说，你不可能拍好它，但我对中世纪历史着迷，这样的小说很难找到第二本，我跟自己说，我能做到。我又花了69天精读这本书，每一段每一行，补足所有缺失的背景知识，对我而言那是一场战役，并且一旦开始就只能继续战斗的战争。从这份读书笔记开始，我花了3年半时间在图书馆里，我必须规定自己为诸如服装造型、美术设计之类的细枝末节寻找依据。即便如此，我也常常脱离电影本身沉浸于欧洲神学发展史、基督教历史，甚至整个欧洲的哲学史中。但你知道我喜欢这个过程，这感觉好极了，我觉得拍电影的最大快乐植根于此。”让－雅克·阿诺这样告诉本刊。
而从五六百页的文字到银幕上的两个小时，前提必然是简化，卷帙浩繁的准备功课，不仅使让－雅克·阿诺出色地强化了小说中的侦探、推理、凶杀、性等流行元素，完成了善恶因果终有时之类的通俗伦理训示，也使他更从容轻巧地简化了小说情节中基督教历史和符号学的知识，也保留下比如知识（书籍）和美（少女）一起殉葬这样的重要细节。
电影结尾是阿德索和导师威廉离开修道院时，少女在路边等他，阿德索松开恋人的手追随导师消失在小道尽头，直到走远才不禁回望，相比小说里的情人惨死，这显然是让－雅克·阿诺尽了最大努力营造出的欢喜结局。
当然可以想象那些艾柯的“死忠”该怎样愤恨这样世俗欢喜的改编。雅克·阿诺告诉本刊：“我收到了成百上千的评论，人们批评说这不是原著。这当然不是原著，这是电影。多年后，当我回头去看时，我很高兴我将它拍成了电影，也满意自己通过设置谁是凶手以及寻找凶手这样一组悬疑。对我而言，这并不仅仅是如何讲好故事，而是如何生动揭示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反映历史中的欧洲境遇。这部电影也使我确信，没有什么不可以搬上银幕的，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买来杜拉斯的《情人》的版权，不管多少人等在那里要找我的麻烦，对我而言拍电影就像是翻山，走过一段艰难的旅程，就有能感受收获的坦途和风景，这是我最在乎的事情。”
动物与电影
为《情人》，让－雅克·阿诺在西贡旅居将近一年，把自己假想成15岁的少女，在酷热喧嚣的东南亚城市里捕捉杜拉斯文字中的性感和忧伤。为《子熊的故事》，让－雅克·阿诺走遍了世界各地专门饲养熊的动物园或马戏团，把18只小熊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养育大；为《虎兄虎弟》，他花了近10年收集有关东南亚殖民地历史的书籍，结识了如瓦尔米克·塔帕（Valmik Thapar）那样的印度虎专家，连续几星期住在热带丛林里，为的是黄昏和黎明时分与塔帕一道去看国家公园里野生老虎们捕猎、进食，欢畅地恋爱结合，结伴相依地照顾幼崽，必要时为自己的领地战斗到底。让－雅克·阿诺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的丛林笔记多达上千条。
“调研过程确实总是我拍电影的巨大乐趣之一，我喜欢每3年做回一次学生，这个学习过程不管在丛林里、沙漠里，还是图书馆里，而我研究的对象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一样美好而珍贵。事实上，我一直试图去做的是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感受，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感受，这也是我在跟人或者动物交流过程中非常注重的环节，我希望和这个世界达成心灵深处的交流，我想，电影是我的方式。”
谈及动物电影，人们总愿意把让－雅克·阿诺和吕克·贝松相提并论，最浅显的原因大概因为他们都是法国导演，都拍过使人印象深刻的动物电影。然而，相对直接从自然界中取材，诗意而无我的吕克·贝松动物电影，让－雅克·阿诺却恪守不打扰野生动物生活的原则，坚持从动物园马戏团中寻找合适的拍摄对象，并且他强调故事情节的讲述，这使得他镜头里的动物具有惊人的拟人化特征。比如《虎兄虎弟》里就有这样的情节常为人们所谈起——虎兄弟为自由奋力出走的关键时刻，习惯了被马戏团驯养，已被牢笼体制化的虎兄刚从决斗场里逃出，便自觉回到自己的笼中，直到虎弟的愤怒呼号才唤醒它内心对自由的渴望。两兄弟最终一起离开人类的世界，奔向本属于它们的丛林。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篇影评指责我拍摄小熊的梦境显得如此天真和白痴，虽然我保持了沉默，但事实上我很想对写文章的那些人说，如果你养过一只小猫或小狗，就不会这样认为了。他完完全全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我们和动物的大脑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虽然在具体的功能上存在着复杂和简单程度上的些许差距，但无根本性的差异。人类总是在自己的周围建起厚厚的围墙，否认自己就是自然界普通一物的事实，如果老虎看上去像是人类，这并不是我给它们施加了怎样的把戏，而是真的如果你足够认真地去观察它们，你会察觉它们的感情。生气、喜悦、渴望、对异性的渴求等等，那就是我们每天要在彼此脸上解读到的那些所谓的人的感情。我没有魔法，只不过和我的驯兽师们一起耐心地和这些动物建立起合作伙伴式关系，当我们开始交流，我就用摄影机捕捉，如此而已。”
让－雅克·阿诺是那种极为少数的法国导演，他的电影在全世界拥有大批观众，从80年代开始，他就请得起肖恩·康纳利、布拉德·皮特这样的好莱坞巨星，他从不为自己的作品建筑高高在上的美学门槛，反而平易可亲地给观众讲妙趣横生的故事，甚至也不拒绝别人把诸如煽情一类的形容与他的电影联系起来。“我觉得电影的力量在于创造一种直抵人们内心的情感，就像是一场满怀激情的演讲所能做到的那样，我尽力使自己的电影动人美妙，因为我期待他们满怀感动走出电影院，我尤其想打动那些年轻的一代，我希望我的电影能成为好的方式，教会他们如何去尊重他者，反思自己。”
专访让－雅克·阿诺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接触到《狼图腾》这本小说，又如何进入这个电影项目？什么吸引了你？
阿诺：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法语的版本，我被姜戎的文字打动了，后来我到中国来，和姜戎成了好朋友，一起在内蒙古待了3个星期。他知道我的作品，他的那些在电影公司的朋友也知道我的作品，很自然就谈到合作，当然这也恰恰是我所希望的。
《狼图腾》是一本多层次的书，很有震撼力，通过这本书，我首先了解到狼群社会的习性，而与其他尝试描写狼群的书籍不同的是，姜戎的小说将狼群社会和人类社会联系起来，有更深邃的反思含义。个人角度，我对书中小狼和小男孩的友好关系很感兴趣，我曾经在男孩的时候去冒险，爱上陌生的地方（非洲的喀麦隆），孤寂的年少时光里有一只小狗陪伴，我能体会作者的很多感受。另外，我也读到中国人对美丽自然的爱，尤其是一个男人对于一片土地的确信，这同样也让我兴奋。
三联生活周刊：如今这部电影准备到怎样的阶段？故事层面的工作进展如何？
阿诺：3个星期前，我去了北方选景，也在为演员和剧组找合适的酒店，定下在内蒙古完成所有的拍摄，那里的美丽景致和荒远的况味与书里的描绘很契合，我们极有可能在今年的秋天就开工，因为有一些场景需要初雪作为背景。
故事板的创作也在冲刺，我和我通常合作的编剧艾连·戈达（Alain Godard）一起做了第一稿的剧本，不幸的是，当我们一起把故事推向结尾的时候，他去世了。后来我与中国编剧芦苇开始合作写了第二稿和第三稿，他写过我非常欣赏的中国电影《霸王别姬》，并且我更看重他的人生经历中有类似姜戎的经历。上世纪60年代，他也曾经作为知识青年被下放到云南山区，我很满意与他这样对那个时期有亲身感受的人一起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你会在这一次的拍摄里加入CGI（电脑合成影像技术）之类的技术手段来简化比如狼群之类复杂繁琐的动物场面么？这部电影有可能是3D形式上映么？
阿诺：我想我不会完全拒绝，我曾经在《子熊的故事》后期人工合成了一些声音的段落，但到了《虎兄虎弟》便完全使用同步录音了，所以还是就具体情况而定。尤其这个题材中，确实有些动作在自然中不会发生，或者对于动物演员来说是危险情境的话，我就会借助CGI片段，但是必须是很精致的CGI动画，看到后不会被发觉。如果夸大到显出人工痕迹，就会把我的电影变成动画之类的东西，那不是我想要的。总之，我把CGI看做一种工具，它是众多工具中的一种。
至于3D，或者IMAX3D电影，我也许是最早使用3DIMAX效果的导演之一呢，上世纪90年代我曾经做过一部名为《勇气之翼》（Wingsof Courage）的3DIMAX电影。3D影像确实能带来极为有趣的亲近感，拉近观众与拍摄对象的距离，但如果你确定用3D拍摄，那就是选择另一种拍电影的途径，很多导演低估了这种不同，其实这是结构上的不同。当你看2D电影的时候，在远处的框架里有个银幕，而当看真正3D电影的时候，你是动作的一部分，你身处其中。这就是为什么卡梅隆的《阿凡达》很棒，但后来很多3D电影还是垃圾，这就像所有科学技术一样，如果用的不正确，它会毁掉你的创作。我必须很谨慎，因为如果不能将技术转化成真正有创造力的产物，激发情感，强化故事情节，便不过是个噱头，糟糕地去欺骗观众。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人把《狼图腾》视为你作为西方导演面对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影市场的反应。
阿诺：幸运的是，我并不是基于这样的方式建立我的事业，我第一部电影是在非洲拍的，那里没有什么膨胀的电影市场，甚至不存在金钱回报的考虑，我为世界的本质着迷，为人的本质着迷。姜戎的作品在这个层面打动了我，与其说我是为一个充满吸引力的大市场而兴奋，不如说我是为了个人兴趣而尝试这样的拍摄。在我看来，这也是一次伟大的机会，能从内部更深地去了解一个国家。为这部电影，我常常来中国，但是我并没有要在这里建立工作室的计划，我拍电影就像是一场冒险，人性的历史的冒险。我非常法国，你知道我在法国接受电影教育，那里没有人教你从票房和商业角度考量电影的重要性，我觉得我至今还在那样一个系统里生产我的电影，更像是个做梦的人。所以我很期待沉浸在某种异域的文化中，身边是说各种语言的朋友，这些都是使我兴奋的事情，也是至今我人生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如你所说，你习惯把惊人的长时间花在拍摄之前，坚持用完全反工业化的方式独立创作，而同时你也能做到为自己那些从题材上看相当小众的电影请来顶尖当红的好莱坞明星，你是如何赢得与投资人之间的博弈，又如何游刃于全世界电影工业之间？
阿诺：其实完全没有诀窍，我花时间和耐心而已。当时拍《玫瑰之名》这样一部电影自然很难有人看好，何况我一早想好要肖恩·康纳利那样的明星出演，当时我见到的唯一一位有希望的投资人是德国人，为了说服他，我搬去德国住了整整一年，我要和他成为朋友，要他明白我做的事，相信我做的事，做到这一切就要花时间和耐心。同时，我从来不用自己的电影行骗，也就是说我会考虑投资人承担的风险，尽力保证他们的利益，也就是尽全力在自己作品的精致水准和受欢迎度上达到对投资人的承诺，好在这并不和我的创作诉求相冲突，所以我总是能和自己的投资人成为真挚的朋友，得到他们慷慨的帮助。至于整个工业，虽然我在全世界拍电影，但我仍旧认为自己在用那套法国电影学院的方式创作，我很少去想工业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世界各地拍电影，从异域人类故事到纯真的动物世界，从战争到爱情，但熟悉你作品的观众，始终会感到在所有作品之间有某种让－雅克·阿诺式的存在，近乎某种形而上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就是你每次创作的起点么？你觉得电影作为一种媒介，是不是为传达这种形而上的意义而存在的？
阿诺：每次考察自己创作的项目，如果它内部隐藏的东西和我的信念不一致的话，我就不会为之兴奋，也难以付出热情，当我贡献出生命中的5年给什么东西的时候，它们必须源自我的内心坚信。比如当我做《子熊的故事》时，我沉入其中，我想表现的是一种普适的感情，不仅是熊，而是去关注“他者”，试着去理解他们心中的想法，我相信这能解决很多困境，所以这成为我5年时间里最强有力的信念支撑，我总是以这样的支撑为原点开始我的创作。
平时我住在法国南部的乡下，常常有人能找到我，他们告诉我，因为我的电影他成为考古学家、生物学家等等。就在今天我遇到一个俄罗斯女孩，她对我说，因为你的《情人》，我也要去越南看看。我很享受这些话语，电影对我们大家的生活都是重要的，它既是现代人的逃避手段之一，也可以是人们了解外界的学习方式之一，它和我们读的书、看的画等等所有创意性的工作一样，都具有影响力。而从我还是个孩子时开始就知道自己具有热情，乐于分享，我用电影创造一个我热爱的世界，同时热切地想要分享这个世界，本能地推动其他人爱我所爱，可能这就是雅克·阿诺式的存在，最重要的是“理解”，超越文化，超越边界，用我所虔诚信仰的生命的力量。
或许让－雅克·阿诺这名字真不如《情人》、《子熊的故事》、《虎兄虎弟》、《兵临城下》、《玫瑰之名》这样一些电影广为人知，其中原因不难想象，正如很少有人愿意把记忆里散发着炒花生香、烤肉香、乳香以及绿草和茉莉芬芳的喧嚣撒在热带城市街道上。那扇透光百叶窗后，“大海一般无形、无可比拟”的情欲，及纠缠沉沦其中的痛苦爱恋（《情人》1992），与19世纪美国落基山脉中一大一小两只棕熊和一对猎人父子的温暖往事联系起来（《子熊的故事》1988），抑或将那无言温情的熊的世界，与“二战”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之一——“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相提并论（《兵临城下》2001）；而柬埔寨茂美的热带丛林与撒哈拉沙漠中的阿拉伯风光又是那样相去甚远，沉浸在30年代早期阿拉伯两大酋长国之间的那场石油战争中的观众（《黑金》2011），很难想象同样也是这位导演也曾经花了5年时间，给我们讲述一对命途多舛的印度虎兄弟为自由的奋力一搏（《虎兄虎弟》2004）。
阿诺式幽默
“我拍各种各样的电影，走遍世界拍电影，但联系还是存在的，比如说呈现那种二人一室的情欲场面，比拍房倒屋塌枪林弹雨的战争可要难千倍。”阿诺导演满头鬈曲的银发，身材高大结实，表情动作也极丰富。讲当年拍《子熊的故事》时，搜罗了全世界动物园里的棕熊，朝夕相处，当读懂了熊的各种表情时，他真的调动起几乎所有人的面部可以完成的动作逐一模仿讲解，惟妙惟肖得不输任何专业演员，讲得更兴奋时，便手舞足蹈起来。
若真是让－雅克·阿诺的影迷，便不会惊诧于这样的怪诞夸张，他的第一部长片《高歌胜利》（Blackand Whitein Color，1976）就是从阿诺式的搞怪机智延展而来的。“一战”时遥远的非洲大陆上，德国、法国比邻建起自己的贸易站，这些来自欧洲的军人、商人、神父过着惬意慵懒的殖民生活，直到一张半年前从欧洲大陆寄来的报纸搅乱了这种平静。法国和德国已经宣战了，出于爱国热情，这几个法国人组织起来决定与邻居德国人开战，而德国人也正有此意。法方初战告负，情急之下那个平日只爱收集标本研究书本的年轻人意外地建立起自己的权威，成为他们的领袖。难分胜负的战争使每个人都损失惨重，绝望悲凉之际一队印度士兵来到了这里，原来“一战”已经结束，此地已被大英帝国接管，于是德法双方的领袖愉快会面。“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喔，对不起，我也是。”志趣相投的两个年轻人朝夜色深处走去。
《高歌胜利》是一部上演在非洲大陆的法兰西风情的市井喜剧，难得的是让－雅克·阿诺只用些畅所欲言而又十足日常化的台词，便戳穿了殖民、战争与人性中种种的荒诞和虚妄，当年便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且这是让－雅克·阿诺1964年从法国高级电影研究学院毕业以后的第一部长片。
1979年，让－雅克·阿诺延续自己的喜剧风格，又拍摄了充满现实讽刺意味、抨击法国社会等级与不公的《轻举妄动》，而从1981年《火之战》开始，他已经试着把自己的讽喻现实式幽默感带入那些非写实情境，这部电影又为让－雅克·阿诺捧来奥斯卡的奖杯。
文学与电影
1986年的《玫瑰之名》是“让－雅克·阿诺文学改编电影”的第一部，故事改编自意大利符号学家与小说家翁贝尔托·艾柯1980年出版的同名探案小说。
“当我提到这本书，每个人都跟我说，你不可能拍好它，但我对中世纪历史着迷，这样的小说很难找到第二本，我跟自己说，我能做到。我又花了69天精读这本书，每一段每一行，补足所有缺失的背景知识，对我而言那是一场战役，并且一旦开始就只能继续战斗的战争。从这份读书笔记开始，我花了3年半时间在图书馆里，我必须规定自己为诸如服装造型、美术设计之类的细枝末节寻找依据。即便如此，我也常常脱离电影本身沉浸于欧洲神学发展史、基督教历史，甚至整个欧洲的哲学史中。但你知道我喜欢这个过程，这感觉好极了，我觉得拍电影的最大快乐植根于此。”让－雅克·阿诺这样告诉本刊。
而从五六百页的文字到银幕上的两个小时，前提必然是简化，卷帙浩繁的准备功课，不仅使让－雅克·阿诺出色地强化了小说中的侦探、推理、凶杀、性等流行元素，完成了善恶因果终有时之类的通俗伦理训示，也使他更从容轻巧地简化了小说情节中基督教历史和符号学的知识，也保留下比如知识（书籍）和美（少女）一起殉葬这样的重要细节。
电影结尾是阿德索和导师威廉离开修道院时，少女在路边等他，阿德索松开恋人的手追随导师消失在小道尽头，直到走远才不禁回望，相比小说里的情人惨死，这显然是让－雅克·阿诺尽了最大努力营造出的欢喜结局。
当然可以想象那些艾柯的“死忠”该怎样愤恨这样世俗欢喜的改编。雅克·阿诺告诉本刊：“我收到了成百上千的评论，人们批评说这不是原著。这当然不是原著，这是电影。多年后，当我回头去看时，我很高兴我将它拍成了电影，也满意自己通过设置谁是凶手以及寻找凶手这样一组悬疑。对我而言，这并不仅仅是如何讲好故事，而是如何生动揭示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反映历史中的欧洲境遇。这部电影也使我确信，没有什么不可以搬上银幕的，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买来杜拉斯的《情人》的版权，不管多少人等在那里要找我的麻烦，对我而言拍电影就像是翻山，走过一段艰难的旅程，就有能感受收获的坦途和风景，这是我最在乎的事情。”
动物与电影
为《情人》，让－雅克·阿诺在西贡旅居将近一年，把自己假想成15岁的少女，在酷热喧嚣的东南亚城市里捕捉杜拉斯文字中的性感和忧伤。为《子熊的故事》，让－雅克·阿诺走遍了世界各地专门饲养熊的动物园或马戏团，把18只小熊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养育大；为《虎兄虎弟》，他花了近10年收集有关东南亚殖民地历史的书籍，结识了如瓦尔米克·塔帕（Valmik Thapar）那样的印度虎专家，连续几星期住在热带丛林里，为的是黄昏和黎明时分与塔帕一道去看国家公园里野生老虎们捕猎、进食，欢畅地恋爱结合，结伴相依地照顾幼崽，必要时为自己的领地战斗到底。让－雅克·阿诺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的丛林笔记多达上千条。
“调研过程确实总是我拍电影的巨大乐趣之一，我喜欢每3年做回一次学生，这个学习过程不管在丛林里、沙漠里，还是图书馆里，而我研究的对象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一样美好而珍贵。事实上，我一直试图去做的是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感受，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感受，这也是我在跟人或者动物交流过程中非常注重的环节，我希望和这个世界达成心灵深处的交流，我想，电影是我的方式。”
谈及动物电影，人们总愿意把让－雅克·阿诺和吕克·贝松相提并论，最浅显的原因大概因为他们都是法国导演，都拍过使人印象深刻的动物电影。然而，相对直接从自然界中取材，诗意而无我的吕克·贝松动物电影，让－雅克·阿诺却恪守不打扰野生动物生活的原则，坚持从动物园马戏团中寻找合适的拍摄对象，并且他强调故事情节的讲述，这使得他镜头里的动物具有惊人的拟人化特征。比如《虎兄虎弟》里就有这样的情节常为人们所谈起——虎兄弟为自由奋力出走的关键时刻，习惯了被马戏团驯养，已被牢笼体制化的虎兄刚从决斗场里逃出，便自觉回到自己的笼中，直到虎弟的愤怒呼号才唤醒它内心对自由的渴望。两兄弟最终一起离开人类的世界，奔向本属于它们的丛林。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篇影评指责我拍摄小熊的梦境显得如此天真和白痴，虽然我保持了沉默，但事实上我很想对写文章的那些人说，如果你养过一只小猫或小狗，就不会这样认为了。他完完全全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我们和动物的大脑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虽然在具体的功能上存在着复杂和简单程度上的些许差距，但无根本性的差异。人类总是在自己的周围建起厚厚的围墙，否认自己就是自然界普通一物的事实，如果老虎看上去像是人类，这并不是我给它们施加了怎样的把戏，而是真的如果你足够认真地去观察它们，你会察觉它们的感情。生气、喜悦、渴望、对异性的渴求等等，那就是我们每天要在彼此脸上解读到的那些所谓的人的感情。我没有魔法，只不过和我的驯兽师们一起耐心地和这些动物建立起合作伙伴式关系，当我们开始交流，我就用摄影机捕捉，如此而已。”
让－雅克·阿诺是那种极为少数的法国导演，他的电影在全世界拥有大批观众，从80年代开始，他就请得起肖恩·康纳利、布拉德·皮特这样的好莱坞巨星，他从不为自己的作品建筑高高在上的美学门槛，反而平易可亲地给观众讲妙趣横生的故事，甚至也不拒绝别人把诸如煽情一类的形容与他的电影联系起来。“我觉得电影的力量在于创造一种直抵人们内心的情感，就像是一场满怀激情的演讲所能做到的那样，我尽力使自己的电影动人美妙，因为我期待他们满怀感动走出电影院，我尤其想打动那些年轻的一代，我希望我的电影能成为好的方式，教会他们如何去尊重他者，反思自己。”
专访让－雅克·阿诺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接触到《狼图腾》这本小说，又如何进入这个电影项目？什么吸引了你？
阿诺：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法语的版本，我被姜戎的文字打动了，后来我到中国来，和姜戎成了好朋友，一起在内蒙古待了3个星期。他知道我的作品，他的那些在电影公司的朋友也知道我的作品，很自然就谈到合作，当然这也恰恰是我所希望的。
《狼图腾》是一本多层次的书，很有震撼力，通过这本书，我首先了解到狼群社会的习性，而与其他尝试描写狼群的书籍不同的是，姜戎的小说将狼群社会和人类社会联系起来，有更深邃的反思含义。个人角度，我对书中小狼和小男孩的友好关系很感兴趣，我曾经在男孩的时候去冒险，爱上陌生的地方（非洲的喀麦隆），孤寂的年少时光里有一只小狗陪伴，我能体会作者的很多感受。另外，我也读到中国人对美丽自然的爱，尤其是一个男人对于一片土地的确信，这同样也让我兴奋。
三联生活周刊：如今这部电影准备到怎样的阶段？故事层面的工作进展如何？
阿诺：3个星期前，我去了北方选景，也在为演员和剧组找合适的酒店，定下在内蒙古完成所有的拍摄，那里的美丽景致和荒远的况味与书里的描绘很契合，我们极有可能在今年的秋天就开工，因为有一些场景需要初雪作为背景。
故事板的创作也在冲刺，我和我通常合作的编剧艾连·戈达（Alain Godard）一起做了第一稿的剧本，不幸的是，当我们一起把故事推向结尾的时候，他去世了。后来我与中国编剧芦苇开始合作写了第二稿和第三稿，他写过我非常欣赏的中国电影《霸王别姬》，并且我更看重他的人生经历中有类似姜戎的经历。上世纪60年代，他也曾经作为知识青年被下放到云南山区，我很满意与他这样对那个时期有亲身感受的人一起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你会在这一次的拍摄里加入CGI（电脑合成影像技术）之类的技术手段来简化比如狼群之类复杂繁琐的动物场面么？这部电影有可能是3D形式上映么？
阿诺：我想我不会完全拒绝，我曾经在《子熊的故事》后期人工合成了一些声音的段落，但到了《虎兄虎弟》便完全使用同步录音了，所以还是就具体情况而定。尤其这个题材中，确实有些动作在自然中不会发生，或者对于动物演员来说是危险情境的话，我就会借助CGI片段，但是必须是很精致的CGI动画，看到后不会被发觉。如果夸大到显出人工痕迹，就会把我的电影变成动画之类的东西，那不是我想要的。总之，我把CGI看做一种工具，它是众多工具中的一种。
至于3D，或者IMAX3D电影，我也许是最早使用3DIMAX效果的导演之一呢，上世纪90年代我曾经做过一部名为《勇气之翼》（Wingsof Courage）的3DIMAX电影。3D影像确实能带来极为有趣的亲近感，拉近观众与拍摄对象的距离，但如果你确定用3D拍摄，那就是选择另一种拍电影的途径，很多导演低估了这种不同，其实这是结构上的不同。当你看2D电影的时候，在远处的框架里有个银幕，而当看真正3D电影的时候，你是动作的一部分，你身处其中。这就是为什么卡梅隆的《阿凡达》很棒，但后来很多3D电影还是垃圾，这就像所有科学技术一样，如果用的不正确，它会毁掉你的创作。我必须很谨慎，因为如果不能将技术转化成真正有创造力的产物，激发情感，强化故事情节，便不过是个噱头，糟糕地去欺骗观众。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人把《狼图腾》视为你作为西方导演面对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影市场的反应。
阿诺：幸运的是，我并不是基于这样的方式建立我的事业，我第一部电影是在非洲拍的，那里没有什么膨胀的电影市场，甚至不存在金钱回报的考虑，我为世界的本质着迷，为人的本质着迷。姜戎的作品在这个层面打动了我，与其说我是为一个充满吸引力的大市场而兴奋，不如说我是为了个人兴趣而尝试这样的拍摄。在我看来，这也是一次伟大的机会，能从内部更深地去了解一个国家。为这部电影，我常常来中国，但是我并没有要在这里建立工作室的计划，我拍电影就像是一场冒险，人性的历史的冒险。我非常法国，你知道我在法国接受电影教育，那里没有人教你从票房和商业角度考量电影的重要性，我觉得我至今还在那样一个系统里生产我的电影，更像是个做梦的人。所以我很期待沉浸在某种异域的文化中，身边是说各种语言的朋友，这些都是使我兴奋的事情，也是至今我人生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如你所说，你习惯把惊人的长时间花在拍摄之前，坚持用完全反工业化的方式独立创作，而同时你也能做到为自己那些从题材上看相当小众的电影请来顶尖当红的好莱坞明星，你是如何赢得与投资人之间的博弈，又如何游刃于全世界电影工业之间？
阿诺：其实完全没有诀窍，我花时间和耐心而已。当时拍《玫瑰之名》这样一部电影自然很难有人看好，何况我一早想好要肖恩·康纳利那样的明星出演，当时我见到的唯一一位有希望的投资人是德国人，为了说服他，我搬去德国住了整整一年，我要和他成为朋友，要他明白我做的事，相信我做的事，做到这一切就要花时间和耐心。同时，我从来不用自己的电影行骗，也就是说我会考虑投资人承担的风险，尽力保证他们的利益，也就是尽全力在自己作品的精致水准和受欢迎度上达到对投资人的承诺，好在这并不和我的创作诉求相冲突，所以我总是能和自己的投资人成为真挚的朋友，得到他们慷慨的帮助。至于整个工业，虽然我在全世界拍电影，但我仍旧认为自己在用那套法国电影学院的方式创作，我很少去想工业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世界各地拍电影，从异域人类故事到纯真的动物世界，从战争到爱情，但熟悉你作品的观众，始终会感到在所有作品之间有某种让－雅克·阿诺式的存在，近乎某种形而上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就是你每次创作的起点么？你觉得电影作为一种媒介，是不是为传达这种形而上的意义而存在的？
阿诺：每次考察自己创作的项目，如果它内部隐藏的东西和我的信念不一致的话，我就不会为之兴奋，也难以付出热情，当我贡献出生命中的5年给什么东西的时候，它们必须源自我的内心坚信。比如当我做《子熊的故事》时，我沉入其中，我想表现的是一种普适的感情，不仅是熊，而是去关注“他者”，试着去理解他们心中的想法，我相信这能解决很多困境，所以这成为我5年时间里最强有力的信念支撑，我总是以这样的支撑为原点开始我的创作。
平时我住在法国南部的乡下，常常有人能找到我，他们告诉我，因为我的电影他成为考古学家、生物学家等等。就在今天我遇到一个俄罗斯女孩，她对我说，因为你的《情人》，我也要去越南看看。我很享受这些话语，电影对我们大家的生活都是重要的，它既是现代人的逃避手段之一，也可以是人们了解外界的学习方式之一，它和我们读的书、看的画等等所有创意性的工作一样，都具有影响力。而从我还是个孩子时开始就知道自己具有热情，乐于分享，我用电影创造一个我热爱的世界，同时热切地想要分享这个世界，本能地推动其他人爱我所爱，可能这就是雅克·阿诺式的存在，最重要的是“理解”，超越文化，超越边界，用我所虔诚信仰的生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