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看来，中国政府被阿拉伯之春“吓”了个够呛。“他们十分忧虑，”2011年，克林顿在《大西洋月刊》中告诉杰弗里·戈德伯格（JeffreyGoldberg）说，“他们正在试图阻止历史，这可算不上明智之举，他们会失败的。”
　　
　　可以想象，这些狂妄、不讲究外交辞令，甚至可能适得其反的言论决不会从她的前辈亨利·基辛格口中说出。
　　
　　如今，距离基辛格秘密前往中国，为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数年后那历史性的会晤铺平道路，已经过去了40多年的时间。如果说从那之后，基辛格从对中国高达50余次的访问中学习到了什么的话，那便是：逼迫中国，算不上明智之举。
　　
　　从基辛格的首次访华到现在，世界已经改变了太多。（1971年的时候，谁能料想到，美国的头号公敌，会是一个沙特出生，畏缩在巴基斯坦一处高墙环绕的别墅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但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至少有两件事情仍然没有变化：一是20多年前，由基辛格解冻转变后的中美关系；二便是从约翰·肯尼迪到巴拉克·奥巴马，每任美国总统都会咨询（无论正式与否）的基辛格本人。为何美国的领导人仍然愿意在中国的问题上汲取基辛格的智慧？他的新书给出了解答。本月，这位无出其右的战略家，就要度过他的88岁生日了。
　　
　　向中国开放的故事，基辛格早已讲过：他和尼克松是怎样觉察到中国会成为美苏两国之间的战略制衡；他是怎样在巴基斯坦假装患病之后，秘密飞往中国；他和周恩来总理是怎样敲定出尼克松正式访问时达成的外交基准（即上海公报）。结果就像基辛格表述的那样，中国和美国本是为了压制苏联，却最终由于冷战的结束，成为了“准盟友”。
　　
　　然而，在这本书中，基辛格还利用了近期关于中国一方对待此事的研究结果。美国对中国的开放，也是毛泽东出于对包围的担忧，促使中国对美国的开放。“想想看，”毛泽东在1969年时问他的医生，“我们的北边和西边有苏联，南边有印度，东边有日本。如果我们的敌人都联合了起来，从东、南、西、北进攻我们，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办？”医生不知道怎么回答。“再想想看，”毛泽东说，“日本的后面还有美国，我们的老祖宗不是教导过我们要远交近攻么？”将解决问题的探索转向美国的时候，毛泽东召回了流放在外的四个元帅。中苏两国军队在乌苏里江上也不时地擦枪走火。1970年10月，毛泽东命令做过最高领导人从北京疏散，同时命令人民解放军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中国面临的风险着实不小——甚至比美国还高。
　　
　　就像基辛格所说的那样，毛泽东那句“老祖宗教诲”的比喻远不止反常那么简单。尽管将毕生奉献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也同时深受中华文明影响，将其视同亲密顾问一般。“魏蜀吴三国鼎立，”叶剑英元帅当时建议说，“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基辛格解释说，叶剑英在这里暗指，是14世纪描述三国时期的史诗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情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史为鉴并不只有这一次。基辛格说，同样重要的还有孙子兵法，该书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兵先胜而后求战”这样的格言，鼓励中国的战略家像思考围棋那样，思考国际关系。
　　
　　毛泽东和革命前的领导人一样，都假定中国同其他国家不同。拥有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其字面意思是“中土帝国”，更准确的说，是“中央之国”。有时，中国还可以由“天堂之下”的“天下”代为称之。对于这样的帝国来说，外交方面的上策是“以夷制夷”。如果失败，最强大的“蛮夷”便会被招安和教化（满族人也是这样）。
　　
　　“刚愎自用而又势不可挡……冷酷残暴而又淡漠疏远，是诗人也是战士，是先知也是祸源”——毛泽东心目中真正的英雄并不是列宁，而是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而后又焚书坑儒的暴君始皇帝嬴政。相似的是，基辛格写道，中国当前一代领导人从孔夫子的教诲那里得到了灵感，他们的目标并非主导世界，而是“大同”，即和谐。
　　
　　这就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1971年基辛格首次访华的时候，美国的经济规模差不多是中国的五倍。40年后，由于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发起了产业革命，中国很有可能在10年之内超越美国。这一壮举是苏联未曾接近过的。除此之外，中国还是目前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者。其中美国国债所占的比重，是其高达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会怎样使用新得到的经济实力？这或许是我们当前时代中，最重要的问题。能比和四代中国领导人打过交道的基辛格给出更好答案的美国人可谓凤毛麟角。
　　
　　《论中国》一书中，最有洞察力的见解都和心理相关，它们关系到了中美两国精英之间的根本不同。中国的精英可以回溯两千年的历史并从中获得灵感，而美国精英可供参考的历史框架也不过区区两个世纪。最明显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交汇的那几年中，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在基辛格看来，以当时的某事对中国进行制裁，是天真至极的行为：“对于一个数千年来，被不同概念支配的文明来说，西方关于人权和个人自由的概念或许不能直接照搬。中国人在传统上对政治混乱的恐惧也不应被当做是不合时宜的陈词滥调，不需要西方启蒙思想的“纠正”。
　　
　　1991年，江泽民作为中国第一位精通英文的领导人，是这样向基辛格解释的：“我们从不屈服于压力……这是我们的处世原则。”
　　
　　美中在朝鲜开战也是源于双方的文化差异。当毛泽东下令发兵朝鲜时，美国人大吃一惊，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军队几乎没有胜算。但是基辛格争辩道，毛泽东的“动机并不是先发制人取得决定性的军事地位，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取得心理上的平衡；击败敌人不是首要任务，化解自己的多重危机才是关键所在。”毛泽东是运用古代兵法“空城计”的高手，其中的玄妙之处在于，通过表现自信，甚至攻击性来掩饰自己的弱点。对于西方人士，他对于核打击问题上的固执己见简直疯狂透顶，或者至少也是冷酷之至的“我们可以牺牲三亿人。这没什么了不起。战争就是战争。艰难时期终将过去，我们会生出更多的孩子。”（译注：毛泽东的原话似乎是“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其实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虚张声势，或者说是“进攻性威慑”。
　　
　　基辛格的某一段论述，不仅美国的谈判家们应该仔细研读，美国商人们在到达北京之前也应该认真品味，“中国谈判家们的外交策略是将政策、军事和心理因素交织在一起，综合为一个总体战略设计。”而相形之下，美国的外交策略则是“一般来说，倾向于……‘灵活’；他们总觉得必须通过新提案打破僵局，无意中又制造出了新僵局，又因此衍生出新的提案。基辛格暗示，美国人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一些东西，尤其是孙子兵法中“势”的概念，意为全局战略形势中的“潜在力量”。美国人倾向于制定包含十项不同内容的议程，并将其作为互不相干的问题逐一处理。而中国人则把这视为一盘棋。我们总是急于求成，因时间流逝而焦躁不安。而中国人重视耐心；正如毛泽东对基辛格所说的，他们以千年作为时间单位。
　　
　　这些根本上的文化差异可能在未来加剧中美两国的冲突，基辛格警告：“当中国的先发制人观点遭遇西方的威慑概念，会形成恶性循环：在中国语境下的采取防御战术，可能会被外面的世界嗅出挑衅的意味；而西方的威慑理论在中国会被解读为合围之势。在冷战期间，中美一直围绕这个怪圈斗智斗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还没有找到克服这一障碍的方法。
　　
　　中美会再次交恶吗？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基辛格提醒我们，100多年前，德国在经济和地理政治上的崛起对英国构成了威胁，才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再者说，上世纪七十年代促使美国和中国最终合作的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中国人称之为“北极熊“的苏联，而现在苏联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还有极其复杂、棘手的历史问题——台湾和朝鲜。中美的结合——“Chimerica”（译注：可理解为“中美共同体”）是一场不太你情我愿的经济利益联姻，一方力求节俭，一方竭力挥霍。
　　
　　用基辛格自己的话来说，中国的崛起会“导致国际关系再度两极化”，引发新的冷战（也可能是“热”战）。《中国梦》的作者刘明福此类的民族主义作家敦促中国从“和平发展”向“军事崛起”转变，并期盼中国和美国进行一次“世纪对决”。在华府内部——很显然，包括奥巴马政府，也有人热衷于对中国采取对抗性姿态。
　　
　　尽管如此，基辛格充满希望的认为，冷静理智最终还是会在中国占上风，理论家郑必坚主张“走新兴大国从未走过的道路”，“不重蹈德国发动世界大战的覆辙”。而照基辛格看来，美国不要“在遏制中国的基础上处理亚洲事务，或者纠集一些民主国家挑起意识形态之争”，更高明的做法是与中国合作建立新的“太平洋共同体”。
　　
　　四十年前，理查德·尼克松比其他人都更早的预见到中国的巨大潜力。他陷入了沉思，“你好好想想，如果这片大陆的政权掌握在能使政府系统运转良好的人手中，会发生什么？我的上帝……世界将无人与之匹敌。我是说，8亿人共同在一个良好系统下工作……他们必将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这个预言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应验了。事实是，现在中国的崛起已经称为美国的福祉，基辛格的工作没有种下祸根。通过这本书他为继任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指导，以延续他所开辟的中美“协同进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