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前，我给身在湖北的父亲打了一个电话，问他今年有没有月饼吃，父亲说，有，但他不吃月饼。我又问父亲，你能记得我小的时候吃月饼的情形吗？哪怕一个场景也行……父亲想了一下，却说不记得了。我又追问，我小时候到底吃过月饼没有？我到底是多大才第一次吃到月饼的？父亲说吃过吧，他又说，肯定吃过的。最后还补充道，那东西不好吃……
　　
　　我不再问了，感觉八十多岁的父亲把现在的月饼同那时的月饼混在一起了。其实，我自己也有点想不起来，所以才问他。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月饼对于我，都是像白糖与桔子罐头一样好吃而稀有的美味佳肴。我依稀记得，我们那小地方的月饼，馅儿都如记忆一样散落，整理了很久，还原出的第一个完整月饼，竟然是1983年到了上海复旦大学第一年，与同学们一起过中秋时，桌子上摆出来的一个个完整的月饼，那年我18岁。在那之前，我顶多吃过父亲分给我的犹如小月牙儿一般的一小块月饼，从来只是吊起胃口，没有满足过胃口……
　　
　　后来，关于月饼的记忆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乱了。从单位发月饼，到有求于我的人送月饼，再到后来，亲戚朋友的月饼也都多了起来……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月饼已经很难再在记忆中占据一席之地了，倒是出国后，有几个在国内的情景常常浮现脑海：家里到处都是月饼，不知道怎么处理；决定要给领导或者“重要关系”送几盒月饼，感觉别人送来的那些档次太低，于是专门从香港带一些回来，等送到领导家，竟然发现人家家里堆积如山的都是香港的名牌月饼……
　　
　　那时，每到中秋，家里的月饼都送不出去，于是打开一盒又一盒，这个咬一口，那个咬一口，看看哪一个不那么甜腻，就留下来当早餐；再下来就是中秋节过后的一个多月里，每次去倒垃圾时的记忆，都能看到有邻居丢掉的已经开封或者原封未动的月饼……
　　
　　到了国外才有了这些记忆，可能是因为在国外过中秋时，没有人送月饼了，得花美元或澳元自己买，一盒一般的月饼都要20到30美金，买回来只是让儿子们知道中国有一个和月亮与糕点有关的节日：月饼，让你在填饱肚子的时候仰望星空……
　　
　　我们家总是买我最喜欢的五仁月饼，可惜，我那个有一个很传统的中国小名的儿子“铜锁”，真是“浪得虚名”，一开始就对这种圆圆的糕点抱着“外国货”的怀疑目光，用刀叉把它们解剖似的打开来，再把那馅儿挑出来，捣碎，数着里面到底有没有五种“仁”……之后，照例是以“此物不适合吃”的借口，丢掉了。
　　
　　后来我回国了，惊叹于月饼市场的丰富多彩，也更加惊叹于这种消费与浪费。我以前出国前留在脑海中的印象更加夸张了，一些亲戚朋友家里收到的月饼更是“汗牛充栋”。就连我这个没什么权力的人，也总能够收到好多盒月饼，而我又无人可送。
　　
　　大概是六年前，当时我还住在白云区汇侨新城，正在创作《致命系列三部曲》，心里一直惦记着中国的弱势群体与农民工（当时普遍称为“盲流”）。中秋快到了，我房间里有四盒月饼，有一次又收到了一盒月饼，我掂上楼时碰上了门卫，我们关系一向不错。我当时就把月饼送给他，那是一盒大酒店的月饼，他不敢相信地看着我，几乎忘了说谢谢……回到房间，我高兴坏了，马上又拎了一盒去送给对面停车场守门的那一家人……后来他们两位都告诉我，有名的月饼就是好吃，原来这竟然是他们第一次吃到这种正规的一百多元一盒的月饼。
　　
　　从那以后，我每年除了留下自己的一盒月饼，以及孝敬父母和亲戚的，只要有多的月饼，我都会送给周围的他们——“他们”就在我们周围，但不属于“我们”中的一员，他们是守门的，他们是那些清洁你们小区的，他们是那些给你送水送煤气的，他们是收破烂的，他们是那些农村来卖菜的，他们是那些你在路边见到的但你从来不会想起来的……意识到“他们”的存在，让我这些年不至于行差踏错。偷偷送“他们”这样一盒月饼，多少能够在我心中打破“我们”和“他们”的界限，大家一起过中秋。当然，我现在每年得到的月饼也不是很多，最多一年也才送出了四五盒，可这几乎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
　　
　　你也许要说，现在谁没有月饼吃？应该送给贫困户，或者乞丐流浪汉吧？你错了，其实我们周围的他们，其中很多根本没有拥有这种盒装精致月饼的条件，有些甚至没有吃过。
　　
　　就在这两天，就在我住的广州不算差的番禺丽江花园这个小区里，我连续对身边的“他们”做了一个小调查，他们平时就是我聊天的对象，他们中的不少都是我的朋友，我还抽空到两位租住的小屋子里去看过……我了解的这几个，工资都在一千元左右，他们之所以不嫌少，是因为他们有“合法”的机会收集这个小区的垃圾桶里的空瓶子，那可以每月多给他们增加上百元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