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自从2010年春我的《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台湾版名称为《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虽然大陆索求的专业、非专业人士很多，但碍于海关之封建割据，本书难以一睹。时常有出于社会公义之朋友，希望我能将部分内容提供到网络，以使较多的读者共享。犹豫至今，方决定选择部分估计可在大陆发布的章节，陆续以单列文章标题在博客登出。有本说明者，即为该书节选。
　　
　　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提出“蒋介石放走共产党”，这个观点流传越来越广。她最重要的依据是斯大林用蒋经国作人质，换取了“蒋介石放走共产党”，但相应的理由并不充分。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几乎所有在苏联学习的人都是“人质”，蒋经国自然也不能例外，正因为如此，据盛岳回忆，不仅蒋经国在苏联时是个反蒋介石分子，而且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也是个反冯玉祥分子，连被冯玉祥派去苏联学习的鹿钟麟将军都要声明“我鹿钟麟一旦回国，必将竭尽全力来解放工农，要是我变成了反革命，我要求你们大家打倒我”。但是，蒋经国这样的人人身也是特别安全的，当蒋经国发表反父亲蒋介石的声明后，一时成了英雄，以至于盛岳妒忌地说：“一夜之间，他成了一个有名的大红人，而倒霉的是我们没有一个象蒋介石那样的父亲。”其实，蒋经国人身的安全性在根本上并不取决于他是否反蒋介石，他因反蒋介石而在莫斯科成为红人是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儿子，他人身的安全也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儿子，他的“人质”性同样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儿子，因此，蒋经国的人身问题取决于中、苏两国的利益关系。此外必须注意到，当蒋经国成为“有名的大红人”时，正是苏联与南京政府闹崩的时候，蒋介石并没有因为儿子在莫斯科而不清党，中共的问题并不能成为蒋经国人身安全的砝码，如果把蒋经国人身问题看成左右中共命运的因素，甚至是主要的和关键性的要素，既看低了斯大林，也看低了蒋介石。蒋经国作为中、苏两国之间的“人质”因素，只能存在于两国利益的交换中，具体说来，最主要就是在对抗日本的问题上，而且，这个因素也是极其微弱的，在斯大林和蒋介石这两个枭雄之间，不具有任何可以要挟的意义，不可能成为蒋介石放走不放走中共的要挟。
　　
　　本书前面已经说了，当日本对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侵略严重化的情况下，苏联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抵抗日本的中国政府，因此，就需要日益消耗中国政府的中共红军走向失败，以维护中国政府的国力。为此，莫斯科对中共施展了促成其失败的阴谋，这一阴谋在1934年8月告了一个段落。1934年8月，当共产国际通过中共上海局给了中共一个批准其“突破”的含糊其词的电报后，以盛岳为书记的中共上海局突然因为叛徒“出卖”，神秘地被国民政府破获并捣毁了与莫斯科之间的无线电通讯系统，这样，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也就中断了联络，中共中央自建党以来第一次象脱了线的风筝，莫斯科任其自己去飞了。莫斯科真的没有办法联络中共吗？要知道，当中共上海局被摧毁，莫斯科的远东情报系统包括在中国的情报系统只是被逮捕了一个负责人，基本没有受到破坏，而且，以浦修人为负责人的中共临时上海局也建立了起来。莫斯科曾派了一个叫纳尔逊的美国年青人送了五万美金和一封信到上海，交给了一个叫汉斯的德国人和一个叫埃伯特的俄国人，信的内容至今不知，但至少莫斯科在中国的情报人员随后并没有什么行动。莫斯科手上掌握着不少中共分子和组织，特别是在中国北方，有不少中共地下人员仍然受着莫斯科指挥，而在苏联，更是专门养着一批中共分子，中共特工新秀康生也正在莫斯科，莫斯科如果认为需要保持或重建与中共的联络并继续指挥中共，可以采取主动行动的空间是非常大的，但莫斯科并没有采取主动的行动，没有及时派人去寻找、联络“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和红军。
　　
　　李德认为1934年10月进行“突破”时的中央红军野战军并不是一支被打败的军队，留下主持军事的龚楚也承认即使“突破”后留下的红军也仍然很强大，也就是说，当莫斯科在与中共中断联络时，在表面上中央苏区是很强大的。不仅强大，而且比之前四次反围剿时期，甚至可以说是红军得到壮大了。因此，中共就无法将之后失败的责任归到莫斯科头上。但头脑略清醒的人都已经知道，中央红军的最后失败已经是被注定了，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实在是太需要及时中断与中共的联络了。一支八万多的大军，而其中没有枪支的人员有三万多，在重重包围中进行突破，失败是必然的。1934年8月当接到中共中央关于“突破”的决定，莫斯科的目的也就完全达到了。这时候，对莫斯科来说，根本不需要与蒋介石达成一个什么“放走共产党”的默契或交易，而是彻底放手，让蒋介石去消灭中央红军乃至中共中央。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消灭中共及其军队有过实质性的干涉和施压，苏联需要的是蒋介石尽快结束这一内战，以便集中精力对付日本。但蒋介石实在不争气，把这一内战打成了持久的追剿战，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
　　
　　在中共能否应付蒋介石追剿的问题上，实际上莫斯科是深有远虑的。莫斯科既要让中共失败，又要保留中共，以备将来利用中共牵制中国政府。莫斯科长期来在中国北方进行了大量活动，悄悄培植中共势力和组织，并已经利用冯玉祥系的掩护和合作，形成了一个可以向北退入蒙古的陕北苏区和一支红军。在中国，政治上莫斯科扶植着以宋庆龄、邓演达为首的亲苏联政治派别，军事上则与冯玉祥系保持着密切关系，并越来越拉拢失去了东北的张学良系军人。在中共内部，莫斯科最后的准备手段是将一批中共要员养在苏联，中共政治局成员养着王明和康生两位，这样，即使中国国内的中共中央彻底被消灭，莫斯科也可以随时重建中共中央。而在国内的中共人员里，莫斯科对中共国外帮的能力始终留了一手，尽管不满，但一直维护着两个能力最强的国内帮领袖张国焘、毛泽东不被彻底打击，以增加中共得到生存的几率。对莫斯科来说，既要让国民政府消灭中共红军主力，也要保留中共组织乃至希望保留部分红军，至于保留到什么程度，则是放任，让国民政府自己去发挥，让中共自己去挣扎。莫斯科暂时只要袖手旁观就可以。反正，国民政府消灭了中共中央，莫斯科还可以重建一个中共中央；国民政府消灭了中央红军，还有任弼时、贺龙的红军和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红军；即使都消灭了，还有陕北刘子丹的红军。从基本的逻辑上说，从中央苏区“突围”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只是中共和红军的一部分，莫斯科根本没有任何必要为其生存与蒋介石进行交易，也不存在蒋介石要把这股人当作整个中共和中共红军“放走”的问题。
　　
　　那么，蒋介石是否是利用逃跑的红军一路跟进，以解决控制西南地方势力的问题呢？这是最容易引起误解的，因为，客观上蒋介石在追剿红军的过程中，也对西南地方势力予以了控制。但是，这仅仅是追剿红军过程中的副产品，而不能理解为是蒋介石的目的。从之前、之后蒋介石与中共武装的作战来看，蒋介石实际上至今没有找到对付中共武装战术的办法。第五次反围剿蒋介石之所以取得胜利，是靠持久的堡垒战稳步推进实现的，这种战术消耗非常大，而且，一当红军“突破”后进行大幅度运动，蒋介石的这种战术就难以充分展开，作战效率极其低下，围一次被红军逃一次，红军停下了就再花大力气围，实际上，“长征”中最辛苦的并不是红军，而是国军。由于没有找到对付红军战术的最好办法，国军就只能盯着红军围堵、追剿，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客观上也就只能采取梯次追剿的办法以降低军队的消耗，从而在追剿中留下了一部分军队在当地。也就是说，蒋介石是为了消灭红军而顺便控制了地方势力，而不是为了控制地方势力而故意放红军逃跑，这种逻辑顺序是不能颠倒的。如果蒋介石是为了控制地方势力，那么，当红军进入贵州、云南后，蒋介石就已经达到目的，完全应该是在贵州和滇东北就把中央红军消灭掉了。至于四川，那里有张国焘的借口，蒋介石完全没有必要让中央红军与张国焘会师。可见，说“蒋介石放走共产党”是理由不充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