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公务员录用考试十分火爆，舆论颇多负面议论，比如有人说，“公务员热”会阻碍中国发展。对此，国家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负责人辩解说：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就是给所有人以公平竞争的机会，确保把优秀的人才招进国家机关，为国家经济建设发展服务，这只会促进国家的发展，何谈阻碍中国发展呢？
　　
　　我们认为，这样的辩解站不住脚。
　　
　　暂且不论歧视之嫌，让我们承认人与人之间在智力、能力上确实存在差异。那么可以说，在几乎所有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大体上不在政府机关，而在政府之外。这样的事实其实可以转换成一个关于社会治理的规范性命题：一个治理优良的国家，最优秀的人不应当全在政府机关，而应当在社会各个领域中。这应是社会成员能力的合理配置原则。
　　
　　一个国家要维持其繁荣，要向前发展，就需要生产财富，需要教育、科学、学术等事业。它们就是繁荣与发展本身。如果国家是个生命体，它们就在生产和输送营养。一个国家要想肌体健康、健壮，就需要其社会中最优秀的成员从事这类创造性、生产性活动。
　　
　　这类创造性、生产性活动要顺利进行，需要很多条件。这包括有一个有管理能力的政府。政府可以执行正当行为规则体系，这有助于维持和平的社会秩序，从而可以降低人们进行合作、交易的成本，提高人们从事创造性、生产性活动的效率。
　　
　　但无论如何，对于一个国家的身体来说，社会成员的创造性、生产型活动才是生命之本。归根到底，政府不能够创造、生产国家这个生命体维持其生存、发育所必需的一些东西：比如，它不能生产出汽车、电脑，也不能生产出小麦、大豆。政府的作用只能体现为向从事创造性、生产性活动的人们提供必要的、恰当的服务。
　　
　　从这个角度上看，政府不全需要一流人材。一流人材的特征就是具有较高创造性，而从事创造性、生产性活动恰恰就需要创造性。这样的人进入创造性、生产性领域，不仅自己的人生价值可最大限度地实现，也可以增进社会的利益，健壮国家这个生命体。至于政府官员的活动，在正常情况下，不过是在法律和给定的制度之下按部就班。从事这样的工作，很多时候不需要创造性，用不着具有创造性的人承担这样的工作。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不少优秀人士脱离权力领域，转向商业、文化等领域，从而有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社会繁荣，尽管政府一枝独大的局面没有根本改观。新世纪[26.492.56%]以来又出现了明显的逆转，日趋严重的“公务员热”显示，社会上最有才能的人再度迷恋政府。
　　
　　这样的趋势与经济领域的“国进民退”互为表里。这两种现象其实都意味着，社会成员从事创造性、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在上升，空间在缩小。或许可以推论，国家这个生命体所能获得的真正有益的营养，近些年来正在减少。而妨碍了这些营养的生产，截流、汲取了这些营养物的人，正是部分政府官员。也正是这一事实，推动了高烧不退的“公务员热”。
　　
　　换言之，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务员热反映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人们也早就敏锐地知道了这个现实：部分官员可以滥用权力，获取巨大个人利益。比较各个行业，公务员的名义工资绝不算高。那么，人们何以狂热地报考公务员，甚至不惜花费巨资成为公务员或寻求升迁？显然是为了获得名义工资之外的金钱或实物收入，这其中既有因制度不健全而获得的灰色收入，也有践踏制度而获得的黑色收入。
　　
　　当然，部分官员之所以能够这样做，皆因为政府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监督。古往今来，当政府权力未得到有效约束的时候，权力给个人带来的利益就会超出其他领域，大量优秀人士就会涌入政府，从而对社会的创造性、生产性活动产生挤出效应。更进一步，这个时候，进入政府的人越优秀，权力败坏的程度可能就越严重。因为，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时候，官员们的聪明才智不会用于服务社会，而会大量用于为个人寻租。也就是说，它有可能对社会中勉强维持的创造性、生产性活动造成妨碍、伤害。“公务员热”的另一面一定是，公务员偏离其服务社会的本分。
　　
　　因此，“公务员热”是政府权力畸形膨胀的产物，从而让国家这个生命体的生命力枯萎。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国家，“公务员热”都清楚表明：国家病了。明智的态度是赶紧医治。如果讳疾忌医，甚至把局部的畸形膨胀当成身体健壮的表征，病情只会加深，以至于病入膏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