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各地的“民工荒”再次出现，和以往不同的是，历来作为“农民工”输出地区的中西部也加入了“农民工”的争夺行列，这使得东部的用工缺口尤甚以前。
　　
　　东西部争夺“农民工”，这在近现代中国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件，笔者甚至认为，目前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对于东西部争夺“农民工”的重大里程碑意义并未给予高度的关注。目前关于此事的解释大体有三大理由：一是东部产业的西转，这是近年来国家根据东西部区域经济的差距做出了产业代际的转移战略，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使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明显增长，比如，富士康的转移，带动的劳动力的转移是很明显的；二是东西部的“农民工”工资差距在缩小，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显示，东部地区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而5年前东部地区工资比西部地区平均高15%.也就是说，东部在享受近30年的低工资的发展模式之后，这种人口红利的廉价发展优势只具有国际意义，在国内已经没有任何区域竞争的优势；三是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日渐趋近，农民工的总体供应逐年递减，有关的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高峰时供应量减少了600多万人，三年差不多少了2000万人。
　　
　　笔者认为，以上诸种对东西部农民工争夺战的原因分析，不无道理，但如果将这个现象仅仅归因于产业转移、工资地区差距的缩小和人口红利的丧失，恐怕低估了其对中国经济的重大意义。东西部农民工争夺战的出现，和当年小岗村的变革一样，既是农民救自身之举，更是通过他们的“私力救济”行为，推动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举动。东西部农民工争夺战更多的折射出东部在产业升级方面的滞后，在西部发挥“后发优势”追赶的过程中，东部多年来却依然依靠资源耗竭、廉价劳动力的懒惰发展模式获得利润，既没有产业升级的动力，也没有产业升级的必要。尽管多年来，学界、业界都在呼吁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都在呼吁推动中国产业的升级，结束以前不可持续的发展路径。但事实上，由于路径的依赖和各地投机取巧乃至于忽略农民工基本诉求的侥幸心理，东西部的产业升级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
　　
　　但是，农民工自身的“升级”走在了东部产业升级的前面。应该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新一代的农民工无论是在年龄、知识结构，还是价值观等方面已经完全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从年龄而论，农民工的大部分以80后和90后为主，这个群体的特点是文化层次比较高，在生活观念和权利观念上很显然不同于他们的父辈，而且，相当一部分从小跟着父辈在城市的边缘地带生存，他们身上既有父辈留下的痕迹，更有彻底摆脱父辈们艰难生活、融入主流城市生活的愿望。很显然，这是一个身份与思想割裂的主体，他们以农民的躯壳，怀揣着城市人的梦想，对于他们而言，生活的意义已经不是在一个生存环境恶劣的企业里养家糊口。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生存能力和劳动技能甚至比部分大学生都要强，对这些农民工来说，就业对他们而言已经是一个多项选择题：在企业薪酬很低，工作环境很差的情况下，他们会主动地有意识地做出其他选择。
　　
　　就此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民工荒”事实上成为倒逼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最有希望的自发性力量。其实，无论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发展模式的转型，本质上都是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是财富的重新分配。在时下利益博弈日趋尖锐的情况下，政府的强制性政策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成效不会太大。而只有这种自发的、结构性的变迁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利益格局的重整。除此之外，西部通过这几年的追赶，通过复制或者拷贝东部的发展方式，在劳动力需求方面大大增加，这样，使得在产业升级方面乏善可陈的东部在农民工争夺方面具有了竞争者，这种竞争的倒逼将使得东部要么放弃目前的发展模式，要么彻底被西部超越，而不是依然靠以前的廉价劳动力的模式生存。在今年的地方两会上，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前几年对劳动法和农民工工资的疯狂叫嚣，就是很明显的例证。
　　
　　让东西部对农民工的争夺更猛烈一些吧，这是肯定要写入中国经济史的里程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