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莎莉聪明，学法律的，脑子转得快，表达能力强，说起话来小嘴儿“巴巴的”，头头是道，旁人想插句话都难。大学毕业后在律师事务所找了份工作，又是考验智力的活儿。后来下乡当了村官，这聪明劲儿很快便让她尝到了甜头，当然，也陷入过“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窘境。
　　
　　谌莎莉在江西省赣州市区长大，从小就听父亲在耳边唠叨“人家农村孩子一碗泡菜萝卜干吃一星期，哪像你啊……真应该让你去农村吃吃苦，锻炼一下。”2008年，她在报纸上看到省里选聘大学生到村任职的消息，便毫不犹豫地放下律师“饭碗”，报了名，被分派到赣州市宁都县固村镇回龙村任职——也就是当年父亲随爷爷“下放”的地方。
　　
　　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团支部书记兼妇女主任做了一年多，谌莎莉真把回龙村当成了自己的家。逢生人便介绍，“我们村是个大村，20个村小组，农业人口2883人……”就是这个“大村”，当初也让初来乍到的她“晕”过一阵。
　　
　　刚到村的时候，有一次去镇上开会，闲聊中她问，“回龙村这么大，就这么几个村干部，怎么忙得过来？”“当然是靠村民小组组长了！像你们村这种大村，小组长还有工资拿呢！”镇领导笑着给“小菜鸟”指点迷津。
　　
　　谌莎莉记下了——要想做好村民工作，先跟小组长搞好关系。回村后，正赶上村民兵营长要在村里发放妇女环孕检通知单，谌莎莉赶紧凑上去，“要不你带上我吧，你把通知放摩托车上很容易被风吹走的！带上我，我帮你拿着！”民兵营长想了想，乐得多个助手。谌莎莉就通过这次机会，认全了村小组组长，并建立起最初的信任和友谊。
　　
　　初到农村，不识村情的谌莎莉给自己制定了“三步走”战略，首先就是“笑”。这年轻的笑容像春风一样吹进了每个人的心坎儿里。慢慢地，村民跟她熟了，都说“新来的大学生人好、没架子、见谁都乐呵呵”。然后是“走”，到村民爱去的小卖部和大家唠唠嗑，给老人捶捶背，帮女人抱抱孩子。三是“贴近”，拿村民当亲人，把自己的智慧转化为生产力，帮大家解决困难。
　　
　　谌莎莉见村民法律意识淡薄，决定办个法律知识讲座，请谁来讲、预算多少，她把一切都筹划好，就等村支书拍板。一次，她在镇政府巧遇支书，就把想法跟他说了。没想到支书反应冷淡。“小谌啊，没用的，他们不会来听你这个讲座的。”“会的！我走访的时候征求过意见，大家都很欢迎啊。”谌莎莉据理力争，可支书就是不松口。就这样，谌莎莉跟着他在镇政府里串了几个办公室，也争了一路。
　　
　　到最后，村支书干脆沉默了，脸色也很差。谌莎莉想不通：主意很好，村支书也一向支持自己，这是怎么了？她委屈地哭了，这还是她到回龙村以来第一次哭鼻子。
　　
　　后来又到镇里开会，听大家唠嗑，有人说起邻村的事情——年轻的村干部仗着自己有知识有文化，撇开村里的老人们单干，导致村干部间矛盾重重，各自为政，村民上来反映问题就互相推诿，有些事谁都想管，有些事又谁都不愿意管。村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只好上访，影响了村里的稳定。
　　
　　“邻村的故事”给谌莎莉上了一课，她开始反省：“其实那次我找支书谈事情的时机不对。支书原来跟我提过有些村民在外面懂了些片面的法律常识，回村闹事影响团结。我筹划讲座时，正是农忙时，本来矛盾就多，如果讲了法律常识，又没讲透，确实很容易造成混乱局面。”谌莎莉说，“而且，我最不应该的就是在镇政府追着他说这些事，影响他在镇政府办事。”
　　
　　她在日记中写道：“大学生‘村官’目前无论身为党支部副书记，还是村委会主任助理，都是辅助性职务，处理日常工作事务时是配角，而不是主角。在村工作中要服从村主要干部的领导、指挥，而不能与村支部书记、村主任争权、比位。找准定位，是大学生当好‘村官’的前提。”
　　
　　这定位其实挺矛盾。把自己摆在辅助性的位置上，是否违背国家选派大学生到村任职的初衷？是否会造成工作中的畏难情绪，缩手缩脚，毫无创造性可言？
　　
　　“对我来说，绝不会。”谌莎莉狡黠一笑，“我该提的建议还是照提，该策划的活动也照样策划，只不过嘴上多几句请示，另外，事情干出了成效，自己绝不居功，对村民们说起来，就把功劳都归于村委会呗。”
　　
　　本着这条原则，她为村里办了几件大事，比如建立心灵倾诉室，向留守妇女宣传自我保护知识；给村小学代课，引导孩子们回家宣传计生、医保政策；发放关爱妇女调查问卷，向县里争取妇女体检机会，等等。
　　
　　最近，谌莎莉与团宁都县委一拍即合，准备在回龙村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活动。活动方案落地后，她找村支书汇报：“书记，全县只选了两个村搞活动。团县委说了，选中咱们村都是因为您平时工作做得扎实。书记啊，这可是件大好事！您给村里再办件好事，村民都会记住的！”
　　
　　一番话，支书笑了，活动批了，回龙村的孩子们就快能收到崭新的手套、耳套和一份农医保保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