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中国目前有百万“蚁族”大军 《蚁族》主编廉思认为，“80后”已经分化为“富二代”、“海归”、名校精英和草根“蚁族”等多个层次，每个“80后”都应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作为国家级课题《潜在危机：中国“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的项目主持人，廉思带领着课题组和深访团队花费两年时间进行实地调查，撰写了有关这一群体的报告，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随后，作为对这一课题研究的总结，由廉思主编的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蚁族》一书出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巨大关注和持续探讨。

　　“蚁族”，是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廉思日前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却从事着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们，主要居住在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月均收入低于2000元；年龄集中在22岁至29岁之间。他们中有九成人是童年时曾被称为家中“小太阳”“小皇帝”的“80后”。

　　“‘天之骄子’的光环不再加诸他们头上，他们比普通人有着更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和无法释怀的青春梦想。他们代表着我们这个社会不能忽视也不应忽视的群体，他们揭示了一代人的痛苦、无奈和彷徨。” 廉思说，《蚁族》揭示了“80后”最真实的生活和奋斗状态，也让我们带着全新的目光去认识“80后”的坚强与担当。

　　走进唐家岭：“80后”调查“80后”

　　《蚁族》一书出版后，“蚁族”们的生存和生活状态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2009年百度关键词搜索量排名中，“蚁族”仅排在“甲流”之后。该书的主编廉思随之踏入了“公众人物”的行列，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感叹“真没想到自己会这么火”。

　　谈到缘起，同为“80后”的廉思说纯粹是出于好奇。一个偶然的机会，一篇报道引发了廉思对聚居在北京海淀区唐家岭地区的大学毕业生们生存状况的关注。

　　那是2007年的夏天，信手翻来一本杂志，杂志中有篇名为《向下的青春》的报道瞬间吸引了廉思的目光。报道讲述了一个名叫李竞的大学生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真实故事。“文中，他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和无处寄托的青春和梦想震惊了我，我想，怎么还能有大学生在北京过这样的生活？”震惊之下，廉思决定亲自去看看。

　　唐家岭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最边缘的一个村子，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本村居民只有约3000人，却居住着4万~5万人，几乎全是落脚在合法或违法建筑内的大学毕业生。

　　以前也曾有人报道过唐家岭，但是仅限于那里的违章建筑多、环境脏乱差。但廉思却实地找到了另外的惊讶：“我觉得那里很不一样，房屋出租的广告上，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但是一定要有宽带。当时我就觉得，那绝不是一个农民村和民工村，那里可能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必须深入研究。”

　　2007年年底，廉思组织了一次针对这一群体的第一次大规模社会调查，调查队员和深度采访队员们也进了村。在那里，他们和每天如蚂蚁般忙碌的大学毕业生们同吃、同住、聊天，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奋斗故事，也见证他们的坚韧、迷惘和彷徨。

　　2008年8月，廉思自筹经费成立了由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生组成的科研团队。通过针对“蚁族”的第二次大规模社会调查，他们获得了有关该群体工作、学习、婚恋、业余生活、社会公正感、生活满意度、网络行为、心理健康等方面大量的一手数据和实证资料。

　　百万“蚁族”：读书改变命运？

　　廉思对本报记者说，在调研开始前，很多人不相信居然还有大学毕业生在北京过着这样的生活。“有刚加入调查团队的学生还问我，廉老师，这是不是真的？”

　　但这一切的确是真的。“生存之上、生活之下。”廉思说，“这些怀揣着梦想的大学毕业生们，满怀理想地走出校门，但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们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生活。”

　　尽管身处这里丝毫感觉不到京城的气息，但由于交通便捷、生活成本低廉、就业创业机会多，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怀揣梦想来到这里暂时安家。他们当中不乏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每月领着1000多元的工资，租着两三百元/月的床位，每天只吃两顿饭，到工作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

　　廉思在自己的调查报告中给他们概括出一个贴切而又让人心酸的称谓：“蚁族”。

　　郑章军，是最让廉思印象深刻的一位受访者，这个1982年出生的大男孩来自内蒙赤峰市林西县。郑章军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中还有一个弟弟。他北京科技大学本科毕业，专业是计算机科学。

　　小时候的郑章军很淘气，成绩也不好，但他有幸遇到了一位很好的语文老师。这位老师常常鼓励他。念五年级之前，村里没有通电，郑章军常常点着煤油灯看书。高三时，学习很紧张，父母很早就上炕休息了，他却从不觉得困——无论多晚才睡，第二天一早起床，又立刻精神抖擞。

　　“我懂事以后，一直都想着要考出来，从来没有变过。”郑章军说。2002年夏天，大学录取通知书快递到了林西这个小县城，村长亲自敲锣打鼓，把通知书从村口一路送到了郑章军的家门口。

　　两种前途：搬出“蚁族村”或回老家

　　2006年7月，郑章军大学毕业。踏出大学校门，他拦了一辆出租车，把一箱书和一箱衣服运到了位于二里庄小月河的亿展学生公寓，成为一名“蚁族”。

　　6人一间房，每人每半年付1350元房费，能在这个不到20平方米的地方找到一个睡觉的铺位，三张上下铺占据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间。某个夏日，下铺的室友一觉醒来，发现鼻子堵得慌——居然是一只小蟑螂爬进去了。他们下决心杀蟑除害，周末关上门，狂喷一通杀虫剂，下午回来一开门，“满地都是蟑螂尸体，一两百只都不止。”

　　郑章军家收入水平在当地中等偏下，除了学费，他不愿意再向父母伸手要钱。因此，本科四年，他几乎做过所有的兼职，派传单、家教、节日促销。如今，郑章军是一家国企的软件工程师。工作稳定后，郑章军还常在网上找“私活”，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干。

　　郑章军曾有个女朋友，“这个女孩起初说她不爱逛街，我们就开始谈恋爱了。谁知她其实很爱逛街。”女友承认自己很现实，曾说：“如果你今天买了房，我今天就嫁给你。”毕业后，女友回了江苏老家，郑章军留在北京闯荡，他们自然就分手了。

　　高中时，郑章军曾草拟了一份计划表，希望督促自己不断努力，“上大学——考研——工作两三年——出国继续学习——回国工作——从政——开自己的公司”。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份宏大的计划”，虽然不切实际，当时却有挥之不去的激情。

　　谈到目前的计划，郑章军一脸严肃，他的目标是开个小饭馆。他还计划5年内拥有自己的软件公司。到时，租间每月1000多元租金的房子，既能生活得更舒适，还可以作为办公场所。郑章军非常努力，对他而言，时间无比珍贵。

　　廉思介绍说，他们曾对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五个城市进行了抽样调查。据估计，全国约有超百万人次的“蚁族”。在北京，“蚁族”的数量约为十多万人；上海、武汉的数量也大抵如此。在北京，这些大学毕业生的主要聚居在城乡接合部；在上海，大多聚居在被分成数个格子间的公寓里；而在广州，“蚁族”则主要聚居在城中村。

　　“蚁族”以5年内毕业的大学生为主，毕业不满一年的人最多；毕业5年以上的，只占6.8%。“5年是个坎，三十而立，经过5年的打拼他们不可能再漂了。”廉思说，5年后，对“蚁族”来说只有两种前途：混得好些的，搬出聚居村，搬到北京北五环外回龙观、天通苑等地，七八人合租一间三居室，两人一间房；或者回老家。

　　“蚁族”心态

　　廉思认为，对“蚁族”的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和其他弱势群体大不相同。“蚁族”们受过高等教育，会逐渐成长并进入社会的“准精英阶层”，而一个人年轻时的经历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的心态。“试想一个人在年轻常遭到冷遇，或自认为被社会鄙视、常遭到不公待遇，那么，当他进入四五十岁，事业获得成功后，他会如何看待和回报这个社会？如何教育自己的下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讲，关心‘蚁族’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

　　《蚁族》一书出版后，廉思接到了很多“蚁爸”、“蚁妈”的电话。一位“蚁妈”说她流着泪读完了整本书，说她不会再让自己的孩子在大城市里做“蚁族”。女友曾对郑章军说过的那句话“如果你今天买房，我今天就嫁给你”，也在网络上引来无数回帖。

　　电视剧《蜗居》的热播使一些重要问题得到了凸显，道德的坚持还有没有意义？什么是幸福？如何才能成功？有车有房是否就是成功？如何追求自己的幸福？

　　有家难回

　　根据调查组的研究分析，“蚁族”产生的原因，既有国家就业形势严峻、大城市吸引力强大、大学生择业观相对滞后、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有差异等宏观因素，也有城乡接合部或城中村生活成本低廉、追求群体认同等主观因素。

　　尽管日子清苦，不到万不得已，“蚁族”从不愿意离开大城市回老家。

　　“有些人说让‘蚁族’回家。让他们怎么回去？”廉思说，据调查，“蚁族”中50%以上来自农村，20%来自县级市。“也就是说，八成以上的‘蚁族’来自农村和县城，来自省会和大城市的‘蚁族’不足7%。他们是典型的‘穷二代’，很多家庭年收入不超过5万元。一个‘蚁族’从家里出来，身上肩负了父母的希望、弟妹的嘱托，和全家的期望，他怎么能回去？”

　　在调研中，他们曾做过一次问卷调查，问这些大学生们“你留在大城市的原因有什么？”“蚁族”们的选择包括：为了梦想，希望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为了父母，要把父母接来大城市一同生活；为了下一代，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为了爱人，大城市机会多等等。

　　“你会发现这些选择几乎都是在为别人着想，很少是为自己。所以说，‘80后’身上体现了一些特别传统的东西。”廉思说，这反映了相当一部分“80后”最真实的想法和生存状态，他们既不是人们以前所说的是“自私的一代”、“不负责任的一代”、“最放纵的一代”；也不是光鲜亮丽的“鸟巢一代”、“奥运一代”，他们有彷徨、有迷茫，他们也坚强，同时又在为梦想打拼。

　　“很多蚁族对我说，他们的梦想是3年买车，5年买房。很多北京本地人都觉得难以实现这一梦想，尽管我们没有资格去评价‘蚁族’们选择的道路，但是，如果3年以后没有车，5年以后没有房，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个社会？梦想破灭了，他们该怎么办？也许到那时，他们的悲剧才刚刚开始。”

　　“蚁族”应提升自我实力

　　廉思指出，“蚁族”自身也要反思，是否应该对自己进行重新评估，自己的人生规划又在哪里？“不要给自己定一个过高的目标，如果你的目标是做‘比尔·盖茨’，那么工作一年后你就会发现自己不是离比尔·盖茨更近了，而是更远了。你既要有远大的目标，不沉沦于世俗，同时也要有具体的目标，要让自己觉得自己时刻在进步，这样，才会进入一种正向循环。”

　　廉思建议，政府应该增加对“蚁族”的职业培训。“蚁族”们通常一年换两三份工作，工资永远徘徊在1000元~2000元之间，他们迫切需要知识技能和薪酬待遇上的晋升。而根据调查，绝大部分“蚁族”都认为自己缺少知识技能、人际沟通技能等能力。

　　此外，“蚁族”们之所以不愿意回家，是因为二、三线城市和大城市差距太大。在二、三线城市，“人脉”更为重要，不少人即使回去了，也很难找到工作生存下去。国家应该加大对二、三线城市的扶持力度，缩小城乡差距，给“蚁族”回家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环境。此外，在廉租房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应有所倾斜，并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心理干预等等。

　　“蚁族”中九成以上为非重点大学、民办、专科学校毕业，学历对他们是一个根本性的制约。“蚁族”要发展，也应该努力放平心态、提高自身的实力。这也是很多“蚁族”目前正在做的。

　　廉思说，在北京唐家岭的“蚁族”中，不乏成功案例，一位连续5年报考注册会计师证书的女孩，如今终于如愿以偿地被一家瑞士企业录用，搬出了聚居村。

　　“80后”的层次分化

　　作为一名“80后”，廉思对于“80后”的未来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80后”不会像一些人所想的那样“立”不起来，他们一定会挑起建设国家的重任。现在看来，他们承担了许多本不该由这个年纪的人承担的东西。同时，在“80后”这一代人身上，也体现了很多迷茫、彷徨和无奈，体现了传统和现代的冲突。

　　“我相信，‘80后’这一群体可能会有几个不同的层次分化。比如，‘富二代’、‘海归’、以北大、清华等为代表的重点高校毕业生以及从底层开始奋斗的‘蚁族’等。这些不同层次的‘80后’对社会的理解也各有不同。”廉思说，对于“80后”而言，未来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能够凝聚共识，把他们的心凝聚到一起，才能真正做好事情。

　　目前，这种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别和认识差异很大，比如，对“富二代”而言，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资源，更容易成功；而对于像“蚁族”这样从社会底层开始奋斗的“穷二代”而言，他们只能依靠自己。但社会至少应该给予他们公平的对待，人无法选择父母亲人、家世背景、聪明才智，但每个人都应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平等的工作机会，这些是应该被保障的。

　　廉思向记者透露，《蚁族》一书目前正在筹拍电视剧，“我希望能够拍摄出‘80后’真正的奋斗。”

　　文/图 本报驻京记者赵琳琳 (署名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