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凡是到微软研究院来参观的客人，都会忍不住感叹：“这里怎么有那么多写字的白板？”有的客人坐在我们的休息室里，会惊讶地发现，就连手边的茶几都能“写字”。

    白板文化并不是我在研究院初创的。早在1983年，我在卡内基·梅隆读博士期间，瑞迪教授就已经在白板上和我讨论研究的方向了。很多美国公司都有白色的写字板，用特殊材料制成，可以用水墨笔在上面书写，之后可以轻松地擦掉。我认为这是工程师交流的最好方式。

    可以说，白板文化代表着一种开放的精神。它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大胆地说出来、写出来，而且允许犯错误，因为白板上的字是很容易抹去的。它更意味着一种团队精神，每个人都不是封闭的，你的思想可以建立在别人的灵感上。

    一个想法的好坏，一个研究方向能否成功，都靠研究员们的“灵光一现”。而在研究院创建之初，让这些聪明的中国人不分地点地交流、不分级别地辩论特别重要，因此，多装一些白板，成了我特别重视的一件事情。

    这个想法与亚勤不谋而合。他在回国之前就发邮件给我说，“开复，我习惯有一个能和几个人在一起讨论的办公室，我需要一个大一些的白板。我注意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办公室的白板都很小，我们是否有机会把白板变得大一点？”

    我马上给他回了邮件：“我们将打掉一面墙，为你建一个更大的办公室，大约20平方米（标准的办公室大约是13平方米）。明天就有家具公司的人来，给你的办公室配一个14米的白板！”亚勤回邮件时大叫，“嘿！14米！你在开玩笑吧，开复，那么大的白板可以延伸到长安街上了！”

    我这才发现，自己犯错了，赶紧回复：“不好意思，亚勤，白板不是14米，我搞错了，它大约3米宽、1.5米高。别为此不高兴，而不到中国工作了噢！呵呵。”

    多年以后，亚勤还经常调侃我，“办公室里的白板只有4米，开复，你还欠着10米呢！”

    为了让白板文化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还设计了“白板茶几”，摆在研究院的各个角落。有了“白板茶几”，研究员们围坐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可以随手把想到的要点写在桌上——桌上有嵌入的白板，那场面，就像“围炉夜话”一样。

    在我们最大的会议室“指南厅”里，可以看到正方形、长方形，甚至圆形的白板桌。还有整整一面的“白板墙”。触手可及、无处不在的白板，成了研究院的一种标志。

    有一次，微软研究院拍纪录片，请了几位摄影师来拍“工作情景”，公关经理尚笑莉建议我请几位研究员来做“临时演员”，演出一个讨论的场面。

    几位研究员被拉去做戏时相当不情愿。到了“火药库”，导演开始导戏，“你们就像平常一样，该怎么讨论就怎么讨论，不要看我们。”这时，一位研究员在白板上写了个问题，其他研究员很快聚在白板周围争论不休，完全忘记了旁边的镜头。片子拍完，摄制组都扛着摄像机走出希格玛了，他们还在那里激烈地争论。导演感叹说，“这些演员，表演太逼真了！”

    我总是觉得，细节能体现一家公司的企业文化。有些企业，布置得很奢华，老板的办公室比员工的要豪华得多，就可以猜到，它的等级观念可能很深。在我们的研究院，来访者看到那些白板，就可以感受到它鲜明的学术风格。

    后来，美国顾问委员会的教授来微软中国研究院参观时，看到研究院的“白板茶几”，非常惊讶。他说：“开复，这个构思真的不错，要不然，你寄一个这样的桌子到美国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