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品房经过了“黄金十年”的发展期后,保障房的重新崛起意味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回归房改的原点。但一面是中央高调建设保障房的决心,一面是任志强等人对保障房建设成果的现状担心,心与心的较量谁能占上风?在地方政府的利益纠结与制度缺失下,中国房地产真的会回归到“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的原点上?3600万套保障房会不会成为亿万百姓心中的“理想国”?会不会成为人们遥不可及的“乌托邦”?3600万套保障房“大跃进”最后会否是纸上谈兵?谁来保障这“3600万套”保障房?或许只有当未来成为历史的那一刻,答案才会揭晓。
一、3600万套保障房“画饼充饥”?
“十二五”开局之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中国计划在今后五年新建保障性住房3600万套,在住房中的覆盖率可以达到20%。仅仅在2011年,保障房建设任务大幅提高至1000万套,正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所言,今年保障房数量可能将首次超过商品房。
“3600万套”是一个什么数字概念?“3600万套”或许与对保障性住房的极大需求相比仍然是算不得什么惊人的数字,可回想过去保障房无论是建设速度还是数量恐怕将会对这“3600万套”不敢小觑了。
不说远了,就拿去年保障房建设来说,今年大手笔的“鸿篇巨制”就足以让人为“3600万套”拍手称快了。2010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高达2.9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但其中仅有463亿元用于廉租住房保障支出,占比不足1.6%。
未来五年,中国政府计划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资金筹措必然会成为一大难题。地方的巨额土地收入如不能及时输血保障房,保障房的建设情况令人生忧。
而瞬间爆发的“3600万套”会不会由此引发大跃进时代的来临?此担心并非多余,任志强就放话认为,3600万套保障房是大跃进,目标很难实现。地方政府很难将高价的土地用于保障房建设;今年完成1000万套任务,地方政府需要配套4000亿的资金,地方政府的财力很难跟上。
大跃进时期有一句著名的言论,那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许多人认为,3600万套保障房又是“人有多大胆”的翻版,不但搞笑,而且没有多少人会相信,这是中央政府给中低收入家庭在墙上画的一张饼,饥饿的人们能否将信念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大饼,还需要画师的功力。
亿万双眼睛盯着的保障房能不能从愿望变成现实,更体现了国家执行力的强弱。
而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原总裁孟晓苏则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中央的做法,他表示,政府现在力推保障房项目值得称道,“政府去年做得不错,580万套保障房目标完成了370万套,这叫‘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他认为中央政府是有意把标准定高,以得到中间的结果,今年1000万套和十二五期间3600万套的目标也是如此。
无论是大跃进的说法还是中央聪明之举,无不体现了保障房建设的难度。可见,中央政府对目前保障房建设落实情况现状的深刻了解。
有目标不错,而且初衷也是好的,可惜不知道人们该如何理解这“3600万套”。严重脱离实际的目标让百姓是真的能望梅止渴还是信心丧失殆尽?恐怕还不好说。但愿这目标能实现,而不是出现大跃进的效果,再不济能达到如孟晓苏一样的预期也算阿弥陀佛了。
二、保障房建设欠下多少“历史债”?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保障房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在1998-2008年的十年间,保障房严重缺位,市场中供应的房屋90%为商品房,俗称“十年旷课”,国家从去年开始才真正下力去建,需要恶补。现实需求数据与保障房建设进程的鲜明对比,足见保障房建设难度。
这十年,为什么荒废了双轨制中的一条腿?恐怕还得好好算算这笔历史欠账。
1998年房改虽然制定了房地产市场要以商品房和保障性两条腿走路的改革方向,但后来因片面追求市场化而忽视了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直到2007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保障性住房才得以提到主管部门的案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保障房建设“历史欠账太多”。
去年是保障房开发力度最大的一年,尽管590万套的任务完成了370万套,但是我们的保障房覆盖率还不到8%,也就是说还有92%的被保障的空间依然存在。即便是“十二五”期间我们能如愿完成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我们的保障覆盖率也仍然局限在20%。
可见,住房商品化以来,在保障房建设方面,走了一些弯路,留下不少空白,需要尽快补上。
三、地方政府缘何没有动力?
十年来,保障房建设欠下了无数历史债,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保障房建设如此难产?地方政府又为何总是半推半就地积极性不高呢?
毫不客气地说,国家近年来给各地分配的保障性住房任务很少完成过。有人讲:没油水,所以地方上不热情。这无疑道出了问题的实质。
在当前“以地生财”的理念和意识的支配下,多数地方对保障性住房根本没有激情。更重要的是,缺少制度约束,保障性住房建设才变得“慢腾腾”。与中央的高度重视不同,很多地方政府对保障性住房提不起太大的精神,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
有人将原因归于部分地方政府财力有限。中央重视保障性住房,但地方政府更愿意去建商品房,商品房的产业链长,对GDP带动非常大,对政府的财政收入贡献也大,更能体现政绩。其实,建设保障房只需要地方政府出让土地,整个过程不需要地方政府投入资金,所以,地方政府财力不足,显然不是保障房建设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保障房建设,最需要的还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事实证明,地方政府有积极性的事,他们总能找到资金。就拿经济适用房来说,地方政府建设经济适用房,首先要零价格出让土地,而这会减少地方政府的土地收益,这显然是部分地方政府不心甘情愿的。在部分地方政府看来,如果用于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能被用来建设商品房,其可以获得不菲的土地出让金,可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土地,由地方政府掌握着,只要下决心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不再痴迷于靠地生财,真心、用心去办保障房建设这件惠及普通民众的事,保障房就绝不会“无立锥之地”。所以中央政府应当堵死地方政府可以借土地生钱的路。
目前的住房保障体系设计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执行机制的缺失。因为中央政府虽然做了一些条文的规定,但是多为“软约束”,缺乏“硬约束”,也就是明确的激励和奖惩机制没有在制度设计中予以体现。由“软约束”变成“硬约束”,光靠国务院和建设部发文还解决不了问题,应该从国家法律层面予以规范。
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签下的保障房“军令状”尚有不足,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硬约束”,从而更能保障军令的实施。
四、谁来保障“3600万套”保障房?
保障房虽然力不从心,但是毕竟也建设了一些。就在这仅有的一些保障房里,依然没有让真正需要保障房的人得到保障。
在过去十来年里,究竟是谁如此大胆动了保障房的奶酪?
保障房领域的立法工作一直在推进。但伴随着各地保障房政策陆续推出,也产生了诸如开宝马住经适房等乱象,更有百万富翁申请保障房的不良行为。此外,在土地财政等因素影响下,通过什么法律手段来保障地方政府能有足够积极性来推动保障房建设,也是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深圳市住建局5月10日下发了保障房申请第三批《行政处罚预告知书》,涉及290名保障房申请者,其中仍不乏百万富翁申请者。这是继4月6名百万富翁申请保障房被罚后,深圳又拟处罚3名违规申请保障房的百万富翁。
2009年10月,广东茂名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因腐败落马,被曝在茂名、广州、珠海等地购置高档小区、别墅等数十套房产,但其对外宣称一家人多年来住在单位的房改房中。
山西忻州“世纪花苑”限价房项目,成为专供市直机关的公务员小区,被公务员们大肆高价倒卖,从中牟利至少五千多万元。
2007年10月,海南省文昌市招商局发布了一则《文昌市公务员住宅小区建设招商》公告,该公务员小区被列入政府为民办实事的保障性住房计划中。据悉在海南省,此类公务员小区已成常态。
事实上,住建部副部长郭允冲就曾坦陈,经适房存在变相福利分房的问题,住建部部长姜伟新也曾表示,目前确实存在把经适房分配给了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人群的情况。如何明确准入门槛并加以监管,恐怕这也是外界对立法的期待。
要想真正将保障房落实到位,需要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需要完善保障房法方面的有关法律规定,更需要全民自觉维护保障房的尊严和历史使命。
“十二五”期间,保障房的数量将迅速地增加,3600万套的保障房建设不应该只是让百姓充饥的“画饼”,而应该成为真正惠及百姓的暖心房,成为一个关乎民生、民心和政府公信力的重要课题和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