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来最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2日在北京召开，有舆论猜测是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局势导致了会议的姗姗来迟。此说当然难以考证，但国际经济形势的严峻，中国经济面临着深层次的复杂挑战，确是不争的事实。“两难”，这是一年多来，温家宝总理谈到宏观政策时多次提到的一个词。2012年，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第四个年头，中国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两难”的内涵。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两难”？在金融危机之后的三年，“两难”在中国经济是这样表现的：如果我们继续放宽财政和货币，首先是财政会不堪重负。过去三年猛增的地方债，以及今年出现的高铁等大项目缺钱停工，都已经表明，这种三年翻一番的投资增长，显然不可持续。货币放松所带来的可怕通胀是什么样子，过去的两年我们已经看得再清楚不过。不但民众无法承受通胀的压力，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更重要的是，成本的飞速上升，将使一直靠低成本行销世界的中国商品丧失竞争力。

    但如果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呢？2011年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了，结果就是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和躲债跑路潮，保增长不得不再次成为宏观政策的目标。刺激政策的潮水刚刚退了一点，我们就发现很多人依然没有穿上泳裤。这就是中国经济的“两难”。在过去的三年里，它已经体现得足够充分，现在留给宏观政策的调控空间，已经相当狭窄。

    中国经济的尴尬就在于，无论是在刺激中还是在刺激政策退出时，实体经济和民间消费，都很难得到提振。其中的奥秘的根源就是中国经济被割裂为了两部分。救市刺激政策只是使得银行、基建、地产等“贵族产业”完成了V字型反转，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等“平民产业”并没有整体的明显好转。相反，各种资产价格的上涨还增加了实体经济的成本，压缩了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另外，实体经济的资金被驱赶到了资产炒作市场，加剧了整体经济的空心化。没有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来解决就业和收入增长，内需提振也就无从谈起。刺激的时候，实体经济受到资产泡沫的挤压；而当宏观政策收紧的时候，实体经济又是首当其冲地被戴上紧箍咒。

    当我们面对2012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不能再用财政主导的基建投资，用宽松货币和高流动性来维持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因为基础产能的飞速扩张缺乏下游相应的消费力来支撑，中国经济将更加失衡。中国经济必须解决调结构的问题。从2007年到2010年的四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有三次的关键词中都有“调结构”。中央决策层显然对这一问题已有相当的认识。

    所谓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核心意义就是从原来的出口导向、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转为以内需和消费支撑的增长，同时提高中国经济的增长的质量，降低消耗。其实早在2007年，决策层就已经意识到，以往那种以高投资、高消耗，高外部依存、低福利、低工资来追求高GDP增速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这种发展方式所带来的资源消耗以及成本压缩已经接近极限。200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就是“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只不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打乱了中国经济决策的议事日程。

    金融危机之后的三年，是救市以及处理救市政策后遗症的三年。在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已经告诉我们，救市政策只是紧急状态之下的不得已之选，其严重的后遗症表明它无法支撑未来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在2012年的关口，我们必须回到金融危机之前的那个根本问题上来：中国经济如何以内需消费来促进进一步的增长，我们拿什么来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以此促进效率的提高？

    根据刚刚得到的消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决议正是针对于此，会议提出，要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国家还有不错的家底，庞大的外汇储备和丰厚的财政收入都使得我们可以实现大规模的减税，以此惠及广大的中小民营企业；我们有财力大幅度增加民生领域的投入，这些都将使实体经济受惠，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真正提振内需。

    要摆脱进退维谷的“两难”状态，实现我们一直向往的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其实就是要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要实现产业的升级与转型，加快发展服务业。而这些要求，归根到底要依赖政治制度和法治环境的突破，我们在这方面的空间和潜力还远未释放。这就是2012年中国经济的使命和方向。
（作者：李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