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和希腊这样的欧元区国家，年轻人失业率突破了50%，这可以说是为了包容彼此差异太大而根本不可能持续的多国实行单一货币而牺牲了一代人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扩大欧元区成员国范围真的有助于欧洲达到摆上台面的目标：在最大程度上经济一体化、同时不必形成政治上的完全统一？

    好消息是，欧洲是否应该使用单一货币这一问题确实有了一些经济研究成果。坏消息是，至少对于大国，货币区是非常不稳定的，除非其边界和国境线相同，这点越来越明显。不管怎样，货币联盟至少要是一个邦联，这个邦联拥有的税收和其他政策权力远比欧洲领导人的欧元区愿景更为集中。

    那么，如何看待诺贝尔奖获得者蒙代尔（Robert Mundell）1961年的著名预言呢？蒙代尔当时认为，国境线和货币边界并不需要大致重合。在他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雄文《最优货币区理论》（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中指出，只要工人能在货币区内自由去往提供工作的地方，该货币区就可以形成一个汇率调整的均衡机制。蒙代尔将对劳动流动性的重要性的认识归功于另一位（此后的）诺贝尔奖得主米德（James Meade）。但他也指出，米德对这一观点的解释太过严格，在欧洲一体化刚刚出现萌芽的时候尤其如此。

    蒙代尔并未强调金融危机，但他推测，劳动流动性在今日要比以往更重要。毫无意外，工人们正在离开爆发危机的欧元区国家，但这种迁移的目标地并非一定是更强大的北欧地区。正相反，葡萄牙工人正在逃向繁荣的昔日殖民地，比如巴西和澳门。爱尔兰工人正在迁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西班牙工人正在涌向罗马尼亚，而后者以前一直是西班牙农业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尽管如此，如果欧元区内部流动性能够与蒙代尔的理想状况略有相似，如今我们就不会看到西班牙失业率高达25%而德国失业率低至不到7%的情况。

    后世研究者开始认识到，成功的货币联盟还需要其他关键标准，而这些标准在没有深度政治一体化的情况下很难实现。20世纪60年代末，彼特·凯南（Peter Kenen）指出，如果没有用汇率变动吸收冲击，货币联盟就需要财政转移来分担风险。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得税体系形成了一个跨地区的巨大自动稳定器。在美国，当油价上涨时，德克萨斯州和蒙大拿州的收入会上升，这意味着该两州将向联邦预算贡献更多的税收收入，从而弥补对其余地区的影响。当然，欧洲不存在大型中央税收机构，因此，这种关键的自动稳定器根本就不存在。

    一些欧洲学者试图论证不需要像美国那样财政转移。因为从理论上说，可以通过金融市场分担任何一种程度的风险。这样的论调大错特错。金融市场可能非常脆弱，它几乎没有提供分担劳动收入相关风险的能力，而劳动收入是发达国家收入的最大来源。

    凯南主要关注用于平稳周期性起伏的短期转移。但是，在一个收入和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的货币联盟中，“短期”所经历的时间可能非常长。许多德国人如今正感受到，任何财政转移系统都有可能兑变为永久的给养管道，正如上个世纪意大利北部对意大利南部的不断输血。事实上，德国统一20多年来，原属西德的国民仍然看不到德国统一的代价什么时候还得清。

    再后来，奥布斯菲尔德（Maurice Obstfeld）指出，除了财政转移，货币联盟还需要有明确定义的最后贷款人规则。否则银行挤兑和债务恐慌将会泛滥。奥布斯菲尔德构想了一个银行救助机制，但现在很显然，国家和自治地区也需要最后贷款人和破产机制。

    从凯南和奥布斯菲尔德所提出的前提出发，甚至即使从蒙代尔的劳动流动性前提看，一个符合逻辑的推论是，货币联盟不可能在没有政治合法性——最有可能的形式是地区级普选——的前提下生存。没有一个凝聚性的欧洲政治框架，欧洲领导人就不可能在各国间实现无限度地大规模转移。

    如今，欧洲决策者经常抱怨，要不是美国金融危机，欧元区根本不会遭殃。也许这么说没错。但金融体系必须能够抵御一切冲击，即使是剧烈冲击也不例外。

    不管以什么标准看，欧洲也许从来都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可如果没有更深远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也许最终无法纳入当前所有欧元区成员国——欧元可能连这个十年都撑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