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一个寒冷的傍晚，我与张大中在北京那间灯火通明、空间开阔的办公室相见。他当时坐在T型办公桌后面的黑色转椅上，身后是一只散发着迷幻气息的大鱼缸，里面游动着18条肥硕、漂亮的红鱼。张大中兴高采烈地向我讲起他最近在股市上的失利：“一开始我是挣钱的。刚进去买了些股票，一周之内就大赚了一笔，可是这让我很不舒服。太快了也太容易了！一定有问题！后来我又投了几笔，这回赔了，我感觉也舒服多了—我付学费了。我在股市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他笑着说，“以前那些花里胡哨的股票术语经常让我头疼，现在已经都弄懂了。不过我不急。”

 

    就在一年前（2007年），这种“不急不忙”的保守态度还颇遭中国媒体非议，不少人认为正是这种态度导致张大中在59岁的年纪被赶出了中国家电销售业；要知道，他可曾是这一行业引领潮流的先锋人物。然而今天，中国股市暴跌，熊市已持续一年，国际金融危机乌云密布，经济陷入低迷—此时，张大中在职业生涯中表现出来的一贯稳健与审慎就显出另一种意味来了。

 

    在北京，“张大中”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他创办的连锁公司“大中电器”曾是京城最大的家电销售中心。然而，2007年12月，张大中却做了一件让商界同仁大吃一惊的事，他将自己的62家店全数卖给了黄光裕—时年38岁的国美电器老板，从而使国美一跃成为国内行业老大。由于此次并购引起了四家电器巨人的纷争，其间充满各种诡诈与背叛，自然引起了媒体广泛关注。最后，张大中获益不菲，国美以36亿元人民币现购大中电器，并继续延用“大中电器”的名号。带着亿万现金离开家电业，张大中随即注册了一家新公司—大中投资公司，变身为风投资本家兼金融投资家。一些忠诚的老部下仍然追随着他。2008年，张大中上缴税款5.6亿人民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高的个人缴税额。根据新闻报道，他付的税款比当年整个青海省个人所得税总和还要多。

 

    对手

 

    然而，在商界，许多人把张大中卖掉大中电器的决定看做是他在商场的失利。普遍性的分析认为，因为张大中的年龄及其保守的北方人性格导致了他目光短浅，对未来的发展缺乏远见； 而年轻的广东商人黄光裕不但看到了国内企业联营、标准化和资本市场的巨大潜力，而且精力充沛、胆大冒险，颇有弄潮之技。

 

    张大中喜欢引用一句中国老话：“没有金刚钻，别揽磁器活儿。”他也爱说：“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黄光裕的名言则简单直接：“商者无界。”而且他对此言身体力行。事实上，并购大中电器只是其急速扩张的一步而已。他正在打造一个企业帝国，从家用电器销售到房地产，从地区性到全国再到境外。至于那种递给张大中一袋黄金请他走路的大手笔处理方式（相当于让张大中拉着一把黄金降落伞落地），也是颇具黄光裕风格的标志性手法。在中国商业媒体中，黄光裕拥有着摇滚歌星一般喧嚣的名声：他出身卑微，家庭有天主教背景，喜欢金色领带，甚至在一个充满了白手起家故事的国度，他也是一个传奇。

 

    黄光裕还被看做是一个神秘的商业奇才。专家们仔细地研究其商业策略，有时会用中国武术行话来描述这位年轻的大亨，似乎在观看一位不动声色的黑带大师的行动。对于黄光裕敢于冒险的性格和胆大妄为的决断，他们甚为推崇。他们注意到他与挥金如土的贝尔斯登投资银行（Bear Stearns）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之间的联系、他在融资中表现出来的精明、他对资本市场日益增长的兴趣，并对他灵活地使用各种金融工具的能力大为惊讶（比如，黄光裕经常对多个公司进行重组，通过资产洗牌与重组和重注资本来抬高股票价格），却少有人对此完全明白。但他们对黄光裕了解得越少，似乎越能感受到他的魅力。

 

    相比之下，张大中“亮点”不多，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白手起家、吃苦耐劳；一直保持低调，避开引人注目的舞台中心，据说生活相当简朴。他的故事似乎一目了然。对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好说的呢？

 

    然后，2008年11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像其他人一样，张大中打开报纸，读到一条新闻—黄光裕因操纵股市、洗钱和贿赂政府官员被捕入狱。和美国麦道夫（Madoff）丑闻引起的后续反应一样，这条消息不啻于在经济危机依然弥漫的黑暗天空响起一声不祥的霹雳。黄光裕毕竟是中国最富有的私营企业家。在胡润2008年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上，黄光裕以43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名列第一。在此之前，他曾两次高居榜首。2007年，张大中以38亿元人民币资产仅排第269位。如今，经济低迷依旧，黄光裕却锒铛入狱。官方对此案的调查在秘密中进行，不免招来各种谣言。先前的图景陡然大变。

 

    对二人的观感也立时出现明显的差异。人们对黄光裕的崇拜—或许其中本来也掺杂着嫉妒吧—很快变为谴责。互联网上开始出现嘲讽讥刺，人们把他描述成一个卑鄙无耻之人。有人曝料说他早年不但赤贫（小时候他曾捡垃圾糊口），而且还是一个野气十足的小流氓；他和哥哥（一位房地产开发商）经常参与手段残忍的巧取豪夺、贿赂、帮派斗殴及其他肮脏的交易，而且毫无忌惮和良心自责。回顾国美与大中电器的合并，人们如今开始对张大中惊人的好运与财富赞叹不已—想想看，要是现在出售大中电器会是什么情形！何等奇妙、完美的时机啊！多有智慧、多有先见之明！一年之内，中国股市市值缩水70%。而就在黄光裕被捕两周之前，张大中从国美电器拿到了最后一部分并购现款！一位朋友描述说，连北京出租汽车司机都在纷纷议论张大中的福报。他告诉我：“我坐在出租车里，收音机正好在播放黄光裕的新闻，司机说他们都为张大中感觉庆幸。”

 

    对那位已沦为阶下囚的同行，张大中本人却绝无再踩上一脚的心思。像往常一样，在公开场合他对黄光裕事件未置一词。在私下交谈中，他对某些敏感猜测不以为然，至于媒体认为导致黄最终堕落的原因是他太贪得无厌、太爱玩金融，张大中对此似有同感，但他显然没有幸灾乐祸。他对我说：“黄光裕非常勤奋，也非常聪明。我现在不想做任何定论。他是一位充满活力的竞争对手，对我有过非常大的启发和激励。”

 

    张大中身材不高却很匀称，皮肤白皙细腻如同一位书斋型学者，由于长年锻炼，身体健康，看上去容光焕发。60岁的年纪保养得很好，眼光犀利有神，步态迅捷沉稳，整个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他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偶尔夹杂几句俚语土话。他的穿着风格比较保守，但也不是那种严实得不透气的样式。最常见的打扮是商务便装：一件单色西装衬衫，一条深色长裤，一双质地精良的皮鞋；天冷时再加一件蓝色或灰色毛衣。他既谦和友善，又机警谨慎。在群体中，他听得多，说得少，低调节制，尽量不引人注目，是一个习惯于不断酌量、观察和吸纳信息的人。这位亿万富翁从无志得意满之态，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成功与财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并不比外面那些人聪明多少。”他说。那天晚上，我和张大中在他的办公室里对坐交谈，他不时地抽烟、喝茶，谈兴颇高。他对我描述了他生平第一次看见奔驰轿车的情形。那是1970年代末，北京举办了一届德国制造产品展览会，张大中赶去观看。当时他在北京郊区一家村办供销社卖猪肉，月工资30元人民币。工作近10年后，除了一辆自行车，他一无所有：没房子、没存款、没女朋友。展览会上有一张照片特别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是一辆奔驰。他回忆说：“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好久好久，心想，这辆车可真是太漂亮了！当然，我做梦都没想过有一天能开上自己的奔驰。”如今，张大中有两辆奔驰。他说：“如果中国没进行改革开放，像我这样的人，出身于我那样的家庭，是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如果你要写我的故事，一定要把这个写进去：想想30年前我在哪里，这条路就像是从地狱到天堂。”

 

    起点

 

    这条路始于1979年。那年张大中决定做一件在当时看起来比拥有一辆奔驰汽车更没谱儿的“大事”—他希望中国政府改变对他母亲王佩英的判决。

 

    王佩英，一位普通的幼儿园阿姨，曾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公开批评毛泽东。虽遭拘押、批斗，她仍拒绝放弃自己的 看法，因此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接受长达两年半的“药物治疗”。后来她被单位带回，送进专门关押“反革命”的“牛棚”。在参加强制劳动的同时，她时常受到讯问、殴打和羞辱，顽强不屈的态度为她赢得了“罪大恶极”的称号。1970年1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10万人批斗大会，她与另外16个“反革命分子”一道被判决死刑，立即执行。在赴刑场的路上，她仍不屈不挠，坚决反抗，行刑者便在车上把她用绳子勒死。

 

    王佩英的丈夫是铁道部一位中层干部，他们生了7个孩子，前面6个都是男孩，最后1个是女孩。张大中在家中排行第三。父亲因肝衰竭去世时，大中只有12岁，是母亲王佩英一个人抚养他们。因为生计艰难，他们不得不打发跟从张家多年的保姆回老家，因为实在担负不起她的费用了。张大中还记得心爱的阿姨离开的那天，他如何站在阳台上默默流泪。他学会了自己缝补衣服—这些衣服永远是补丁摞补丁。夏季，张家每个孩子都只有一条裤子，每天晚上都得洗，这样第二天早晨才能穿上干爽的长裤。为了维持生计，王佩英不得不定期卖掉一些东西来换钱，其中包括从她父母那里传下来的古董和丈夫留下的旧冬衣。但这还不是最穷的时候。到王佩英开始公开批评毛泽东，他们一家马上变成了“黑五类”家庭。在回忆那段经历时，张大中仍然不免情绪起伏。他每周一次去精神病院探望，眼见母亲在药物作用下面容苍白、昏沉虚弱，却仍然坚定不移。此案给所有孩子的生活都留下了浓重的阴影。有这样一位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做母亲，张家被盖上了耻辱的烙印，子女们无法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也无法上大学；他们的婚姻前景也非常黯淡，因为大多数人都不希望与这样的家庭联姻。张家子女们接受了这种命运，好几个人都搬到外地定居，在那里从事单调枯燥的工作，放弃了迁回北京的希望。

 

    当时张大中也觉得自己只能滞留在乡村供销社工作糊口了。他告诉我：“那段日子真是非常压抑，我看不到任何方向。”他不想无所事事，就买了大量旧书阅读。一天，书里的一句话让他深受震动，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一个人的不幸程度，取决于你对不幸的理解。”他说：“我记不得它是出自哪篇文章、哪个作者了，但这句话突然在我眼前打开了一扇窗，我决定从此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已经在生活的谷底了，那就接受它吧！”他每天清晨6点起床，沿着乡村小路跑10公里，甚至大冬天也穿着短裤跑步。“跑完步我一整天精神都很振奋，总是兴高采烈快快乐乐的。如果有人问起我的家庭，我就告诉他们：我爸爸是一位共产党干部！”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后，邓小平复出，开始推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解冻初期，人们仍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在几个兄弟姐妹中，唯有张大中捕捉到了这些变化的真正含义。他给邓小平及共产党其他高层官员写信，请求重新审议对他母亲的判决：“这事我没告诉两个哥哥，他们会认为我在给组织添麻烦！”为了赢得同情，他在信中讲述了父母早年为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在当时，那是非法的，属于地下工作；他也指出母亲是在精神病发作期间批评毛泽东的。几个月后，终于有一天，公安局打来电话，要他到半步桥监狱办事处去一趟。他去了，工作人员向他提了一些问题，然后让他回家等着。三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任何消息。他开始继续写信发信。“每周我都给所有部门邮寄一批信件。当时冤假错案太多了，许多人都在寻求解决，我知道唯有坚持不懈，才可能获得机会。”

 

    事情最终有了转机。1980年1月，北京市人民法院修改了对王佩英的判决：她不再是一名反革命分子，因为她是在精神病发作期间发表反对毛泽东的言论的。虽然这只是对判决书的有限修改，却仍然是一个重大突破。一个月后，张家的7个儿女领到了政府提供的补偿金—7000元人民币。

 

    拿到分给自己的1000元钱时，张大中心情沉重。他告诉我：“虽然我还并不完全理解我母亲，但内心深处我意识到母亲是一位非凡的女性，这是用她的生命换来的一笔血钱。我不想像我的兄弟姐妹那样用这笔钱买电视机或家具，我觉得我必须拿这笔钱做点儿配得上她的生命的事情。事实上，这么多年来，在我的事业不断发展扩大的过程中，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我，像一根无形的鞭子一样激励鞭策着我向前走。”

 

    起家

 

    最终，他把这笔钱一分两半。当时，他刚刚经朋友介绍有了一位女朋友，决定结婚时，他花了500元钱来置办婚礼和做蜜月旅行。“我把剩下的500元钱存起来，准备做事业的启动资金。”

 

    一年后，张大中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尝试。他买了烧碱、清漆、银粉、刷子和抹布，把它们通通放进一只旧军绿书包里；星期天跑到大街上，举着一块牌子，上写：“刷煤气灶，8毛钱一个”。他穿得干干净净，是一个看起来让人很有好感的年轻人，人们打开门让他进入自家厨房。在那个炎热的八月天，干了一整天之后，他算了一笔账：他给10只煤气灶进行清洗和刷漆，总计收费8元，抛除工具费用，他净赚了2元钱，但这还不算劳力付出。张大中笑着回忆道：“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事这份买卖。”

 

    他的下一个商业活动是制作灯具。他把自家厨房改造成工作间，从不同地方弄来一套工具—饼铛、纺纱厂的梭子、电线和灯泡—用它们拼装制作了几盏落地灯。他把这些作品送到当地农贸市场出售，每盏灯售价6元，竟然真有买主，让他喜出望外。甚至还有两家百货商店向他订货；当时百货商店里产品稀缺，连这类粗糙的手工制品都缺货。在家里兄弟们的帮助下，张大中制作了60盏同一款式的落地灯，并全部售出，净赚160元。这让他信心大增—他作为企业家的潜力第一次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不过，制作落地灯的活动并未持续太长时间，销售额就开始下降。张大中意识到，这种低廉的手工制品对顾客的吸引力太有限了。在寻找其他商业机会的过程中，他听说一位朋友所在的研究所里有一批积压的电子元件。张大中向来擅长动手摆弄制作各种东西，在闲散无聊的那些年，他经常帮朋友们打家具、组装晶体管 收音机。于是，他想到用这些电子元件组装音响放大器。他以低价买回一批电子元件，在家里的餐桌上组装了一台音响放大器，然后把它送到一家商店。得到积极反馈后，他随即购置了更多的元件组装更多的放大器。这一次，他一举成功：仅仅一个月，商店就卖出了100台放大器，而这是张大中用一个月的时间组装制作的。订单蜂拥而至，需求量越来越大，很快张大中就无法只利用业余时间做这事了。这正是他等待已久的时刻。1982年12月，不顾亲友们关于千万不能丢掉“铁饭碗”的劝诫，他辞去了供销社的工作。在辞职信中，他写道：“我决定辞职，因为这份工作不符合我的理想。”当时他每月的工资是41.5元人民币。

 

    终于获得自由之后，张大中注册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张记电器加工铺。当时他和妻子住在一间30平方米的两居室里。他再次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工作间，把床搬进厨房，把厨房挪到走廊。他雇佣了几个工人进行培训，并给他们发计件工资。这些工人大多是来自城郊乡村的年轻农民，非常高兴能在城里找到一份每月七八十元钱的工作，所以干活非常卖力。张大中自己则是工作最努力的一个：他监管所有环节，骑着自行车满城去购买质优价廉的元件和模具，阅读所有能找到的专业音响杂志。他非常快乐，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方向，并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生活。

 

    到1983年底，北京有50多家商店销售张大中的音响放大器。他月收入达到2000元，在随后的4年里，这个数字又翻了3倍。

 

    为了拓宽业务，张大中开始进入音箱的制作与安装领域。他在北京郊区租了一间仓库，租金很便宜，2000多平方米的场地做制造车间也很适合，只是周围的环境不太理想—车间隔壁就是养猪场。每次客户来提货，车后都跟着成群的苍蝇。

 

    张大中很及时地看到，在北京，制造业远不如销售行业的前景好，利润率低而且资金周转期长。他决定集中精力销售电子零部件和小商品。

 

    1986年，他在位于市区中心的灵境胡同开设了第一家商店。店铺面积狭窄，但因为卖的都是像袖珍计算器这样的热销产品，所以仍然生意红火。张大中从广东低价购入袖珍计算器，然后以8.8元卖出，有许多顾客排队购买。不久，他在银行的存款就达到了5万元左右。1980年代，国人把像他这样第一批富起来的人称作“万元户”。按照当时的平均工资标准，这种称呼就像把某人叫做“百万富翁”一样。张大中似乎在转瞬间就加入了富人的行列。

 

    1986年年底的一天，市工商局打来一个电话，让张大中去那儿“坐一坐”。他感到非常紧张，因为工商局有权关闭任何商家。果不其然，他被告知“违反规定”—在同一个人的名下开办了两家店铺。按照当时的中国法律规定，个体户无权开办分公司，因为“连锁”这个词听上去太有“资本主义”的味道了。道歉之后，张大中马上关闭了那家惹麻烦的商店。

 

    幸运的是，一年后，国家的政策就发生了改变，允许建立分公司。张大中说：“你无法想像，听到这个消息，我内心多么百感交集。”

 

    他立刻开始扩大经营。1990年代初，卡拉OK流行于中国的大小城市，尤其受到商人和新富们的喜爱。张大中趁此机会用火车从南方运了整整几个集装箱的卡拉OK机，结果销量火爆，利润丰厚。到1993年，他已经有了100位员工，年销售额达到1000万元。但他并未因此满足，而是准备再做些新的事情。在考察市场的过程中，他注意到，北京所有音响店的规模都比较小，大部分不过十几平方米，很少有超过100平米的，没有一家商店能够满足顾客的所有需要。一个新的想法在他的脑中形成：人们会欢迎一个能够找到所有品牌、所有零配件的大商场出现，这样的购物会更容易也更方便！

 

    这个想法让张大中激动，他决定“做大”。经过一番详细的调查，他选定了店址—北京西边玉泉路上的一家大型购物中心。他租了一个4000平方米的场地，架子上摆满了所有能找到的国内和国际品牌的音响。他把这家店命名为“大中电器”，这个名称第一次被启用。这是一次飞跃，也是一场冒险。不过，残酷的打击很快降临。1993年7月，玉泉路店开张之后，顾客稀少，冷冷清清。此后的半年时间里，营业额始终停滞不前。这家灯火辉煌、产品丰富的商场静悄悄地开着门，却几乎没有什么生意；每天的现金流水连支付雇员和水电的开销都不够。这是张大中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低谷。他一连几个星期都焦虑得无法入睡，整夜整夜地失眠，试图找到解决危机的途径。他甚至考虑过关掉这家店。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张大中笑着说：“如果到了赔不起的时候，我就打算认栽了，撤回市中心，继续开小铺。不过，一想到那些开小铺的小老板脸上的表情，我就觉得丢不起这个脸，这比赔钱还难受！”他决定继续坚持下去。

 

    幸运的是，通过广告和顾客的口口相传，玉泉路大中电器的名声逐渐传开了。半年之后，营业额开始增加。作为中国第一家音响器材大卖场，玉泉路店开始为人熟知。张大中随即扩大了租用面积，增加了更丰富的产品。除了继续经营音响产品外，商场很快开始销售电视机、空调、冰箱等等。新模式取得了成功。张大中和他的团队也逐渐积累了更多的营销经验：他们的广告、促销活动和展台都变得更有创意和亲民。玉泉路商场以其一步到位的购物方式逐步打开了局面，建立起种类繁多、质量可靠、价格低廉、服务周到的好名声。在几年的时间里，商场的面积就扩展为一万多平方米，产品种类多达两万余种。张大中很满意自己终于不再只是一个卖音响零配件的“小老板”了。

 

    升级在其他方面也体现出其重要性。如今，张大中已经拥有了良好的“配方”、品牌名称、丰厚的资本和经验丰富的团队。他已经具备开办连锁店的能力，他也打算这么做。他的公司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2000年，北京地区开办了6家大中电器；2003年，这个数字上升为32家，占领北京市场50%的份额。2004年，分店的数量上升为68家，不仅占据了整个北京市区，而且还延至周边所有县城和3座邻近的城市。其中最大一家商场于2002年在三环路中央电视塔旁边开业，店面占据了一座总面积达两万平方米的楼房，旁边还有同样巨大的户外停车场。自2004年以来，这家商场的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迄今它仍然是中国最大、最赚钱的家用电器店。到2005年年底，大中电器的年销售额已经达到100亿元，是北京地区的行业领头羊。张大中因其良好的纳税记录和在顾客、员工中获得的美誉被公认为一位模范企业家。他当选为人大代表，并在多个官方委员会中担任职务。

 

    变局

 

    也许张大中过于将精力投入在自家公司的迅速拓展上，而忽略了别处正在发生的某些变化。当他埋头在北京市场上深耕细作时，另外三家连锁公司—上海的永乐、南京的苏宁和北京的国美—也都在迅猛扩张。每家公司都在当地确立了自己的品牌，然后寻找新的市场，迅速形成跨区域连锁店。引领这个潮流的是国美老板黄光裕。

 

    黄光裕来自于广东省东南沿海汕头附近一个种植水稻的 小村子，起初在内蒙古做生意，年仅18岁就在北京开了一家小店。1999年，他把北京当地的各个店铺合并成国美电器连锁店后，开始在其他城市开设分店。苏宁和永乐也紧随其后开始类似的扩张。当时，这三家连锁公司的国内市场份额并不高—2000年时三家总共才占3%。不过，这场竞争很快进入白热化。不久，三家公司就在所有主要城市打起价格战，在对方的地界开店，到处推进开辟疆域，一路上“摧毁”了不少小商家。在5年的时间里，三家公司的总计市场份额上升为13%。到2005年，三家公司都在香港或深圳成功上市。在三家中，国美的步伐最快，400家连锁店的年销售额为400亿元；苏宁位居第二，将近300家连锁店，年销售额为370亿元；永乐的规模是国美的一半，200家连锁店，年销售额为200亿元。而被零售商们称作“价格杀手”的黄光裕此时比他的竞争对手们拥有更多可操纵的资金，因为他已经进军房地产，成为其中的大玩家。

 

    大中电器则排在第四位。随着三位巨人日益逼近的脚步，危险慢慢地环绕在张大中的周围。当他们争先在新地界插上红旗的时候，张大中却在紧缩战线以巩固他在京城市场的主导地位。也许因为大中电器公司的员工几乎都来自北京地区，所以他在其他城市开设的几家连锁店做得并不太好。因此，直到2005年，他才不得不面对“不做大，毋宁死”的业界格言，开始谨慎地策划走向全国的方案。他派出十几个团队奔赴各省考察，然而调查结果向他展现了一幅令人心寒的图景：尽管大中电器在北京仍稳居领头羊的位置，在全国范围内，与另三位巨人比起来，它却相形见绌，其他市场都已经被三家占领了。张大中心情沉重地意识到—他已经被包围了！

 

    回首最终卖出大中电器的决定，胡凯的事情似乎可算作一个早期的信号。胡凯是胡蓉的弟弟，胡蓉是张大中的高中同学。像张大中的家庭一样，在毛泽东时代，胡家也沦落到了社会底层，分别是工程师和教授的父母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胡凯在外省做过一系列没什么前途的工作，1980年代回到北京，既无学历也无职业前景。胡蓉跑到张大中的办公室，请求他给自己的弟弟一个机会。张大中聘用了胡凯，一开始让他做采购员。胡凯工作非常努力，很快就展现了他的才能。张大中对他精心培养，一步一步地提拔他。胡凯先后做过办公室主任、部门负责人，最终成为公司总经理。大中电器进入快速拓展阶段，胡凯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胡凯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谈判高手，同时也是一个谨慎精明的管理者，他可以谈判成交、装修新房子、开一家新店—所有这一切在一周之内完成。张大中对他完全信任。2004年的一天，在完成三轮谈判之后，胡凯感觉胸口有点儿闷，不太舒服，就回家休息了；第二天早晨，他心脏病突发而死，年仅53岁。

 

    胡凯的去世对张大中打击巨大。他在最近一次的采访中告诉我：“我们两个合作得非常默契。每天早上我们只需交流一两句话，然后我就可以把日常运营交给他，完全不必有任何担心。那种感觉真是畅快。”胡凯去世后，张大中只好独自监管一切。此时他已经在商界奋战了二十多年，他的公司拥有两万员工，企业的规模迫切地要求实行新的管理模式、吸纳新生力量。然而，中国许多私营企业自身存在的某些已然僵化的文化习惯很难轻易改变。大中电器公司一些资深管理人员告诉我，公司的运转一向是根据张大中的商业直觉和想法做决定的，也就是说，大老板指到哪里，他们就打到哪里。但这种情况2002年以来出现了变化：就像坐上一列快速列车之后，在加速当中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既未准备好、人手也不足。决策程序过于草率和随性，缺乏制约和平衡机制；公司到了迫切需要吸纳更多职业经理人的阶段。

 

    还有另一个问题：张大中此时则进入了事业的疲怠期。连续多少年，他每周的工作只包括这几项内容：周一至周三，商谈订单；周四，讨论广告；周五，鼓舞员工士气；周六，听取销售报告和财务报表。他承认：“一年又一年，都是同样的程序，我感觉疲倦不堪。”

 

    退出

 

    胡凯的猝然离世使他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和自己的年岁。张大中对我说：“人们都说他是过劳死。”而他自己也不再年轻了。对下一阶段的白热化竞争，他准备好了吗？对于许多中国商人来说，一种典型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公司大权交给儿子。但张大中的独子对商业管理毫无兴趣。张大中把儿子送到澳大利亚接受大学教育，毕业后，又派他到自己名下的一家店里去工作，从卸货、装货上架的工作干起。张大中告诉我：“但他不是那种野心勃勃的人，对金钱也毫无欲望。”张大中的妻子楼红光身材瘦削、举止文雅、眼神羞怯，曾经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平面设计师，后来在丈夫的说服下在公司做财务。在发现一名员工盗用货款之后，张大中希望能有一位家族成员负责账目和税务。但楼红光是一个比较内敛羞涩的人，对商务没有什么兴趣。她带着抱歉的神情对我说：“我想儿子的性格比较随我。”（楼红光拥有公司小部分股权，但已不再工作。目前，她做居家太太，与朋友们玩牌打发时光。）

 

    张大中曾一度打算通过招聘更多高学历、高素质的年轻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他所谓的“中国一流的商业团队”。但这需要时间。而事情的发展过于迅猛，按照张大中一向审慎的方式来进行此事已经来不及了。一不留意，国美和苏宁就兀然出现在邻近的地界。沿着三环路，彼此相距不过大约500米的位置，三家零售连锁店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虎视眈眈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2006年4月，传出一个重大新闻—永乐和大中对外宣布他们签署了一份《战略合作协议》，准备合并。根据四家连锁店的名称，有人玩起了文字游戏，新闻记者兴奋地宣称“乐中”（分别取“永乐”与“大中”名称中的一字）联盟将与“美苏”霸权（分别取“国美”与“苏宁”名称中的一字）形成三足鼎立的对抗。这种表达并没完全说错，不过，在两家公司完成并购程序后，张大中在新的永乐—大中公司中属于少数股东。根据张大中和永乐公司创办人陈晓之间的协议，永乐在一年时间里获得购买大中电器公司股票的优先权，其价格会依据那一年大中电器的销售业绩、运用一套公式来计算。为了表明联合的诚意，陈晓预付了张大中1.5亿元保证金；而张大中则同意，如果他毁约将赔偿陈晓两倍的数额。

 

    这基本上是一个君子协议，一切似乎都在朝着顺利合并的前景进行着。张大中只需要确定一件事—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保持其商场的销售额。他知道这件事他能完成；毕竟，在北京地区，他名下的商场仍然占据着40%的市场份额，相当于国美和苏宁加起来的份额。

 

    然而，他却没料到，国美此时正觊觎着上海市场，黄光裕也在寻求与陈晓的合作。三个月后，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永乐同意被国美并购！这意味着，不但“乐中”的联盟迅速瓦解，而且同时出现了一个更为强势的“美”和一个处于不利地位的“苏”。大中电器则被排挤出局。

 

    张大中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将慷慨大度地对待此事。他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给陈晓一条公开信息，基本上等于只有两个词—“祝贺！再见！”他准备返还陈晓的1.5亿保证金，取消先前的协议。出乎他的意料，陈晓竟然说“不行”！他让张大中留下保证金，因为他们的协议仍然有效，大中电器既然从法律上已经与永乐联合，现在它也是这个正在成长中的国美大家庭的一员了！

 

    此举大大地激怒了张大中。他引用一句中国谚语解释说：“谁都知道，好女不嫁二夫。这就像我和某人订婚了，但他背叛了我，和别人结婚了，还非要把我当嫁妆一块儿带过去！”这种做法等于双重侮辱，完全不可接受。张大中宣布，他立刻单方面解除大中—永乐联盟，而且会保留那笔保证金。陈晓也随即宣布说，鉴于张大中单方面终止了协议，他需要承担3亿元的违约金。在此后的一年半里，双方的争吵逐步升级，演变成一场凶险的官司，事情由于新角色的不断登场而变得越发复杂。一波三折与有声有色的小道传闻，让记者们找到了一个可以撒欢儿的新闻热点。张大中低着头，一言不发，婉拒了所有的媒体采访。对某些人来说，他已经成了被同情甚至是被嘲弄的对象；对另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个跑在最后的好好先生，在即将到来的混战中注定会被碾压在地。只有待最终尘埃落定，人们回首往事之时才会发现，在他的家电销售生涯的最后一年当中，张大中的动作其实如同一位扑克高手，不动声色地连续打出了一手漂亮的好牌。

 

    刘歌是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兼资深合伙人。2006年9月的一天，他刚做完一年一次的例行体检后，坐在丽都大酒店的大厅里喝着咖啡，接到了一个电话。手机那边传来的是张大中的声音，他非常惊讶。他们只见过一面，大约5年前，当时刘的妻子在摩托罗拉公司工作，曾经介绍一位摩托罗拉代理人与张大中相识。刘歌给张大中留了一张名片，但从此再未与他有过联系。在电话里，张大中告诉他自己正在筹备对永乐公司的诉讼材料，要递送给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希望解决这场纠纷。刘歌是否能抽时间看看他的律师起草的诉讼文件呢？后来，刘歌发现，在给他打电话之前，张大中已经“搜”遍全城，找过一批律师了。

 

    君合律师事务所是一家顶尖的律师事务所，也是中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它有200多名律师，办公室在华润大厦里占据了整整两层楼。华润大厦赫然耸立在建国门桥边，人们认为它很像曼哈顿的克莱斯勒大厦。君合（此名源于孔子《论语》中的一句话）的创办人和几乎所有合伙人的事业路径都很相似：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而后到美国的法学院深造或获得一个学位，在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一段之后，回到中国，加入君合。刘歌走的也是同一条路线。刘歌身材魁梧，身高1.85米，穿一套笔挺合身的西装、配着无可挑剔的领带。他当年是北大排球队队长，在芝加哥律师事务所工作了7年，喜欢打高尔夫。每当他需要从自己在华润大厦那间带有两面落地窗的拐角办公室走出来休息一下的时候，他会从20层乘电梯去到位于28层的美洲俱乐部，那里的长排落地窗视野更为开阔，可以鸟瞰北京城壮观的全景。像君合许多同事一样，刘歌经常带客户和朋友到这里用餐；他也喜欢在这儿吸上一支雪茄放松自己。

 

    纠纷

 

    刘歌答应可以看看材料。他说：“我告诉大中，如果材料看起来没问题，他还是应该找那位律师，因为我们收费非常高。不过，我看完材料后，不得不告诉他，效果不太好。全部的论证都是建立在一个论点上—对手没有公平办事。这种案件只靠道德论证是不可能打赢的。”几天后，张大中带着一张5万元钱的支票参加了在君合召开的咨询会，聆听刘歌向他提出的论证思路与对策。刘歌告诉我：“一切都是严格地建立在法律规定及其阐释的基础上。”他随口说出一串法律术语和合同条款，并继续说，“不过，我采取的核心观念是一位美国人提出的一种相当新的公司理论。这种理论揭示出某些公司是如何利用其企业地位逃避履行相应的责任，并指出应如何在法庭上揭露这种情况。”刘歌将这套美国公司理论做了某些本土化处理，甚至用一些中国政治术语进行了详细解释。张大中辞退其他律师，正式聘请了刘歌。在一起分析案件时，他们推断出，此事背后自始至终有黄光裕的身影，早在永乐—大中达成协议之前，他就在玩着一箭双雕的把戏。他们不想让他得逞。

 

    陈晓也请了一位有在美国法律界工作背景的律师。像黄光裕一样，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方面，陈晓并非新手。在黄光裕听从高盛投资公司的建议，开始与贝尔斯登公司建立投资基金之时，陈晓则有J.P.摩根和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作为其投资人—两家公司都购买了永乐的股票。现在有了刘歌的加入，张大中知道自己找到了他们的对手。诉讼持续了15个月，仲裁委员会关于这起案件前后开庭三次。经过一年多的法庭激辩，双方都不肯让步，也未达成任何解决方案。张大中还曾亲自与刘歌一起出过一次庭，当时陈晓也与己方的律师坐在对面。张大中后来告诉我：“他坐在那儿，听我说完后，无言以对。”随着时间的过去，张大中和刘歌对胜利的前景越来越有信心。

 

    很久以后，当一切都结束之后，张大中才谈起当初他为什么要把大中电器全盘卖出。除了个人因素外，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对于大中电器的连锁店来说，此时走向全国，有点儿晚了；而且他认为，中国零售业的未来前景并不乐观。他告诉我：“我认为拓展的空间正在变得非常有限。大多数人家都已经买了电视机和音响；家庭购买和配置的第一次浪潮已经结束。随后的电器更新周期会比较缓慢。我不想等企业走到一个紧急时期再卖出。”有了与永乐交往的经历后，出售企业、拿着期权股票、以小股东身份继续留在这个前景暗淡的行业，这个选择已经不再吸引他了。他希望干净利索地离开这个行业，然后手持大量资金去做些新的事。“我做了二十多年的实业，到了该换换的时候了。”于是，套现成为张大中的唯一目标。最关键的当然是如何才能拿到一大把现金。

 

    尽管看起来他似乎身处陷阱和重重危险之境，但张大中对自己的优势有充分的认识。正如刘歌所言，他是“京城的最后一块肥肉，人人都垂涎欲滴”。或者如新闻标题所言—《得大中者得北京》。此时，大中电器是中国唯一一家未上市的大型零售连锁店。在他考虑向全国扩展时，这曾经被当作弱点，此时却成了这家公司最吸引买家的地方。国美和苏宁表面上都装作很漠然，但张大中知道他们对此都有十足的兴趣。其他的买家也纷纷浮出水面。百思买正在寻找进入中国的途径，他们开始接近张大中。通过刘歌的介绍，英国一家重要的零售连锁店也参与到谈判当中来。张大中发出消息说他正在寻找买家，但对所有的谈话内容都守口如瓶。

 

    终于，2007年4月，苏宁和大中承认他们正在就“发展与合作”进行交流。一时间谣言满天飞。5月，从大中公司传出一个“泄密”的消息，透露说苏宁提出了一个30亿元的收购价位。尽管还不确定，这消息一定让黄光裕夜不能眠。

 

    国美的最大竞争对手苏宁也有自己的远大目标。感谢A股在中国股票市场上的“热度”，苏宁的市值刚刚超过国美，公司便宣称其股票“是中国电器连锁企业中最好的首次公开募股”。一个记者写道，如果苏宁此时收购了大中，它就可能像“在国美的心脏—北京地区刺了一刀”；这将使黄光裕难以容忍。而且，由于法庭诉讼正在向不利于他的方向演进，黄光裕利用永乐“诱捕”大中并以此阻挡其他潜在买家的企图也正在落空。

 

    接着出现了“间谍门”事件。大中电器公司的一位雇员给国美提供了公司有关销售的绝密信息之后逃走。有消息说，这个“内鬼”是国美事先安插的。这事发生在2007年5月下旬，大中的管理层安排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说要宣布一个“轰动性新闻”，并将对当事人提起诉讼。北京所有的商业媒体悉数到场，在一块写着“惩戒不法，诚信为商”八个大字的布告牌前等待新闻发布会开始。足足晚了30分钟之后，大中的一位公关部主任才出来宣布取消此次发布会。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之下，这位主任透露说：基于张大中和黄光裕之间的一次私人沟通，张大中在最后一刻决定取消新闻发布会，也不再究查那个“内鬼”了。那么张大中和黄光裕究竟谈了什么呢？这个“间谍门”是不是张用来与黄周旋打出来的一张牌呢？这段插曲为这段故事更增添了神秘色彩。

 

    不过说到底，张大中手里最大的一张牌还是公司的销售业绩。随着经济的振兴，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电器产品成为畅销品。2007年10月第一周正是国庆黄金周，也是疯狂购物周，大中电器商场里人满为患，销售人员24小时轮流工作。国美和苏宁商场也一样。不过，一周结束，大中62家连锁店销售总额超过了国美、苏宁在北京地区80家店面销售总额10%以上。单单10月1日这一天，大中商场就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销售记录—3.5亿元人民币。黄光裕和苏宁的老板都分别给张大中致电祝贺。两家公司公开地向张大中示好，这是一场看谁出价更高、出手更快的较量。

 

    12月，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当苏宁出价30亿、已经接近拿下大中之时，黄光裕的活动也更加急迫。张大中告诉我：“他那时每天都派人来观察我们。他们日夜在我的办公大楼周围转悠，想看看是否有苏宁的人已经搬进来了。”最后，张大中向黄光裕发出48小时的“最后通牒”。“我告诉他，如果他同意付36亿元现金，再加上赔偿永乐破坏协议的两千万元现金，那就可以成交。否则，我会卖给苏宁。”两天后，黄光裕答应了所有条件。第二天，苏宁撤出竞争。12月14日，国美宣布并购大中。几周后，仲裁会给出判决：大中打赢了这场官司；永乐因破坏协议，需付给大中两千万元赔偿金。

 

    黄光裕付了这笔钱。但6个月之后，张大中又把这笔钱退了回去！他解释说：“陈晓这事做得不道德，所以我要告他；但这从来不是钱的问题，我只想讨个公道。”

 

    母亲

 

    母亲王佩英的事则是张大中要讨的另一个公道。卖掉电器商场后，他有了更多的闲暇，时不时地就会想起母亲。他常常沉浸在对她一生意义的思考中。他发现，她其实是他做所有事情的动力。在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母亲就教给他一个朴素的道理：“做人要有骨气。”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他的头脑中。她用生命为儿子树立了一个鲜明强烈的榜样。在一个毛泽东被当作神来崇拜、以绝对权力统领国家的时代，她的勇气从何而来，竟敢公开向毛挑战？如果说，在1980年，唯一能够洗掉母亲头上“反革命分子”污点的办法就是将她描绘成一个“精神病人”，那么现在，张大中感到这是不可接受的。他对我说：“这玷污了她的形象。她没疯，是她生活的那个时代疯了。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我想要还原真相。”

 

    为此，他聘请了一位律师帮他准备再次上诉、申请平反的文案。他自己则着手从法院、公安局、工作单位、老邻居和家族亲友那里搜集所有与母亲相关的信息资料。每次我到他的办公室，或者与他在电话上交谈，他都会热情地向我展示一些刚刚拿到的材料，或者讲述他刚刚发现的某个细节。我第一次采访他时，六个小时当中有一半的时间他都在谈母亲。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张王佩英1950年代的照片，是一帧放大了的黑白照。她是一位美丽的女子，穿着一件样式简单的黑色外套，脖子上系着一条纱巾，姿态优雅，眼睛里流露出一点忧郁。张大中一再对我说：“她在世的时候，我太小了，根本无法理解她；但现在我尝试着去理解她。”他反复对我表示，希望我主要讲述他母亲的故事，而非他自己的故事。“我的故事和其他中国民营企业家没多大不同，我母亲的故事才真正值得讲述。人们应该知道、应该记住像她那样的人。”我问他，此事是不是他心底最深的一道伤。办公室里忽然一片沉寂，他的脸色异常苍白。随后，他迅速点了点头，又伸手拿过一支烟，点燃吸起来。有一次，在美国旅游，他看见大街上矗立着一尊铜像，塑造的是一位青年英雄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景象：他浑身被绳子捆锁、备受折磨。张大中顿时热泪盈眶，雕像使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他对我说：“我准备请一位艺术家帮我为母亲做一尊雕像。”

 

    然而，不久前，他承认自己遇到了“软钉子”。没人用直截了当的方式拒绝他，但当局在与他及律师接触的过程中，却以各种理由将他们的申诉悬置起来。他总结说，政府仍未准备好重新公开并正视这段历史。“他们担心会有太多的家庭提出同样的要求。”他告诉我另一起相似的案件：一位上海音乐家刘文中在“文革”中因批评毛泽东被处决。“他被‘平反’时，他们也说他当时得了精神病。”2010年4月，张大中与北京高院的领导就母亲的案件进行了一次私人会谈。分手前，这位官员问他：“大中，告诉我，你会如何处理这个案件？”

 

    显然，无论张大中的个人愿望如何，对于政治行动他的态度非常审慎，不打算采取任何激烈手段。他对我说：“首先，我对现任领导人没有任何不满；第二，我其实非常理解他们不愿马上解决这些案件的想法。中国政治改革能走多快？太快也未必就好。假如我们现在实行像印度那样的民主，可能就没有稳定和高效了。总体而言，我对目前的改革步伐还是相当满意的。”

 

    张大中倾向于渐进改良而非激进变革，这自然缘于他个人的审慎性格，但也折射了中国精英阶层逐渐形成的共识。这种看法既是基于八十年代之后清醒的现实感，同时也要归功于经济繁荣带来的满意度和过去20年里个人自由的大大增加。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就是，这个国家必须正视自己现代史的阴暗面，这个民族需要民主化，但没有多少人指望它能很快实现。如果说商人作为一个群体，往往是政治上保守的实用主义者，那么中国商人则更有谨慎小心的理由，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更多地需要依赖政策和政府的善意。

 

    吴晓波是研究中国企业家历史的知名专家，就此题目著述颇多。在近作中，他描述了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从王朝时期到当代一直存在的复杂而危险的关系。在吴看来，中国商人无论多么富有和成功，面对国家政权始终都是如履薄冰，而后者有着剥削与控制商人的悠久历史。吴说：“在过去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许多中国企业家都是爱国者，他们热切地投身于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国。有时候他们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历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许多企业家表现出比许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更理性、更现实的理想。但他们所起的作用一直未得到足够的认可，反而经常要面对政府的敌视和公众的偏见。”不过，吴晓波认为，在过去的30年里，这种状况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

 

    或许正因如此，我感到张大中对当前中国领导人的支持是真心实意的。张大中的“发小”冷铁松曾给我讲了一个张大中如何受到北京市工商局官员“要挟”的事。按照冷的说法，那位官员处罚了一个商人，没收了一批建筑材料，然后强迫张大中把它们买下来。“这些材料对大中电器公司来说毫无用处，就是一堆废品，但大中还是忍气吞声地接受了。”冷总结说，“在中国当一个私营企业家并不容易。”可我向张大中问起此事时，他却笑着说冷其实并不清楚这件事的全过程。“我和工商局那些官员相处得非常好。你可能会认为我是圆滑，但人际关系就是有来有往。没有谁强迫过我。他问我想不想低价买下那些建材，我说行啊，因为我仓库里有地方存放，而且备着这些东西有需要的时候用起来也方便。”张大中承认80年代的时候，政府和全社会对个体户还不大看得起。“但1992年之后情况就变了，国家对民营企业家的政策有了改善。从整体上来说，政府对我们还是相当不错的。”

 

    德商

 

    李少华是一家提供房地产管理服务的私营公司的创办人兼董事长，他和张大中一样，认为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有了良性的改进。1993年，李少华和张大中在一次业务会议上结识，后来逐渐成为好友。两人都在北京的个体劳动者协会当过几 任副会长。个协是一个帮助协调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关系的组织。90年代初刚创办时，个协只有十几位成员，后来发展到一千多位。“1995年，因为我们的规模迅速扩大，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关注。大中是我们当中第一个应邀参加工商局会议的。政府通常比较支持做实业的好人、老实人，而不太喜欢做期货、炒房地产、手里拿着最时髦手机的那种人。”

 

    最初，李认为张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相貌平平、工作勤勉但在会上很少发言的人”。“以前我每次去大中公司拜访，都看见他身穿一件蓝马甲工作服，看起来就像个打工仔。他甚至很少喝好茶，更别提名酒了。”李少华笑着说张大中近来开始对红酒和茶发生兴趣了：“他在会上现在爱讲话了，也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多年交往下来，李少华对张大中越来越心生敬意。“我认识很多富豪，坦白讲，其中很多人实在不是东西，作为人都让你恶心。”他神情阴沉地向上翻翻眼睛，“我在这儿就不指名道姓了吧。但大中是一个少有的好人。用中国话来说，我们往往称一位有学问有文化的商人叫儒商，我想大中应该叫‘德商’。”他接着列举他这位朋友的诸多美德：正派、诚实、韧性、冷静、自信、坚持原则，既不见风使舵，又勇于挑战自我。李少华认为，这些个人品格使张大中在商业上获得了成功；而他之所以深受朋友和员工们的爱戴，则是因为他的敏感重情和慷慨大方。“有一次他听他的司机说起我的司机要结婚了，马上送了一个红包—给我的司机！还有一次，我临时取消了与他的会面，因为我岳父去世了。随后，在火葬厂，我们惊讶地看见了大中和妻子，他们匆忙赶过来就是为了向我们表达一下慰问。我的妻子深受感动。”李少华说他终于发现了张大中和他认识的其他富人不同之处在哪里：“我们都知道怎么赚钱，大中却是一个真正知道怎么花钱的人。难怪他会得到如此丰厚的回报：有这么多的人衷心爱戴他，我认为他现在就已经生活在天堂里了！”

 

    确实，我采访过的每个人都提到过张大中的慷慨大方和感恩重情。张大中以前的同学胡蓉用一句中国古话描述张大中的为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他仔细寻找过那些在张家饱受磨难与贫困的岁月里，曾经向他们表示过哪怕只是一点善意的人。比如一位老邻居，她曾经说过几句鼓励他的话，或者有人请他到家里吃过一顿简单的饭，或者是一位借给过他5毛钱的同学??他满怀感激，对他们慷慨回报。为了感谢那些在他刚刚起步时帮助过他的人，他在报纸上发了一则广告，以6万元回收一盏二十多年前他亲手制作、售价为6元的落地灯。一位顾客回应了这则广告。现在这盏他花了6万元买回来的落地灯就站在他办公室的一角。他告诉我，有一次，他乘出租车时听司机不满地说，中国所有的富人都是腐败的恶棍，他们都是从给当官的拍马屁开始起步的。他指指那盏落地灯说：“嗯，我是这么起步的。”

 

    张大中的不少老同学都已退休，如今都在靠养老金过日子。他们非常感谢张大中每年都张罗操办同学聚会，算起来已有三十多年了。胡蓉告诉我：“他穷的时候，就邀请我们到他家去聚会，所有的饭菜都是他和妻子亲手做的。他富起来以后，就在饭店招待大家，同学聚会越办越好，成了大家每年都期待的活动。”2008年，张大中还出钱资助一群老同学到日本参观游览了一次，他不但支付全程费用，而且还代付了礼品费。他帮助不少老同学的子女在大中公司安置了工作；如果没有合适的职位，他会用钱帮助他们。

 

    张大中也是一位受人爱戴的老板。他与国美刚刚达成协议，马上就给所有员工分发红包共同庆祝。国美接管公司后不久，他设立了一项基金，专门提供给大中公司所有前员工。为表彰这些员工对大中公司曾经的贡献，他们在今后的有生之年里每人每月都可以领取一小笔补贴。洪春（音）是大中电器空调销售部的经理，如今在国美工作，却仍可每年从大中基金中获得600元补贴。他告诉我：“我们都很怀旧。”他说，国美和大中的公司文化不一样。国美的管理是标准化和程序化的，这体现在其ERP会计制度和频繁的职工会议、备忘录和各种规章制度上。这更利于记账和全面管控。但大中的管理方式则更具人性化，更像一个大家庭。与洪春从未见过的黄光裕不同，张大中经常会定期去商场，他喜欢穿着和员工一样的蓝色工装，四处转转，直接感受一下销售现场的情况。一次，他看见一个销售员与某个犹豫不决的顾客不断地交谈，却无果，他便亲自上阵，提议说：“如果您买下这套产品，我可以给您200元的折扣。”那位顾客马上就掏钱购买了。洪说：“那些销售员听说这件事后，每个人都开始效仿老板。”

 

    张大中会在午餐时间和销售部的员工坐在一起吃盒饭，和他们说说笑笑。许多大中的员工都告诉我说：“他从来没有老板的架子，特别有人情味。”随着黄光裕入狱，国美的股票价值与先前相比缩水了1/4 ；2009年，销售萎缩。洪说员工的士气大为低落。“我还做自己的工作，但是根本感受不到当年在张老板手下工作时的那种激情和动力。”

 

    4月一个温润的傍晚，在那间灯光辉煌的办公室，我再次与张大中见面。他刚刚旅行归来。这次，他开着一辆BMW越野车与一群朋友到美丽的皖南山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自驾游。途中，他曾用手机给我发来一首描绘风景、抒发友情的诗歌。诗以古体写成，读来琅琅上口。我问是不是他写的，他笑着说：“不是不是，是同行的一位朋友写的。你一定感觉纳闷：大中的文学水平怎么突飞猛进了呢？”他又大笑起来，靠在椅背上，神情很是幸福。那是一个经过多年奋斗之后，享受美好人生的男人的笑容。

 

    他告诉我，如今他在业务工作上只需投入不到1/3的时间。在股票市场上学习了一年后，他做了几个重要的投资决定。他将10亿元贷给了一个为客户提供商业贷款的国家银行，他认为这些客户相当稳妥安全。然后他又用20亿元分别购买了几家风险较高的公司、企业的股票和债券。他说：“不过，我是在低位进入的，而且属于长期持有。”或许，就像整个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低迷的阵痛、经受着从旧有的加工出口模式过渡到前景不明的新阶段的压力一样，张大中个人的长期计划也需要时间来塑造成形、发展壮大。现在，有一个监察市场的团队随时向他汇报情况，他就可以用余下的2/3时间来给自己“充电”—旅行和阅读。在北京时，他会定期打网球。这个爱好他已经保持了十多年。他笑着说：“球友们都说我最近球技见长。以前我一年365天都在工作，脑子里永远想着跟销售有关的事。所以我在网球场上总走神儿，球经常会打到我的脸上！”

 

    除了在中国旅行外，他也常出国前往北欧、加拿大和南美洲等地。他给我讲他读过的一本回忆录，关于一位美国投资人骑着摩托车周游世界的故事。“他也是60岁左右。有一次，在非洲，他遇到了一帮占据金矿的匪徒。他居然深入到这群土匪当中，详尽了解了开采金矿的整个过程。后来，在他决定何时投资金矿的时候，这段经历起了关键作用。我出去旅行倒不是为了找金子，但我相信旅行会开阔人的视野、丰富人的心灵。”

 

    阅读是张大中的另一项重要活动。他的阅读方式也显示出他一贯的严肃与有条不紊。（他曾带我看过与他办公室在同一楼层的健身房，工作之后他常去那里健身。健身房紧邻一间卧室，如果在公司工作到太晚，他就住在这里。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衣柜里，熨得笔挺的衬衫和长裤分别挂在不同的格架上；结实的运动鞋和质地精良、刷得干干净净的皮鞋分排摆放；袜子、领带、书籍和DVD光盘，一切都收拾得井然有序。张大中说：“从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习惯里你能看出他的性格。”）在他诺大的办公室里，有长长的一面墙都是书，我在书架前浏览：商业、金融、历史、哲学、文学、东西方伟人们的传记等等。旁边，两张矮方桌上，整整齐齐、高高摞起一堆一堆的书，每本书里都夹着醒目的卡片。张大中有个由三位职员组成的“阅读组”，他们的专职工作就是每天阅读不同主题的书籍，然后通过综述、笔记和摘录的方式向老板做汇报。张大中说：“我无法从头到尾地阅读所有的书，所以我需要依靠这些笔记。”他说着指了指方桌上那几摞书。不过，有些书显然特别重要，他不仅会自己阅读每一页，而且还会买好多本与别人分享。

 

    其中有一本毛泽东传记，让张大中深为震动，他特意找到定居伦敦的作者表达他的赞赏之情。2007年，作者回北京，张大中请她吃饭，并表示愿为她日后的写作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尹缙琦是张大中阅读组的负责人。她告诉我，对阅读组成员来说，这本毛泽东传记可并不容易读。尹是个身材娇小、开朗活泼的女孩，长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干练得体，并且是金融经济学硕士。她读书很快，可以在一天之内轻松地读完一本大部头书，而且仍然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

 

    不过，她告诉我，毛泽东传记对她来说还是太难了，对于她们这种成长于后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人来说，这本书的内容“太陌生”了。“张总对我们很不满意，他要求我们必须用心细读这本书。”

 

    那天我和尹缙琦一起乘车陪同独立制片人胡杰去采访，一路交谈。胡杰先前拍过两部讲述女性遇难者的纪录片：一位是“右派”林昭，由于批评当权者而被长年关押，最后被枪决；另一位是中学校长卞仲耘，“文革”初期被她自己的红卫兵学生打死。两部片子在民间则名声远扬。现在胡杰是受张大中之邀来拍摄关于王佩英的纪录片。那天下午，胡杰采访拍摄了王佩英以前的两位同事，现在去北京东郊采访一位目击者，他曾经参加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十万人宣判大会，王佩英就是在那一天被处决的。目击者潘士弘恰好也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决定跟他们一起去采访。

 

    当晚，在那间灯光明亮的舒适客厅里，潘士弘在摄像机前生动地描述了将近40年前发生在工人体育场里的情形。公审大会一开始，高音大喇叭先是播放响亮的革命歌曲和毛主席有关阶级斗争的语录，随后是在场十万人一起反复高呼口号。12个“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位是张大中的母亲王佩英—被带进场地。他们都被五花大绑，每个人都由三个红卫兵押着，强迫他们在地上跪成一排，并狠狠地压着他们的头。批斗开始，每次宣布一个人的死刑判决时，押解人就会用手揪住那个被判刑者的头发，猛地向后一拉，让他或她抬脸冲着观众。现场的气氛从狂热接近沸腾，因为被判决的人挣扎反抗，可以看见地上扬起的一阵阵尘土。他们的脖子、手臂都被牢牢地捆住，被押解人从后面拉紧。最后，在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他们被拖走执行死刑。

 

    潘当时只是一个22岁的青年教师，却时时感觉自己地位岌岌可危，因为家有海外关系，他可以轻易就被定为西方间谍。坐在人群中，他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命令参加这个公审大会了—这是对像他这样的人的一个警告。“我很惭愧，当时我也冲着他们喊口号了，因为我害怕极了。”在那个年代，没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潘还讲了他知道的许多其他案件，那些有关殴打、羞辱和出卖的故事。他谈得最多的，是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恐惧感。

 

    采访完毕已是深夜，我们回到汽车里，所有人都沉默无语。当汽车平稳地驶入城郊之间一条新建的宽阔的高速公路时，尹缙琦转过头对我坦诚地说，潘士弘的叙述让她非常震撼。她说她的同龄朋友中没有一个人了解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可能他们也不想知道。她说她只是因为在张大中手下工作才对此开始有了更多的了解。

 

    “但我仍然感觉很困惑，”她说，语调迟疑，一副天真的神情，“这听起来太不像真的了，太不可思议了。不过潘先生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有修养，人很随和。我想，像他这么好的人不会骗我们的。这些事肯定不是他编出来的，是吧？”

 

    听了她的话，我明白了为什么张大中会忧虑，会坚持要这些年轻人用心阅读毛泽东的传记。我想起胡蓉对张大中的一句评价：“他是一个经历过许多苦难的人，但我从没见过谁有他这样走出苦难的决心和勇气。”

 

    张大中还曾对我提起《北京晚报》上的一篇文章。文章报道了近期发生的一件事：北京一所高中的一个学生向当局举报自己的老师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因为这位教师在课堂上批评了政府和中国的政治体制。不过，报上的文章说，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不应该因言治罪。这个报道引起了国内一些知识分子的不安：对他们来说，那个青年学生举报老师的行为证实了他们的悲观看法，即文革的流毒仍远远没有肃清，尽管过去30年中国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历史的幽灵依然在人群中徘徊。

 

    张大中却看到了光明的一面。他神情满意地对我说：“你知道，这样的报道就是在给人们普及关于法治的教育。它意味着，我们的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发展了，政治上也在进步。”

 

    后记

 

    2010年3月27日，张大中在北京香格里拉大酒店召开母亲王佩英遇难40周年纪念会。约有500人到场，其中包括许多老邻居和家族亲友。著名自由主义学者茅于轼先生发表了感人的悼念辞，赞颂王佩英是一个英雄、一个真理的殉道者。张大中在发表感言当中几次哽咽。他向那些在张家经历苦难的黑暗年代里曾向他们表达善意的人们鞠躬致谢。随后，人们排成长队，一一向王佩英的画像献花。每人都收到了一套有关王佩英生平的材料，包括一本制作精美的小册子和一张DVD纪录片光盘。张大中还为母亲的油画肖像举行了揭幕式。整个纪念活动进行得很顺利，未受到任何的干涉。

 

    2010年5月18日，黄光裕因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和公司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以6亿元罚金，没收2亿元财产。与此同时，国内媒体报道说贝恩投资公司已经在黄光裕入狱后购买了相当多的股票，将变成国美的第二大股票持有人。

 

    黄光裕何以获此重刑，我迄今仍未找到一个满意的解释。人们在茶余饭后传递着各种小道消息，涉及此案的法律程序和大量信息却仍然晦暗不清。不过，在北京与本地商人的交流中，我常常听到对黄光裕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个在生意场上极其冷酷无情的人。他的供应商都恨他，因为他压价太低，让他们几乎没什么利润可赚。有时候他会用残暴的手段对付对手。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讲的是黄光裕是如何处理一个“叛徒”的：一个曾在国美供职的公司管理人员离职后自己创业，成了国美的竞争对手，黄光裕的人决定给他一点儿颜色看，于是把他痛打一顿，竟然打成了残废。按照坊间的说法，这个人后来坚持不断提供的信息成为调查黄光裕并把他送进监狱的关键。这个故事的道德寓意似乎表明，一个人过于贪婪、对他人过于强势，最终必会招来怨恨、垮台灭亡。按照流行的观点来看，此案无非是由于黄光裕是个无良奸商，做得太过头。至于事情的另一侧面—他培植的官方后台势力不够强大，没能保住他—大家对此虽然不大讨论，却都心知肚明。

 

    续后记

 

    2011年3月9日，经过一场明枪暗箭、一波三折的博弈，从黄光裕入狱后一直执掌国美电器公司大权的陈晓宣布辞去一切职务，由张大中接任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并担任非执行董事。但张大中本人显然并无重返家电业的意图，他也并未卷入此前国美内部的种种纠纷争斗。或许，作为一个公众形象良好、各方都能接受的行业前辈，他只是帮帮朋友的忙，每年开几次董事会而已。“你没注意到我的名衔很有意思吗？”他在电话里笑着说，“我当的是非执行董事。”

 

    2011年6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王佩英案。这一次，终审判决书不仅推翻了对王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并且撤销了1980年原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判决书，宣布王佩英无罪。“精神病”的“尾巴”也去掉了。

 

    一桩深藏几十年的心愿，终于了结了。将终审判决书付印送发各界友人时，张大中附信的标题是“苍天有眼，善恶有报。”